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中午，九派新聞從廈門大學校友會獲悉，著名教育家、廈門大學百歲教授潘懋元逝世。
家屬發文：“我們敬愛的父親潘懋元先生，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不幸於6日上午8時50分逝世，享年103歲。特此泣告。”
不少廈大學子轉發了此條信息並緬懷老教授，“師者千古”。
率先提出“不能把大學生當作小學生來教”
潘懋元從15歲開始從教，至今已八十八年。他曾執教於小學、中學直至大學，其中擔任了小學校長、中學教務主任、大學教務處長、大學校長。
回想起第一次上課，他形容那是一次失敗的課，“終生難忘”。
他曾笑着對學生們説:“15歲那年，我第一次給小學生上課，事先我花了很多心思備課，準備了很多材料，也制定了計劃。可是到講課那天，一上講台就緊張得不知所措。結果才15分鐘，就將備課的內容講完了。學生們在下面嘰嘰喳喳、打打鬧鬧。”
為教好書，他去讀師範，想要掌握小學的教育教學方法。可是隨後在給大學生們講授教育學時又失敗了，因為面對他們，潘懋元仍舊照搬小學教育教學的方法，也因此受到了批評。這次失敗讓他把學習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高等教育學，由此開啓了他的高等教育研究道路。
他原本打算自學，找來了莊澤宣的《教育概論》，但由於內容晦澀難懂，難窺其奧。在兄長朋友的介紹下，潘懋元以插班生身份進入當地一所私立中學即將停辦的師範科念高二，第一次系統學習了教育學、教學法和教育心理學等課程。
潘懋元(左二)與施蟄存（中）等師生合影留念
為貼補雜費和生活費，潘懋元高中時期一邊給報刊寫稿子，一邊在夜校兼課。從大二開始繼續在小學、中學兼職授課，到大學畢業時已是中學教務主任，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
上世紀50年代，潘懋元是廈門大學的教師，他敏鋭地意識到，普通教育學理論無法全面解決高等教育面臨的諸多難題，率先提出“我們不能把大學生當作小學生來教”的論斷，並於1957年在《學術論壇》上發表了《高等專業教育問題在教育學上的重要地位》一文。
該文從智能教育、大學生身心發展和社會經驗的特殊性等方面區分了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的不同，進而倡議建立一門“高等教育學”，被學界公認為是倡建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開山之作。
1956年，暑假後的新學期，學生們發現，廈門大學的課程表裏出現一個小小的變化：原來的“教育學”變為了“高等學校教育學”。幾字之差，卻標誌着“高等教育學”在我國首次作為獨立的課程被搬上課堂。
1978年，潘懋元發佈《開展高等教育理論的研究》《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的理論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芻議》兩篇文章，振聾發聵，引人矚目。
有人如此評價其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貢獻，“揭開了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序幕，對後來以科學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啓蒙和指導作用。”
20世紀80年代，廈門大學建立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點；90年代中期之前，潘懋元促成全國最早的4個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點。
提出“學習—研究—教學”的教學方法
潘懋元常説，“導師對學生在專業知識上的具體幫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點撥及人格上的影響。”
他在數十年教學實踐基礎上總結提出了“學習—研究—教學”的教學方法。該教學法要求學生首先自學教材，並圍繞感興趣的話題進行系統研究，然後向師生講授研究發現。
廈門大學有一個堅持多年的學術傳統——週末學術沙龍，其首創者，正是潘懋元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潘懋元先生就在每週六晚上，邀請學生們到家中舉行學術沙龍。
沙龍舉辦時，他總是選擇坐在門口，點燃一支煙，聽學生們的討論。之所以選擇坐在門口，是因為信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允許學生與導師有不同的意見。
參加過學術沙龍的廈門大學檔案館館長石慧霞説，“沙龍使我把大學行政工作與學術思考結合起來，用思考的方式來看待工作和生活，用交流的方式達成精神自洽和和解共識。”
在潘懋元的推動下，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專門建立了學術例會制度。通常每週一上午全院師生不安排其他活動，由本院師生或校外學者作學術報告。
無論是颳風下雨或酷暑難耐，他總會準時出現在院學術報告廳，專心聽報告，認真做筆記，熱情參與討論，這一習慣堅持至今。
據廈門大學師生透露，潘懋元的課程一般集中在秋季學期，因此每年暑期都在家中備課。他備課不僅“備內容”，還要“備學生”。
根據潘懋元多年的觀察，學術型博士生閲讀廣泛，基礎較為紮實，但大多不愛發言；專業型博士生工作經驗豐富，喜歡侃侃而談，但限於工作經驗，缺少理論深度。他總是鼓勵學術型博士生踴躍發言，大膽分享自己的觀點，但要理論聯繫實際；對於專業型博士生卻要“約法三章”：不得超時、不得只談經驗、不得過於發散，要求實際聯繫理論。
“他可能從沒掌握過一門外語，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並沒有很高的造詣，但在他早期教育中，首先學會了怎樣做人，同時也學會了用漢語表達自己的思想，最後，他學會了把從各處學來的有用知識融入他學生時代形成的知識框架中”。國際著名教育學者Ruth Hayhoe教授在多次採訪潘懋元后如是説。
“學生既是我的教育對象，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源泉”
潘懋元在“九十感言”中寫道，“我於十五歲時就在家鄉的一所私立小學當教師。1935年至今，對我來説，不是一條虛線，而是一條教師生活綿延不絕的實線……學生既是我的教育對象，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源泉”。
他每年都要親自批改學生的課程作業，對每篇論文的總體思路、研究方法、論證邏輯以及文字表達等各方面進行細緻修改，字數累計多達50多萬字。
教學過程中，無論是學生題目的擬定、報告的呈現、論文的撰寫，潘懋元都會悉心指導，對於選題不合理、準備不充分或數據存在不實等情況，他都會提出嚴厲批評。
他認為，只有全程參與學生的學習過程，才能全面瞭解學生，才能有針對性地施教，才能充分發掘學生的潛質。
潘懋元培養的研究生成為知名學者、專家的近50人，已獲得學位的碩士、博士百餘名，但他對已畢業學生的名字、家庭情況和發展近況如數家珍，對於多年沒有聯繫或許久沒有消息的學生，他還會親自打電話詢問近況。
一位學生來自農村，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正在他為住宿費一籌莫展的時候，卻被告知，潘懋元已替他墊上住宿費；一些家在外地的學生，逢寒暑假回家時，總會在第一時間接到潘懋元打來的長途電話，詢問路上是否順利；有地方發生地震或其他自然災害，潘懋元總是詢問那裏的學生是否平安。
2000年80壽辰時，他從個人積蓄中拿出近20萬元設立“懋元獎”，每年在廈大校慶期間對那些優秀年輕師生給予獎勵。在廈大85週年校慶時，又捐款25萬元，其中20萬元指定用於“懋元獎”，成為在校教師中個人捐款數額最大的一筆。
潘懋元曾深情地説：“我的理想就是當教師，當一個好老師”“我一生最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裏”“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我還會選擇教師這個職業”。
九派新聞記者 肖潔
【來源：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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