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進入“智治”時代

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變革正在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為政府治理提供了科學高效的新方法和新路徑。在許多學者看來，從傳統治理到“智治”再到“整體智治”的數字化轉型是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的重要舉措，是實現政務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引擎。

從“治理”到“智治”

政府數字化轉型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強化政務數據的整合、開放、共享， 構建人機協同數字化、智能化的集成應用系統，通過流程再造實現各級政府部門跨系統、跨地域、跨層級的高效協同。政府數字化轉型是政府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系統性過程。

清華大學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張成崗表示，科技創新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技術路徑，人類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材料工程、信息技術等新興學科羣上的突破必將在治理主體、治理方式等方面引發“化學反應”，加速推進治理現代化進程，開啓社會治理的“智治”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鄭水泉提到，數字政府是數字中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努力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字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

哈爾濱工業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米加寧認為，當前中國在政府服務的智能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地政府均在進行積極探索，中國政府率先開啓了數字化轉型之路。

提高服務效率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鬱建興表示，“智治”實質上應是“整體智治”，即治理主體之間有效協調、共同開展公共事務治理。“整體智治”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精準高效為目標。具體來説，“整體智治”包含三個關鍵元素：一是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即公共治理的電子化、數字化，這是“整體智治”的基礎。二是整體化的治理實踐，整體政府是整體治理的基礎，整體政府理論更強調在內部分工的基礎上做好統一輸出，高效匹配公共治理需求和供給。三是精準高效的需求回應，即及時準確地回應特定的公共治理需求。

中山大學數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鄭躍平提到，隨着PC端和移動端的發展，政府越來越多地藉助網站、App及第三方應用平台來構建新的政務服務渠道。但這種轉變不應是單純的渠道或服務方式的轉變，而應是管理、制度、模式、理念及文化的整體發展重塑。當前，整個數字化政務服務體系仍未能形成融合性的高質量服務體系，政府內部還需完善管理機制、整合資源，以整體性為導向提升服務效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黃璜認為，當前政府的數字化轉型雖然取得很多成果，但也面臨諸多挑戰。應致力於建設由平台驅動的數字政府，即政府基於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構建一個廣泛聯繫各種主體的平台，實現數字資源的應用和共享。

推動平台式整體協作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院長張斌表示，當前數字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提出了挑戰。因此，我們應積極把政務信息工作納入整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規劃中，明確政務信息資源歸檔管理主體和歸檔範圍，處理好政務信息資源與政務業務系統的關係，構建平台和業務協同的政務信息資源管理模式。

鬱建興提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實現對政府的整體智治。一是完善以數據共享為基礎的跨部門、跨主體協作體系，由政府主導重構治理流程。二是在理論上推導電子化、數字化公共治理行為的大致邊界，結合數字技術衡量公共治理行為的準確度。三是夯實智治的法治基礎，對數據的產權、智治與個人隱私關係等問題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四是建立智治思維，開展智治培訓，促進智治與傳統治理的有效融合。

鄭躍平認為，應將自上而下的規劃指導和自下而上的探索有機結合，建立明晰的戰略目標，形成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長期規劃及執行方案。打破政務服務的碎片化現狀，明確責任主體和權責邊界，通過制度化的方式規範渠道建設、服務流程、服務內容和數據共享，藉助完善的管理機制推動跨層級、跨部門的協同，積極探索數字化政務服務體系建設中的政企合作模式。此外，還要做好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工作，這是構建融合性數字政府建設體系的前提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