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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后七年（前157年）夏六月初一，一代明君漢文帝劉恆駕崩於長安未央宮，享年47歲，安葬在長安東郊白鹿原上的霸陵。其後，太子劉啓繼位，是為漢景帝。
漢文帝在位23年，勵精圖治，實行德政，使漢朝從內憂外患中走向太平盛世。漢景帝登基後，延續了文帝時代清淨無為、與民休息的國策。文景兩代君主在位的時代，被後世史家譽為“文景之治”。
模範皇帝
漢文帝23年的君主生涯，堪稱中國兩千年帝國時代的模範。一向秉筆直書，對漢朝皇帝頗有微詞的司馬遷，評價漢文帝也不吝讚譽。那麼，漢文帝有哪些地方值得後世君主學習的呢？
漢文帝生活非常簡樸，在位23年，宮殿、園林、車騎儀仗、服飾器具等物質享受什麼都沒添加。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絲衣服，他所寵幸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拖不到地面，所用的帷帳沒有刺繡花紋。他以身作則，提倡勤儉樸素。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計算成本，需要花費百斤黃金，相當於十户中產家庭的財產總和，便打消了動工的念頭。漢文帝修建霸凌，利用山脈地勢，不另建高大的墳堆，陪葬器物也都用陶製，不準用金、銀、銅、錫裝飾。
河北衡水出土漢代石雕
由於漢文帝的親身提倡，西漢前期的統治階層普遍生活簡樸，能夠節制貪慾，這就能實實在在減輕百姓的經濟、力役負擔。
文景時代實行輕徭薄賦，以便增加百姓收入，藏富於民。文帝時代，老百姓每年上繳的田賦佔本年收成的1/15。文帝二年、十二年兩次租税減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到景帝時，租率最終減為1/30。另外，文帝將算賦（人頭税）由每年120錢減至每年40錢，徭役則減至每3年服役一次。這恐怕是兩千年帝制時代的最低標準。
在輕徭薄賦政策的影響下，農業生產得到恢復，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國家財政也變得寬裕。到武帝初年時，倉庫裏的糧食層層積壓，錢庫裏穿錢的繩子都朽壞了，銅錢無法計數。老百姓只要沒有水旱災害，日子就過得很富足，能吃上精糧和肉食，田野街巷裏馬匹成羣，犯法的人也越來越少。
漢文帝提倡寬仁慎刑，當時有個叫淳于意的人獲罪被判處肉刑，他的小女兒緹縈上書為父伸冤，打動了漢文帝，並且使文帝廢除了殘害肉體的肉刑。儘管廢除肉刑的具體措施上失當，導致受刑致死的人反而增多，但文帝所提倡的慎刑精神，最終在景帝時代落到了實處。
緹縈救父的孝舉，推動了漢文帝廢除肉刑。
漢文帝在處理與軍功階層、諸侯王的關係上，總體而言是比較成功的，他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瓦解了把持朝政的功臣勢力。中央與諸侯王的矛盾，總體上比較緩和，對於實力強大的吳王劉濞，文帝給予了適當的安撫，使他沒有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反叛朝廷。
西漢北疆一直面臨匈奴軍事威脅，但是漢文帝一直用和親的方式緩解漢匈關係，出嫁漢朝宗室公主給匈奴單于，給予匈奴脆弱的遊牧經濟以適當的物質補助，為漢朝經濟的恢復嬴得了時間。即便是匈奴大規模入侵，戰爭規模也控制在一個郡或幾個郡之內。
如果漢朝與匈奴全面開戰，勢必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那麼全國百姓都必須承擔高額的軍費和長期的兵役，也就無法保證按時耕種、收割莊稼，農業生產勢必遭到破壞。儘管漢朝與匈奴和親是一種屈辱，但是能用一個女人和幾車嫁妝換來幾年和平發展的時間，無疑是很划算的。
漢文帝還有很多優秀品質，比如善於採納進諫，袁盎、張釋之、馮唐等人，都曾對文帝犯顏直諫，言辭十分激烈尖鋭，但是文帝通常都能採納。文帝通常不以小過錯苛責下屬，比如有的官員收受賄賂被察覺後，文帝反而賞賜他們錢財，使他們內心愧疚，改過自新。
