小紅在國外讀初中期間，用母親的身份證號碼註冊了直播平台賬户。短短一年時間，用母親的微信和支付寶對直播賬户進行付款充值，購買虛擬幣進行打賞，金額共計65萬餘元。母親發現銀行卡消費異常後，小紅先是謊稱用於購買生活用品，後承認鉅額打賞主播。小紅母親多次找直播平台協商退款事宜，均未果，無奈將直播平台訴至法院。（5月29日《人民日報》）
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證件註冊直播平台賬户，然後鉅額打賞主播，最終引發法律糾紛時有發生。此類糾紛中，原告方（未成年人監護人）一般以被監護人屬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為由，主張被告方（直播平台）返還鉅額打賞。而直播平台則依據註冊賬號及打賞規則，要求原告證明對該打賞行為毫不知情，是被監護人擅自所為。
根據最高法相關司法解釋，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遊戲或者網絡直播平台“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從媒體報道看，發生糾紛後，原告獲得全額返還打賞的機會微乎其微，大多選擇與直播平台私了。因為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原告方很難舉證未成年人的打賞行為，確屬“未經其監護人同意”。
值得注意的是，鉅額打賞網絡主播，除未成年人外，更多的是成年人，他們有大學生、社會青年、公司職員、機關幹部，等等。打賞金額少則數千元，多則近千萬元。用來打賞的鉅款，有自己血汗錢，有騙（偷）父母養老金、有借親友的、有借高利貸、有貪污公款，甚至有賣親生骨肉的……瘋狂打賞的後果，有自殺了之，有妻離子散，有把家庭帶入債務深淵，有鋃鐺入獄……這種新聞讀後，令人不免扼腕嘆息。
有觀點認為，直播平台是市場化經營，粉絲給主播打賞屬於個人贈與，不必監管。其實，這種説法站不住腳。直播不是做公益，主播不是“活雷鋒”，其收入靠粉絲打賞為主，在直播間表演或主持屬勞務付出。不管主播有否暗示或明示，直播中激勵或誘導粉絲打賞的機制事實存在。粉絲往往是被爭相刷存在感的氛圍裹挾或誘導下，非理性打賞主播，迥異於民法意義上的贈與。
為了抑制粉絲瘋狂打賞，以及網絡直播健康發展，對打賞主播金額設限已刻不容緩。即，對一個設備終端或帳號在一定時間內，對某個平台、同一主播刷出的打賞金額，設定最高限額，超過無效。否則，放任自流，粉絲打賞主播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由此引發的後果，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