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好奇心日報
原標題：現代德國的歷史遺產和複雜多變記憶，如何進行對抗？
《德國：一個國家的記憶》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的內容時間跨度長達五百年。其中絕大部分時間，德國由眾多獨立的政體組成，而每一政體都有各自獨特的歷史。 1914 年以前的德國人或許會講述的那些自己民族與國家的動人故事，早已被之後三十年的諸多事件摧毀了。或許德國的歷史天生就是破碎的，但它包含了大量廣泛共享的記憶、意識與經歷，對它們中的一部分進行檢視便是本書的目的。從十五世紀古騰堡發明的現代印刷術開始，作者選取了那些在新生的德國仍然能引起共鳴的對象與觀念、人物與場所，比如德累斯頓的瓷器及其廢墟中的碎石瓦礫、包豪斯的設計和德國香腸、查理大帝的皇冠及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營門，以此向我們展現它的集體想象。
作者簡介
尼爾麥格雷戈，大英博物館前館長，倫敦古文物學會成員，英國著名藝術史學者。
1975 年至 1981 年，在英國雷丁大學教授藝術與建築史； 1981 年至 1987 年，主編英語世界歷史最悠久的美術及裝飾藝術期刊《伯林頓雜誌》； 1987 年至 2002 年，主持英國國家美術館； 2002 年至 2015 年，任大英博物館館長，並於 2010 年獲英國女王頒贈功績勳章。
主要作品有《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大師之作的誕生》《莎士比亞的動盪世界》等。
書籍摘錄
導言 紀念性建築與記憶
德國的紀念性建築與別國的相比有着明顯的不同。
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造訪巴黎、倫敦及慕尼黑的遊客在這些城市中都可以見到一座宏偉的古羅馬風格的凱旋門。 1792 年至 1815 年，歐洲爆發了一系列的戰爭，這些凱旋門便是各國為了紀念戰爭中所取得的勝利而建。比如在倫敦的海德公園角，就有一座當年英國人為紀念威靈頓公爵而建的凱旋門。約一個世紀之後，拱門頂部又加裝了一座巨型的駟馬雙輪戰車塑像。這座凱旋門坐落於當時倫敦城西的邊緣地帶，不過正好面對着滑鐵盧戰役的勝利者—威靈頓公爵於倫敦的居所。宏偉壯觀的巴黎凱旋門則處於數條寬闊的林蔭大道交會處的星形廣場的中心。凱旋門上的浮雕展現了開赴疆場的將士。而林蔭大道中有三條是用拿破崙對普魯士及奧地利所取得的勝利戰役命名的。
慕尼黑也有一座凱旋門，它建於 19 世紀 40 年代，用以紀念巴伐利亞在國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中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與其參照的原型—羅馬君士坦丁凱旋門相似，慕尼黑凱旋門的裝飾也極為豐富。北面上部東西兩側飾有浮雕，頂部立有一尊銅製雕像，象徵着巴伐利亞的勝利女神駕馭着四頭雄獅牽引的戰車，傲然面向北方—大多數勝利者的入城方向。在雕像正下方有一行文字 ：“Dem Bayrischen Heere”，意思是“獻予巴伐利亞軍隊”。興建此座凱旋門，正是為了向其功績致敬。
至此，它都是完全合乎傳統的。第一眼看上去，你或許會認為威靈頓凱旋門、巴黎凱旋門和慕尼黑凱旋門是以同樣的方式表達着同樣的內涵。但令慕尼黑凱旋門別有意趣的，是它的另一面。它述説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座凱旋門受損嚴重。然而，復原工作並沒有試圖去修復那些毀於轟炸中的經典雕飾細節。在其南面頂部，僅是一片空白的石壁。在這一片稍顯突兀的空白下方，是一段文字 ：“Dem Sieg geweiht，vom Krieg zerstrt，zum Frieden mahnend”，意即“獻予勝利，毀於戰爭，警示和平”。
倫敦與巴黎的凱旋門只回顧那些重大的勝利時刻。它們雖然有所選擇卻是以一種輕鬆的方式講述着國家的勝利。而慕尼黑的凱旋門不僅誇耀着促成其興建的榮光，也述説着它後來被摧毀的境遇。與另兩座凱旋門不同，這座凱旋門最初用以慶賀的目的被一種涉及失敗與罪責而令人極不舒適的警示削弱了。它在向世人宣示一條格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今在德國，歷史功用最與眾不同的特點，或許是它不僅清晰地陳述着歷史的觀點，更是毅然決然而深懷勸戒地為過往指明瞭前行的方向，就像這座凱旋門一樣。
慕尼黑凱旋門
若説德國的紀念性建築不同於其他國家，那是因為德國有着不一樣的歷史。幾百年間，不列顛和法蘭西兩國均處於強大的中央權力的影響之下。所以，兩國可以（或多或少地）用可信的方式來呈現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而德國的政治版圖長期處於鬆散的狀態，並分化為眾多獨立自治的邦國。這使得其歷史進程不可能與英法相似。因此，德國的大部分歷史所講述的並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的故事。神聖羅馬帝國曾經覆蓋了歐洲絕大多數通行德語的地區。它為德意志的歸屬感提供了一個框架，但很少去協調組成帝國的諸多政體，更不用説對它們發號施令了。因此，德國的大部分歷史往往是由不同區域的故事構成的，有時它們之間還相互矛盾。