漢文帝不但是一個傑出的君主，本人私德也很不錯，他十分孝順母親。他在代國的時候，母親薄氏病了三年，他就一直在牀邊伺候，湯藥必須親口嘗過才餵給母親。
漢文帝身上的這些優秀品質，無論哪一條都足以垂範後世。
瑜不掩瑕
儘管漢文帝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近乎完美的模範皇帝，但是瑜不掩瑕，他的一些決策和行為也頗為當時與後世所詬病。
漢文帝在貨幣政策上，是十分失策的。西漢初期，經濟十分凋敝，老百姓缺錢，買不起東西。可漢文帝誤認為這是通貨緊縮造成的，於是採取開放性貨幣政策，允許民間資本鑄錢，比如文帝寵臣鄧通就獲得了一座銅礦山。
這樣做釀成了兩大惡果，首先是惡性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雖然銅錢的面額是“半兩”，但是實際重量越來越輕，市場上甚至流行一種“莢錢”，就是薄得跟榆莢一樣的銅錢，對物價擾亂得十分厲害。當時物價誇張到什麼程度呢？一石米價格是一萬錢，漢朝的一石相當於今天的31千克；一匹馬價格是一百斤黃金。
後來，漢文帝新鑄四銖半兩錢，打算用來糾正幣值紊亂，但是由於允許民間私自鑄錢，新幣並沒有起到實際效果，市場上仍然是劣幣驅逐良幣的風氣。賈誼上《諫鑄錢疏》，反對民間鑄錢，主張把冶銅業收歸國有，一律由國家鑄錢，統一銅錢重量，但是沒有得到文帝採納。
允許民間資本鑄錢的另一個惡果是盜鑄不止，後來漢武帝多次改革幣制，想要把鑄幣權收歸中央，以增加財政收入，糾正金融紊亂，但是一直難以奏效。一直到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第六次幣制改革，發行上林三官五銖錢，才徹底糾正了貨幣亂象。
解決了西漢幣制混亂問題的上林三官五銖錢
與失敗的貨幣政策緊密相連的，是漢文帝的另一大污點——寵信諂佞鄧通。儘管西漢皇帝都有喜好男寵的癖好，但是能夠對國家政治、經濟產生很壞影響的，只有鄧通。漢文帝賜給鄧通一座銅礦山，允許他自行鑄錢。
由於鄧通錢質量比普通民間鑄錢更高，流通效果遠遠超過了民間、官方鑄錢，導致全天下都流通鄧通錢。鄧通以薄利多銷的模式，積累了巨量財富。
但是，鄧通聚斂的財富，實際上是西漢中央財政失去的財富，好在西漢時期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貨幣的紊亂並沒有嚴重影響民生，否則鄧通給國家經濟造成惡劣影響足以動搖國本。
漢文帝處理淮南王劉長謀反案，是他政治生涯的另一大污點。對於這位驕橫跋扈的親弟弟，漢文帝先是縱容，抓到他的把柄後予以嚴厲懲治，徹底剷除了淮南國的勢力，由於劉長不願受辱，最終絕食而死，從而使漢文帝背上殺弟的惡名。後來，漢文帝又迫於輿論的譴責，分封劉長的三個兒子為諸侯王，這給他的子孫留下了很大的後患。
無為而治
儘管漢文帝的一生有着不少的污點，但是相比於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君主，仍然不愧為明君的楷模。那麼，漢文帝光輝的君主生涯，有着那些值得學習的為政訣竅呢？
漢文帝為政之道的核心，在於四個字——無為而治，這也正是道家政治哲學的精髓所在。所謂的“無為”並非庸庸碌碌無所作為，而是順勢而為，不強行作為，不在形勢明朗之前搶先作為，而是後發制人。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登上皇位的過程中。
文帝劉恆在從誅呂政變到入主長安的全過程中，始終都沒有去主動爭奪皇位。他的皇位，並非強行爭來的，而是呂氏家族敗亡後，自動輪到他頭上的。那麼，為什麼皇位能輪到他頭上呢？因為他行事低調謹慎，不咄咄逼人，使軍功階層和劉氏宗室感覺不到威脅。
當軍功階層決定擁立他為皇帝的時候，他既沒有消極迴避，也沒有大喜過望，而是先派人進京去了解情況，等到形勢明朗後，勇敢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從代國來到長安繼承皇位。
