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讀書日的一場直播裏，戴建業落淚了。他略微突兀地冒出來一句：“人總是要死的，所以我要不辜負這麼多粉絲，我要寫出更好的東西來回報大家，回報這些讀者。”
戴建業平素講話堅定，湖北麻城口音增添了慷慨激昂。他喜歡用男性色彩強烈的詞彙“爺們”，以此概括盛唐的生命力。“對李白，對盛唐的這些詩人，我非常地嚮往，而且由衷地讚美他們。”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在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戴建業的學術領域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卻因講解唐詩受到公眾歡迎。多重因素偶然疊加，令他的人生際遇格外曲折。昔日沉默訥言的年輕人，如今因幽默風趣成為“網紅”；總是帶來挫折的家鄉口音，卻成為獨特的身份象徵。作為直接受益於恢復高考的77級大學生，他三十多年後才知道，自己本可以就讀全中國最好的大學。
“我們那一代人，也包括稍後的78級、79級這一代人，普遍有一種家國情懷，普遍關心國家的命運，時代的命運。”戴建業在“愛思想”網的專訪中説。“家國情懷”恰好是他從詩人們身上看到的。他認為，杜甫之偉大在於“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隨着年齡增長，他慢慢喜歡上感時憂國、飽含同情心的杜詩。
詩歌塑造了戴建業。他相信“讀什麼樣的書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卻不願多談詩歌對自己的影響。詩歌的養分如星辰般散落在他的著作和眾多訪談、博文和演講中。他熱情稱頌正派的人，儘可能直白地針砭時弊，甚至期盼向公眾剖析自己的鄙陋之處。
“站在公眾面前的戴建業，滿頭白髮，一臉皺紋。自己是個什麼樣子，就呈現出什麼樣子，不裝不作我才活得坦然。”在新書《戴老師魔性詩詞課》的後記中，戴建業寫道。這本談論李白與杜甫詩作的新書，很快就在電商平台進入了預售排行的前列。
“麻城話大家都聽不懂！”
去中文系報到那天，戴建業結識了廖珂。他們都在農村長大，分在一間寢室，牀挨着牀，三五天下來就成了一輩子的好朋友。
友誼與詩貫穿着戴建業的人生。中學寫“批林批孔”的大字報，一位理科老師莫名其妙地讓他寫首詩上去。他從幾天前的報紙上抄了一首，略加修改。大家覺得詩好，就鼓勵他投稿，居然在其他報紙上發表了。少年因讚譽而虛榮，更不敢承認詩是抄來的。他開始閲讀很多新詩和古詩，開始寫散文、小説，上大學前還發表了一部獨幕劇本。
高考中斷十一年，1977年重啓，冬天考試，轉年初春開學。湖北省的錄取率大約4%，數年積累下的考生背景五花八門，廖珂還遇見了中學老師，師生瞬間成了校友。學校當時叫華中師範學院，百廢待興，中文、歷史和政治三個系不用實驗室，學生先去京山校區幾個月。那裏只有孤零零的兩棟平房，與農場相差無幾。
這次高考程序不大規範，考生不知道成績，填志願只能靠估分。“我知道我考得好，但不知道別人考得好不好。”戴建業放棄了自己最喜歡的數學專業，憧憬成為詩人。
學校裏的讀書氣氛異常濃厚，有如“餓了肚子的人突然遇到了麪包，撲在麪包上，永遠都吃不飽”。廖珂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每天五點多，天還沒亮，他們倆就到水塘邊的樹林裏讀書，過一個小時才回去吃早飯，“大家都想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
戴建業家境窘迫，只能靠每月十三四元助學金生活。飯錢七八元、教室費兩元，剩下幾元零用，難得添件新衣。他和廖珂常在閲報欄前邊讀報邊吃飯。有時二三兩米飯吃光，他想添，還要徵詢廖珂的意見。飯票有限，一次吃多，下次可能就打不到飯了。
“他普通話比我還差，麻城話大家都聽不懂！”廖珂回憶得哈哈大笑。相對於見多識廣的城市考生，農家孩子“多少有點自卑感”。戴建業很快在學業上顯示出能力，但一度抑鬱，講話很少，事業前景仍舊模糊。大四去武漢的中學實習，同學試講一遍就能上講台，他反覆嘗試仍不合格。即便教案非常出色，改不掉的鄉音還是拖了他的後腿。實習的四十多天裏，他幾乎夜夜失眠。
不過，戴建業還可以因詩歌而激動。他期盼感受李白目送友人孟浩然，“孤帆遠影碧空盡”的情景交融。但那只是一種消失的意境，“現在都沒有那種船，汽笛一響，就一點詩意都沒有了”。目的地揚州的美好，生活在武漢的人格外憧憬。湖北的春天濕度大，如同柳永在《雨霖鈴》中描繪的“暮靄沉沉楚天闊”，不像揚州的“煙花三月”那般燦爛。