這種矛盾最為鮮明的例子或許就是 18 世紀中葉普魯士的國王—弗里德里希大王。若在其他國家，其軍事成就可能早已確立了他民族英雄的地位。但是，弗里德里希當政期間開疆拓土的主要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損害德意志其他邦國為代價的。因此，他在柏林是位英雄，在德累斯頓卻成了反面人物。在“七年戰爭”（1756—1763）期間，普魯士完勝薩克森。1760 年，薩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頓遭受到弗里德里希大軍的巨大破壞。貝納多·貝洛託的許多畫作都以巴洛克時期的德累斯頓為主題，描繪了這座歐洲最美的城市的風采（詳見第 23 章），也記錄了城內聖十字教堂因普軍炮擊而變為一片廢墟的場景。作為七年戰爭中反法同盟的一支關鍵力量，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不列顛曾廣受頌揚與尊崇。比如伍斯特工廠就曾生產了一套全系列的貢瓷 ；直到 1914 年，英國各地仍有許多取名為“普魯士國王”的小酒館。但對弗里德里希大王並不會存在泛德意志的看法。德累斯頓出產的瓷器自然不會去紀念他。而在薩克森，也沒有哪家旅館會以他的名字來命名。類似的矛盾心理在慕尼黑的凱旋門上也有所體現。那上面謹慎地題寫着“獻予巴伐利亞軍隊”，卻並未言明一個頗為難堪的史實—在拿破崙戰爭期間，這支軍隊大多數時候是與法軍並肩作戰，去對抗其他德意志邦國。所以，這座凱旋門是一座有着雙重內涵的紀念碑。它所承載的勝利並不亞於失敗，可算是座沒有勝利的凱旋門 ；同時它也彰顯了一個令人煩擾的事實—敵人可以來自外部，同樣也極有可能來自內部。
因此，德國的歷史必然是支離破碎的，它極度豐富但又令人困惑。如今，對歸屬同一大家庭，確實存在着一種強烈的認知。但1871 年德國統一以前，對於這一共通的目標，僅有一種時隱時現的意識。好在關於德國人的所作所為及所經所感，還存在着大量而又普遍的共同記憶。而本書的目的，正是通過講述其中的一些，使讀者感同身受，進而引發共鳴。這倒不是説，本書會在任何一種意義上成為一部德國史，實際上也不可能如此。本書只是試圖通過各式
物品與建築，眾多人物與場所，去探索德國現代國家認同在形成過程中的絲絲縷縷。其中年代最為久遠的是古滕堡於 15 世紀 50 年代印行的《聖經》。這或許是德國首次對世界的歷史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時刻，甚至是歐洲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時代最近的是近期剛剛完成復原修繕的德國國會大廈，即德國聯邦議院所在地。所謂憶海無涯，我只是嘗試去挑選那些在我看來特別有説服力且是大多數德國人共有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對別國人而言或許還不是很熟悉的內容。
當然，那其中也有一些與瑞士人及奧地利人共享的記憶。但本書所談及的是二十五年前形成的德國，以及現今正生活在那兒的那羣人的記憶。早在很久以前，瑞士便已在政治上從德意志的餘部脱離出來。在上世紀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它的中立性使該國有着徹底不同的歷史。奧地利的歷史與近鄰德國的歷史更為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但在許多重要方面也不相同。比如宗教改革未曾使奧地利永久地從羅馬天主教分離出去。其對拿破崙歷次入侵的反應，也未清晰地表達出民族國家的排他性，以致未能鞏固哈布斯堡王朝原先的領土。奧地利也未曾經歷過長期冷戰帶來的國家分裂，抑或像德國那樣出現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後果 。更為重要的是，奧地利並沒有以現代德國那樣的嚴謹與誠實，對納粹帝國時期的眾多記憶和責任進行公開的、痛苦的審視。因此，涵蓋奧地利記憶的一本書或許將會完全不同。
世界上所有主流國家都試圖通過對各自歷史的解讀，心安無虞而又充滿自信地反映出各自目前在世界舞台所處的位置。比如對自身作為“山巔之城”有明確認識的美國，早就可以確認其天定之命。不列顛與法蘭西則以不同的方式將它們的政治演進視作對整個世界的一種示範，兩國通過擴張傳播了這種示範。俾斯麥終於在 1871年將眾多分散的邦國統一為德意志帝國，繼而使它擁有歐洲大陸領先的工業與經濟實力。德國或許也是從那時起，有能力開創一些與之類似的國家傳奇。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意志帝國戰敗，繼而魏瑪共和國夭折，緊接着第三帝國犯下的屠殺罪行，使得一以貫之的故事化作泡影。德國學者曾努力將歷史拼圖的不同部分重新拼合在一起，但卻未能如願。也沒有誰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將德國 18 世紀至 19 世紀在思想與文化方面的偉大成就，與納粹主義帶來的道義深淵，置於一種易於理解的框架。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説，這是一段嚴重受損的歷史，無法修復，但是卻必須對其時常回顧。吉奧格·巴澤利茨的一幅畫作便將這一觀點強烈而又形象地展示了出來。那是一面顛倒的德國國旗，破敗而凌亂。