代王劉恆一躍成為皇帝，離不開軍功階層的支持。
他到達長安郊外後，仍然是先派人探聽風聲，再作下一步打算。進入長安後，先住進代王官邸，等軍功階層把未央宮清理乾淨了，再入主宮廷，同時派親信接管長安防務。當時，軍功階層剛剛血洗了長安，一個藩王想要在他們眼皮底下登上皇位，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而漢文帝的每一個步驟都銜接得十分順利、穩當，顯得水到渠成，使軍功階層默然接受了他登基稱帝的既成事實。
而齊王劉襄和他的兩個弟弟劉章、劉興居在誅呂政變中就顯得十分積極，並且一開始就是奔着皇位去的，劉章、劉興居在京城充當內應，劉襄在齊國奪取兵權，率軍起事，並且藉機吞併琅邪國。結果招致了琅邪王劉澤的怨恨和軍功階層的警惕，最終與皇位失之交臂。
歷史上還有一些皇帝，是通過強行爭奪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雖然他們的皇帝都當得不錯，但是都因為得位不正而背上骨肉相殘的罵名。而漢文帝比他們要高明得多，因為人失我得不在爭，所以就沒人能説閒話。
無為而治的另一關鍵在於知進退，也就是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敵我力量的對比，採取最恰當、最穩妥的方式緩和矛盾，積蓄力量，等待發難的時機。這一點集中體現在漢文帝處置軍功階層問題上。
漢文帝登基後，實際軍政權力仍然牢牢掌握在軍功階層手中，他自己的親信力量十分微弱，軍功階層的一些首腦，比如周勃，對他十分傲慢。對此，漢文帝並沒有天真地以為當上了皇帝就可以隨意處置朝臣，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敵我力量強弱不成比例。於是，就對軍功階層加以安撫、禮遇，比如下嫁公主給周勃當兒媳。
等自己力量稍稍鞏固後，就想方設法促進軍功階層內部的分裂，比如周勃與陳平就因為文帝的一番問話而關係破裂。等到軍功階層部分首腦老死後，再借機發難，把功臣們趕回自己的封地去，然後對其中的個別領袖實行嚴厲打擊，比如一度把周勃關進監獄。
漢文帝採用這套步步為營，温水煮青蛙的戰略，徹底瓦解軍功階層對朝政的控制，整個過程實際上只用了三、四年時間。如果文帝採取激烈手段刺激軍功階層，他的下場甚至會比做了29天皇帝的海昏侯劉賀還要慘。
同樣是諸侯王入繼大統，劉賀的結局就糟糕得多。
無為而治的第三個要素是清心寡慾、崇尚質樸。一方面提倡簡樸的生活，節制貪慾，不搞好大喜功、窮奢極欲那一套，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另一方面，不追求功業，提倡簡單的政治，多為百姓辦實事，不搞繁文縟節、形式主義那一套。這一點，前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大凡為政之道，可分為三等境界。第一等是不作為的庸人政治，由於為政者才能平庸，終日戰戰兢兢，害怕出錯，因而不敢有所作為，他們最高理想僅僅是確保權位穩固。這類昏君、庸官，歷史上比比皆是，不足掛齒。
第二等是有所作為的能人政治，由於為政者才能出眾，所以他們不怕危機，也不怕出錯，敢於擔當，敢於作為，因為越有危機就越能展示他們的政治才能。甚至他們為了展示才能、運用權力、凝聚人心，某些時候主動挑起事端、製造危機再予以平息。這類為政者固然政績斐然，但由於事功太多，百姓會十分疲憊。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劉徹，就是能人政治的典型代表。
第三等是無為而治的高人政治，高人不好大喜功，不需要故意炫耀自己的能力，但是遇到危機能夠從容應對。他們經常使用温和漸進的方式，不動聲色地將危機化解於無形。看似什麼都沒做，但實際上大有作為。高人或許沒有能人那麼出名，但是在高人的管理下，百姓相對而言比較幸福。而漢文帝劉恆正是這類將權力運用到極致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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