詩歌關聯着想象，又如此現實。戴建業決定考唐宋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算上他，全班只有三個人考研成功。讀研回來，戴建業在母校任教，起初還是缺乏自信。“他畢竟聰明，抓緊文學的意象表達出來。”廖珂記得，到1990年代中期，教書十多年的戴建業站住了腳跟。學生歡迎他，也理解和接受了他的鄉音。
77級的友誼延續着，在官方負責分配的年月，同學間對物質和前途的競爭幾乎不存在。一位從事檔案工作的同學去省檔案局查詢，大家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數。那一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文科的學生中，戴建業排第二名。三科289分，超過了北京大學錄取分數線19分。
這時，他們已經畢業了三十年。
“任何一個好他都記在心裏”
李又順清楚地記得與戴建業的第一面：瘦瘦小小的人走出地鐵站，拎着十幾本書和一件瓷器。神交近二十年的戴建業，就是他想象中的樣貌。
1990年代初到華東師範大學念研究生時，李又順正趕上一批上海學者們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討論發起者之一、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王曉明後來總結，“人文精神”在不斷生長和日益豐富。“每個人不同的努力，通過個人的差異，來發展對精神價值的追求。”
“保持現在的一種人文理想，與那個時代是分不開的。”李又順對南方週末記者説。2013年，他就獲得了“中國好編輯”稱號。同樣的理想，使他與年長整整十歲的戴建業相互吸引。他先在報刊上讀到戴建業的文章，主題大約是諸子百家，為其真情實感打動，就寫信約書稿。
戴建業很快回了信，附上一本寫老子的新書。書信往來之餘，李又順常常閲讀戴建業的博客，一兩天更新一篇，“愛憎分明、懲惡揚善”。在他眼中，這位朋友受儒學影響，是積極的入世者。
2016年第一次見面後，李又順常與戴建業通電話，瞭解到他感性那一面。妻子患病後，戴建業每天吃過晚飯就陪她聊天，一兩個小時裏聊人生、聊生死。撫平妻子的情緒，他才開始工作，通宵達旦地寫作看書。疫情期間，他一直在醫院陪伴妻子，保持着一貫的理性平和。
戴建業開玩笑般地回憶，結婚時兩人約定，家中大事他説了算，小事由妻子管，然而“結婚三十多年，家裏就沒有發生過一件大事”。因為妻子管賬，他幾年前與大學同學打牌消遣，每次只帶一百元零花錢，真正做到“小賭怡情”。2018年，在兒子的婚禮中，戴建業在致辭中告誡新人：“愛情不只是短暫的兩性吸引，更是相互長期的包容，雙方天長地久的關愛。”
那次婚禮，李又順平生第一次擔任證婚人。看到戴建業在世界讀書日直播中動了感情，他又深夜打電話問候。“戴老師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別人對他的信任，任何一個好他都記在心裏。”李又順説，他非常珍視這段友誼。
李又順現在供職於復旦大學出版社，仍然對工作懷抱着理想。説到“出一些真正有營養、有價值的東西”時，他的語調突然變得異常温柔。
“你説陶淵明種地很差，我説你的酒很差”
張三夕性情開朗，受訪時又格外認真，把要點敲進微信，逐條發給了南方週末記者。他是戴建業的文學院同事和好友，兩人簡直“榮辱與共”。研究生會從2010年開始每兩年海選一次“我心目中的好導師”，戴建業與張三夕就在前兩屆分別入選。
那時，戴建業正給本科生開設“走進大詩人”選修課，教室每每座無虛席，以圖書、課程數字化聞名的超星公司還隨堂錄了像。他適合《百家講壇》那樣更具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但因口音而未能通過面試。
戴建業素來尊重張三夕的意見，聚餐中聽他説開了博客，回去就瀏覽。“自己的文章可以隨便發出去，我感覺這十分美妙。”戴建業回憶自己本不願意過分逾越專業邊界，關注社會事務。
2011年初戴建業註冊博客，7月發佈的《校長，別在畢業典禮上發嗲》就引發了廣泛關注。他批評畢業致辭中過多的網絡語言，“既淺薄又俗氣，校長降格，聽眾肉麻”。文章被新浪博客推到頭條，紙媒繼而紛紛轉載。戴建業發現了自己寫雜文、隨筆的能力，一度“寫得近於發瘋”。次年，他經網絡投票成為網易十大博客名家。
倒是“走進大詩人”留下了缺憾，戴建業預備講五位大詩人，最終只講成了陶淵明、李白與杜甫。他敬屈原，囿於準備不足；愛蘇軾，課時卻不夠了。或調侃，或説理，他都有詩為證，講課風格經由這堂選修課完滿地展現。
説陶淵明富有幽默感，戴建業舉《歸田園居·其三》裏講到的種地：“你以為他種得蠻好，他突然來一句——‘草盛豆苗稀’。”接下來的評點，成為他的經典段子：“種的個鬼田，要是我種得這個水平，我絕不寫詩。”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後，他引出下一句“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再呼應前面的詩句：“還是種那個鬼‘草盛豆苗稀’”。
