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家”楊秀清之死，背後藏着太平天國陷落的真相

1856年夏天，正當太平軍佔領了長江中游的廣大地區，攻破了清軍江南大營，咸豐皇帝“憂心如焚炒、“寢食不安”的關鍵時刻。

金陵古城，秦淮河畔，霎時颳起血雨腥風，夾雜電閃雷鳴，猛烈地摧殘着建立不久的新天朝，把天國軍民震擊得耳昏目眩，天旋地轉。

一場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的內部變亂，使方興未艾，如旭日初昇的太平天國運動，頓刻間變得像日之將夕，昏暗慘淡，瀕臨崩潰，趨向敗亡。

坊間在談論天京之變時，往往過於突出楊秀清為滿足個人野心，從而逼封萬歲，欲取洪秀全而代之，結果導致殺身之禍。然而這樣先入為主式的理解，會導致對史料的扭曲性解讀，卻忽視了太平天國內部的深層矛盾。

太平天國的政權結構是在嚴酷的戰爭狀態下形成的，金田起義之初，太平軍的組織是完全的軍事機構，洪秀全是軍事統率，有發號施令的權力。

辛丑元年十月永安封王，規定西、南、北、翼四王均受東王節制，洪秀全升為太平天國君主，軍事上發號施令之權歸為楊秀清所有，“令行禁止由東王”，“一切號令皆自伊出”。當然，這也可能是洪秀全認識到自己能力不足的緣故，“自知能力不及楊秀清，一切軍務皆委之，任其裁決”。

這實際上形成了太平天國的獨特政體形式——軍師負責制，在這種政體形式中，洪秀全沒有執掌實權：其一，太平天國起義的檄文沒有用天王名義發佈的。其二，被視為皇帝旨意的上諭，在現有史料中尚未發現有天王洪秀全頒佈的。其三，天王府所有朝內官都是天王侍從儀衞的官，沒有一員是管理行政的官員。其四，所謂的“六官丞相”，是官階不是官職，沒有管理政務的權力。

因為我們能看到以天王名義頒佈的詔旨，其他各王頒佈的條令稱為“諭”，各王級別不同頒“諭”的名稱也不相同，大致上是按照與上帝神性血統的親疏而定。但洪秀全所頒的詔旨大多與宗教事務有關，因此可以肯定的説，洪秀全的世俗權力是有限的。他的世俗權力藉助於禮的形式鞏固和規範，一方面使得人們對君主的地位產生敬畏；另一方面使得君主不需要與人爭勝就可以無為而治。

所以定都天京後，對宮室、印璽、朝儀、服飾、飲食、秩階的規定便繁瑣起來。洪秀全採用傳統的拓寬權力距離的辦法：幽居深宮，為他的世俗權力更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據《賊情彙纂》記載：“洪秀全每至一處，必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衙，巡行閭市。凡有軍務議定奏上，無不準者，每批旨準二字。”東王楊秀清“刑賞生殺，偽官升遷降調，皆專決之，洪逆畫諾而已”。

可以説，楊秀清是政策權、人事權、司法權的實際把持者，洪秀全雖然是名義上的最高領袖，但無論是關乎面對天下的君民關係還是涉及政治人物之間的朋黨隸屬關係，洪秀全都無法確定自己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這種關係沒有被規範化，與之相關的各種制度也無從談起。

太平天國的各種制度雖然表面上看似完備，但實際上與中國傳統帝制制度的規範性相差甚遠，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規範和約束機制——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這樣的“虛君制”。

而在太平天國的政體形式中，洪秀全的地位實際上是教主，主要功能不在世俗領域而在精神領域，他的權力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道德權力，是基於人們的內心尊敬而自願服從的權力，滿足的是人們對一個精神領袖無私無我的道德期盼。

實際的政治運作和軍事運作，則由楊秀清為首的官僚系統和軍事指揮體系完成。當然，如果在太平軍內部政教功能分離，洪秀全和楊秀清各自行使宗教功能和指揮功能，太平軍作戰時聽命於楊秀清，平時的意識形態灌輸由洪秀全完成，然後按照西方中世紀的政治制度安排，楊秀清的作戰指揮權來自洪秀全最高教權的授予，也就不會出現混亂。

然而，問題是太平軍是由原來的拜上帝會組織發展起來的，戰士同時也是教徒，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集合體，實際的權力必須基於對教權和軍權的雙重把握。楊秀清看到了教權功能的強大，在握有實際軍權的同時，想把自己的權力也擴展到教權領域，這就造成了教權領域的混亂，從而使得政權領域愈發混亂。

