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是明朝的大太監，這位精於權謀又擅長打擊異己的九千歲，在天啓朝最高權力層深耕多年，“只知九千歲，不知熹宗皇帝”的説法，可一點也不誇張。
但劇情反轉的是，1627年崇禎繼位，這位年僅17歲的皇帝在短短三個月內就將魏忠賢的黨羽盡數剪除，就連魏忠賢本人都被逼上吊自殺。
權傾朝野的魏公公，為何倒台得這麼迅速、這麼徹底呢？
這裏頭的門道，就在於明代的那些宦官，無論多麼兇惡和蠻橫，本質上其實都是皇帝用來平衡和打壓外朝大臣的家奴而已。而且根據最早的權力設置，宦官壓根兒與實權不搭邊。
朱元璋本人就對宦官極為警惕，他不僅以祖訓的方式，明確告知後世子孫要禁止宦官以任何形式干涉朝政，還特別下令嚴禁宦官們讀書認字。
還別説，這招真挺有效。想想看，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即使真的想要興風作浪，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
但令朱元璋沒想到的是，這條禁令沒有推行多久，就在他兒子朱棣那一代給打破了。為什麼呢？大臣們太猛了，皇帝們單槍匹馬實在是剛不過啊！
要解釋清楚這裏頭的門道，就必須説説朱元璋的另一項“壯舉”，為了實現皇權的最大限度集中，以處死胡惟庸為標誌，朱元璋徹底廢除了從秦代開始實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
客觀來講，從秦漢到隋唐再到宋元，宰相的權力被一削再削，但三公九卿制也好三省六部制也罷，無論名頭如何，精力有限的統治者想要管理好整個國家，總會想辦法找到一個或幾人來行宰相的職責。
但猜忌心達到極點，卻又精力無比旺盛的朱元璋可不管這些，藉着胡惟庸案的餘威猶在，他不僅廢除了宰相制度，還下令“敢言復立宰相者斬”。
這可苦了朱元璋那些身體素質不如他的子孫後代們，原本還有宰相當做秘書可以幫着分擔一下朝政，這下可好，皇帝直接成了朝中六部的直屬上級，每天要處理的奏章動輒上百件，除了朱元璋那個鐵人誰受得了？
不得已之下，從朱棣開始，選拔翰林院官員入值宮內的文淵閣，參與機密事務的決策就成了朝中的慣例。久而久之，明代大名鼎鼎的“內閣”制度開始形成。
這種制度形成之後，宰相就如同前面幾個朝代一樣，又借屍還魂般的復活了，只不過它不再叫三公，不再叫尚書令，而是改名叫了“內閣輔臣”。
皇帝們有了內閣的幫助，自然輕鬆許多，但內閣的權力卻逐漸增加，就連原先可以直達天聽的六部尚書，都成了內閣眼中的“下面”。可以説，朱元璋限制宰相，鞏固皇權的舉動不僅沒有奏效，反而起了反作用。
內閣權力的擴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到了明朝中後期，內閣已經變成了一個讓皇權都無法忽視的龐然大物，讓文官們的影響力再次強化。
理解了這些前提，我們才能理解宦官干政現象出現的背景。面對越來越過分的臣子，為了制衡文官集團，明朝皇帝才會越來越依賴新的工具人：宦官。
直到這時皇帝們才發現，宦官幾乎是皇權天生的“盟友”。與文臣不同，宦官們多半是年少時淨身入宮，自然無兒無女，不會在宮外有那麼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而且他們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也同樣被限制在宮中，與大臣們幾乎天然隔絕。
因此，用他們來制衡和打壓大臣，實在是太完美不過了。想通了這點後，明朝後期那些無法無天又猖狂無比的大太監，就有了成長的土壤了。
他們之所以能橫行一時，並不一定只是因為皇帝的昏聵，相反他們很有可能是被皇帝當作“白手套”扔到了枱面上。從裹挾英宗北伐的王振，到建立西廠隨意逮捕朝臣的汪直，再到立皇帝劉瑾和九千歲魏忠賢，這些宦官們的權力均是來源於皇帝。
也正因為如此，一旦皇帝不再信任這些天子家奴，不説早就與這些人積怨己久的文官們，就連他們背後的勢力和親信也會在第一時間將他們拋棄。
魏忠賢的情況可能還更加特殊一些，天啓時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矛盾極為激烈，前者雖然屢遭打壓。
但等到崇禎帝上台後，這些人卻依舊在朝中擁有極高的能量，他們一旦發覺皇帝對魏忠賢的忌憚之心，也開始了激烈的反撲。
這也是為何崇禎會在拒絕了魏忠賢的請辭後，突然將他的老相好客氏直接打發掉的原因。與其説這是為了震懾魏忠賢，不如説這是給朝中大臣一個“倒魏”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