儘管德意志各地區及邦國的過往各不相同，但永存於國家記憶中的四大創傷無一例外地為它們烙下了深刻的印記。首先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不但各個德意志邦國被捲入其中，更引來所有歐洲強國的軍隊在德國的土地上廝殺。這對人口與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各路大軍在那片土地上橫衝直撞，散播着恐怖與瘟疫。雅克·卡洛就曾記錄了一支四處搶掠的軍隊進入洛林公國（當時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後，對當地村民進行的野蠻侵擾。類似的恐怖遍佈德國全境，且從未被遺忘。此外，人們也普遍承認，戰爭導致的諸多經濟後果，進入 19 世紀後依然有所顯現。1945 年5 月初，希特勒的繼任者海軍元帥鄧尼茨下令德國武裝力量全部停火。而希特勒的建築師及帝國裝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就曾以下述陳詞對德國的投降進行文飾 ：
德國現今遭受的破壞唯有三十年戰爭時期可比。我們的人民正因飢餓和物資匱乏而大量死亡。絕不允許這一現狀發展到那個時期的規模。
1792 年，歐洲戰事爆發。法國革命軍侵入萊茵蘭並佔領了德國西部大片領土。許多歷史悠久的城市，包括美因茨、亞琛及科隆，都被併入法蘭西，並在此後約二十年時間一直歸屬於法國。1806 年，耶拿與奧爾施泰特戰役後，拿破崙統率法軍一路追殲普魯士軍隊，並以勝利者的姿態進駐柏林。至 1812 年，法軍成功地佔據了從萊茵蘭至普俄邊界的所有德國領土。這片土地上已不存在任何有效的軍事抵抗。德意志每一位有實力的統治者都被勒令派出軍隊，參與法軍的俄羅斯戰役。這是一種莫大的羞辱，但這種羞辱最終激發全體國民以嶄新的方式審視自我，並在抗擊入侵者的抵抗運動中團結起來。對 1806 年奇恥大辱的記憶已然融入全體德國人的意識中，一直持續至 19 世紀末期，乃至此後的歲月。
四大創傷中最具災難性、也最為棘手的莫過於第三帝國。納粹政權滲透進德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並造成巨大毒害。希特勒檢閲納粹衝鋒隊的兒童剪紙模型就是反映其危害程度的一個示例。第三帝國在德國和整個歐洲犯下的罪行，以及幾乎來自每個德國家庭的成員在那些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普遍的共同記憶—許多情況下是一種共同的沉默。時至今日，這種記憶充斥在民眾的腦海中而遠未清除。德國民眾從帝國東部逃離或是被驅逐，從而付出的高昂代價，以及漢堡與德累斯頓等眾多城市遭受的毀滅性打擊（詳見第 27 章），則是第三帝國遺留給幾乎全體德國人的又一種記憶。
納粹發動的侵略戰爭最終導致四大同盟國進駐並佔領整個德國，使其長期分裂為西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東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分裂造成的人員損傷代價目前仍在評估，這種代價集中體現為那些不顧一切試圖穿越柏林牆而失去生命的德國人。
時至今日，柏林牆倒塌已有二十五年，距一個全新德國的誕生也已過去了二十五年。在這段時間內，德國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勇敢而清醒地反思自己國家的歷史。德國在“二戰”中犯下的那些罪行，長期以來被簡單地歸咎於“納粹黨”。伴隨着對當年德國大多數民眾在其間的脅從行為進行更為清晰的歷史性考察，德國重歸統一。隨着柏林完成重建，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將那些最為痛苦的記憶公之於眾。其中最典型的範例便是歐洲遇難猶太人紀念碑羣。由此，也可以説德國的紀念性建築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就我所知，世界範圍內沒有其他哪個國家在其首都的心臟地帶興建紀念物，用以展示自己極不光彩的過去。與慕尼黑的凱旋門一樣，那些紀念性建築的存在不僅是銘記歷史，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以史為鑑，確保一個不一樣的未來。正如傑出的政治評論員米謝爾·施蒂默爾所述 ：“在德國，很長一段時間內歷史的功用就是確保其永遠不會重演。”
前面兩頁的照片展現了現代柏林中心地帶的三座偉大的紀念性建築。處於畫面中景右側的勃蘭登堡門是本書第一章的主題。在其身後的是國會大廈，本書最後一章的主題。前景則是歐洲遇難猶太人紀念碑羣。它所紀念的眾多事件，將在本書後續篇幅中進行討論。這三座紀念性建築及其意義，一併傳達了現代德國的一種獨特嘗試，那就是與自己的歷史遺產和複雜多變的記憶進行對抗。
題圖及文內圖均來自《德國：一個國家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