幾乎所有討論天京變亂的文章，都會把“杖責天王”事件，視為天京之變的一個背景材料，來佐證楊秀清的奪權野心。然而這樣的論者，有意無意的模糊了時間概念，導致一般讀者普遍誤以為是天京之變前剛剛鬧出的風波。其實，那是發生在定都天京後僅僅半年左右的一件舊事，即天京之變的三年多前的1853年。

事情發生在185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日乃禮拜天。諸王議事完畢後，楊秀清借“天父下凡”之口，要求天王府解除四位女官在天王府的勞作，放她們長假。説到這裏，我們會感覺納悶，區區小事，為何會勞煩“天父下凡”親降聖旨？原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定都天京後，洪秀全為自己大修天王府，方興土木，且因禁用男勞動力，無論怎樣的重體力活，蓋有婦女承擔，苦不堪言，而洪秀全又性情暴躁，略無體恤之意，非打即罵。

每每親自督工，以及他對後宮有孕在身，但忤旨的“娘娘”，竟“用靴頭踢擊”，甚至施以“杖責”，此種虐待事件，頻頻發生。天王駕前的女官，大多是出身金田起義的”老姊妹“，她們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徵調來的女性勞力，就可想而知了。

楊秀清也曾就此事多次給洪秀全諫言：“女官若有小過，暫且寬恕，即使教導，亦要悠然；如遇天時雨雪霏霏，即令暫且休息；如此安慰，彼必寬心樂意，知恩戴德，事必易成。“然而，洪秀全全部當做耳邊風。因此楊秀清欲加諫阻，就只能借”天父下凡“來杖責天王。

對於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後，幽居後宮，不問政事，楊秀清也多次向洪秀全進諫。多涉為君之道，君臣大義。“木從繩而直，君從諫而得正。君有未明，良臣啓奏，君則當從；如此君臣同德，上下一心，為萬世之良法也。“

以及關於幼天王的教育問題：“天父賜來寶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來故意戲弄破爛則不可。務要其體念物力維艱，為天下法則。由此可至萬萬世，為慈父教其子也。”但洪秀全都置若罔聞。這是楊秀清杖責天王的第二個動機。

洪秀全曾校訂《聖經》，重新頒佈以再度整合太平天國的神權系統。之後又發動一場如火如荼的反孔運動，完全否定孔孟及諸子百家學説。他不分青紅皂白，將中國曆代典籍一律斥之為妖書。

“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説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楊秀清則認為“孔、孟之書不必全廢，其中合於天情道理亦多”，於年以“天父”名義制止。洪秀全刊印新、舊約聖經，他也下令中止。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洪，楊二人之間的分歧點是：一方不依照儒家倫理為君，另一方卻恰以儒家倫理來丈量其行為。楊秀清所諫言的內容，句句符合宋明以來儒家價值觀。聯繫洪秀全“欲盡廢六經四子書”，而楊秀清則主張“未便一概全廢”，我們就可以知道雙方真正的衝突根源，源於兩人政治理念的落差。杖責天王，此乃其三。

1855年正月，素無活力，猶如死水的天京城，突然爆出一個激動人心的大新聞：“今元勳兄弟姊妹，俱皆團聚，天父概念前功，不忍久使鰥守，許男女得配偶，開列年貌，註冊以厚選擇。“這是所謂的“給配令”，即取消男女分營制度，准許男女婚配，夫妻團聚。

性，是太平天國的一個燙手山芋，在此問題上，它一直左右為難，未獲佳策，得過且過。洪秀全曾在永安許諾，“至小天堂”，眾人就可以享受家庭生活，夫貴妻榮。

然而，定都南京之後，一晃三年過去了，對此始終裝聾作啞，仍然實行男女分營，徒眾繼續在男女授受不親中度日，此可謂大失信於國人，問題積攢越來越多，曾造成形形色色的案件。還發展到動搖人心，泯滅忠誠的地步。

天官丞相曾水源的胞弟，因為涉嫌謀叛清軍，而被處以極刑。事後，楊秀清很沉痛的對手下説：“新兄弟逃走就罷了，同起廣西的老兄弟也叛逃，難道是我楊秀清待諸位不厚嗎？”

然而，眾廣西老弟兄的回答，着實觸動了楊秀清：“昔日在金田永安時，天父曾許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團聚，乃至已三年，眾仍無家。”無家，這至為樸素的兩個字，揭示出天平天國政策的巨大危機和根本困境。

舉國上下，唯有“神天小家庭”成員享有家庭，舍此數人之外，再無人有家室，每個人都是隻供國家任意編程的符碼，一種附庸和非獨立存在。與農民人有其田，人有其家的基本生存願望背道而馳。兄弟們從金田隱忍到南京，又隱忍三年，終於忍不下去。

但，男女分營是天王洪秀全的聖旨，背後有其創教立教的精神，是他思想組成部分，這樣的一個重大問題，楊秀清明白必須請示天王。然而有此前的經驗可知，洪秀全在此事上斷不會有更改之意的。

楊秀清於是又只能藉助“天父”身份，來宣佈這一改革。事實上，天王向左，東王向右的局面，此前不止一次的出現。較為突出的，還有此前東王在武昌高調祭孔；以及設法解除對於龍王的禁忌等。

至此，我們不難得出。洪，楊二人的矛盾激化，是理想、理論與現實、實際之間的巨大斷層導致的。作為天平天國的精神領袖，洪秀全在大多數時間都是幽居深宮，多不參與國事。一直在自己的大腦中構建，充滿狂熱與偏狹的，原教旨主義的所謂理想國。而反觀楊秀清，則是天平天國的實際操盤者。

他深刻理解天平天國比比皆是的陋症頑疾，已經成為其繼續前進的障礙。譬如男女分營；糧食短缺；社會蕭條；分配不公；軍民逃亡等。楊秀清對於洪秀全的各種反彈，起因大多是後者的謬誤，因此，楊秀清實際上是扮演者太平天國弊病改革者的角色。

楊秀清是有非常的行動能力和組織能力的人?又是個雷厲風行的鐵腕人物。自加入拜上帝教以後，就把自己的命運與對清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忠實於太平天國的事業，在對敵鬥爭中毫不妥協。

他任太平天國正軍師，總理軍國大事，從金田起義到佔領南京期間的軍事決策中，確實表現出了非凡的軍事天才，以自己極強的組織、指揮能力和非凡的智慧，規劃宏謀，決定方略。就連清軍也不得不承認楊秀清“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頗能諳習。雖不讀書，周知兵法，然皆詭詐機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勢”。

事實也説明，洪秀全雖然是天王，掌握着太平夭國最高的決策權，但他卻不過問太平天國的軍政要事。楊秀清雖然掌握了太平天國的軍政大權，但他卻沒有最高的決策權。面對着當時太平天國所面臨的諸多急需改革的現實問題，筆者認為，楊秀清的“逼封萬歲”想要爭的不是座次和虛榮，乃是為開展改革爭取更大的話語權，改變受制於洪秀全的狀況，以便於名正言順的嘗試各種改革。

以往把楊秀清歸於“野心家”這一結論，筆者認為是不公允的。因為楊秀清明白，他的所有權能的發揮，都必須在拜上帝教這一話語體系當中，因此只有維護這一體系，而不是加以破壞。

但是，只要在拜上帝教的體系中，洪秀全的獨尊地位就是無可取代的。這點毋庸置疑，楊秀清也是明白的。所以，並不存在什麼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問題。

楊的矛盾不可避免，但在如何解決矛盾的問題上，洪楊之間卻採取了不同的解決方式。楊秀清把洪秀全作為兄弟，用內部矛盾的解決方式，即和平奪權。而洪秀全則不然，為了維護自己的獨尊地位，他全不顧自己與楊秀清的兄弟情義，以及他在天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視楊為敵人，以殘酷的屠殺手段去處理這一矛盾。

楊秀清的逼封雖然成為天京變亂的導火線，但在逼封后，楊對洪秀全的允諾深信不疑，沒有絲毫的戒備心。因此，他未採取任何的防範措施，在短短的12天時間裏就被殺害。

早已懷有成見的洪秀全，在楊逼封后採取積極而有效的進攻措施，牢牢控制着逼封后形勢的主動權，使變亂按照自己的計劃和意願進行。他達到了殺害楊秀清，收回神權和軍政大權的政治目的，成為天京變亂的勝利者及最大受益者。洪、楊誰是真正的“野心家”，已經昭然若揭了。

回到天京之變，筆者認為此事件的焦點在於太平天國制度和社會現實本身的巨大落差。”權力之爭“和”個人野心“背後是太平天國由表及裏的叢叢弊端。天京之變，實際上是太平天國各種矛盾和交集，借權力鬥爭的方式訴諸表面化的結果，也是謀求矛盾解決與克服的一番嘗試。

然而可悲的是，從最後的結局來看，顯示此政權完全不具備理性處理危機的素質和能力。太平天國錯失了一次變革機遇，帶着它的惰性和頑疾，逐漸走向崩潰。

1、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中華書局

2、張德堅：《賊情彙纂》，中華書局

3、楊華偉：《楊秀清逼封萬歲考辨》，《實事求是》，1992.1

4、卜利民：《對“洪秀全密詔誅楊“ 的一點看法》，南京師院學報，1983.4

5、夏燮：《粵氛紀事》，中華書局

6、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華書局

7、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商務印書館

8、徐修宜：《對天京變亂責任問題的辯證探討》，阜陽師院學報，2003.4

9、文明和：《對太平天國領袖羣的觀察與思考——太平天國失敗原因探析》，湘潭大學，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