“你説陶淵明種地很差，我説你的酒（量）很差，你談陶淵明總是要隔一層的。”張三夕就着話頭調侃回去，再次大笑起來，“不能喝酒的人一般是不能研究魏晉的。”戴建業胃不好，喝不了太多酒，笑笑了事。
對於講課和寫作，戴建業都帶着唐代人寫新樂府的感覺，“無復依傍，即事名篇”。“不帶教案在台上講課，你就擺脱了很多依賴，就是要寫新樂府，不依賴過去的東西。”他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講課有很多新的創造，尤其激動了以後。”
隨着課程設置、“教學模塊”之類規矩越發重要，個性化的“走進大詩人”不再開課。戴建業相當遺憾，慢慢才釋然。陶淵明、蘇軾等先賢的境遇，使眼前的挫折終於無足輕重。“如果真的走進了每一個詩人的內心世界，你遇上困境就會有很多‘心理知識’。”戴建業對南方週末記者説。
博客也停了下來。他的網易博客2017年底最後一次更新，如今博文已然清空。他繼續講話和寫作，常與朋友和同事交流。“有些話或許偏激，但都出自我的內心。”2019年8月18日，他在“戴建業作品集”的首發式上自陳。
張三夕看到等待籤售的讀者“排了幾里路”，覺得不可思議。九卷本文集中八本是學術著作，如老子、陶淵明和孟郊的專論，甚至還有更專業的古代典籍分類。僅有的通俗作品是隨筆集《你聽懂了沒有》，書名就來自戴建業表達關切的口頭禪。
勸阻戴建業自我剖析的也是張三夕，因為“現在這樣做不合時宜， 各種各樣的議論會干擾你的情緒，使你無法專注於讀書、寫作”。他接受了勸告，但念頭猶存。他在等待時機。
“找仙人、採仙草、煉仙丹”
2019年9月12日，廖珂邀請戴建業到恆潤實驗學校講座，題目是《古代詩人的人格理想與人文關懷》。廖珂在這座位於廣州市的學校擔任校長。
報告廳能容納三百人，當天去了六百多人。除了三百位初中生全部按要求來聽講，其餘都是戴建業的學生、同學，學生家長以及附近學校的語文老師。大人興致勃勃，孩子們似乎不感興趣，帶着數學作業、英語作業過去。
“網紅”教授確實不一樣了。兩位老同學先拿同窗經歷調侃，戴建業自嘲麻城普通話講起來如“胡説八道”，到廣東卻信心大漲。幾句話讓氣氛活躍了，孩子們笑了起來。
戴建業仍舊幽默，但顯露出對詩人人生史的嚴肅審視。陶淵明寫田園呈現“本真生命”，在繁華世事中找到內心的平靜。講座延長了半個小時，孩子們還圍着他簽名、合影。廖珂提醒大家快去吃飯，要不食堂就要關門，方才解了圍。
四十多年間，廖珂眼見着戴建業逐步積累自信，弱點倒成了特長。戴建業口音濃重，使聽眾着意於課程內容及他的表情，“小孩子調皮一樣，不是害人，是好玩、有趣”。
戴建業被稱為國民教授或“網紅”教授，首先“在學術上站得住”，對前人的同理心又使他講得通俗且平實。“想發財、想升官、想怎麼找朋友，跟我們大家一樣。”廖珂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用每一個人自己的生活去理解。”
對成為“網紅”，戴建業不止一次表達擔心。大概兩年前，超星把課程剪輯成短視頻上傳到抖音。在若干名家裏，他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那段講陶淵明的視頻已經獲得超過37萬次點贊，留言近九千條。概括李白、杜甫與高適友誼的那句“找仙人、採仙草、煉仙丹”，更成為他的標誌性短句。像當初接觸博客一樣，若非年輕同事相告，他壓根不知道這款App。他只知道，認識自己的人變多了。
戴建業更喜歡談求真與寬容。陶淵明的《飲酒·其五》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結尾，“真”常被解釋為人生真諦或自然意趣，但他認為含義當是“本真的生命展露呈現”，即真性情。“人都喜歡聽好話，不喜歡聽真話，説真話就是説實話，這個‘真’是很難得的。”張三夕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説真話、做有真性情的人，是他在為人上的追求。”
因詩歌而“紅”，使戴建業的生命、學術和趣味被部分遮蔽。張三夕聽戴建業用英文背誦過伯特蘭·羅素的文章，他極喜愛這位英國哲學家。為了準備讀書會，張三夕的一位博士生向戴建業借來《存在與時間》。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這本經典之作上面，批註密密麻麻。
戴建業期望具有寬廣的視野。他比較李白和美國詩人惠特曼，看到不同詩人及民族共有的蓬勃生命力。他在新書裏呼籲寬容看待李白的國籍：“李白哪怕是個白種人，只要他是用漢語寫的，只要是中華文化的乳汁把他養大的，他就是我們的詩人。”
“他的詩歌表現出那種極端旺盛的生命力，書寫的那種豪放、奔放、情懷，那種飄逸的風采，剛好和大唐盛世非常契合。”戴建業向南方週末記者描述着李白與其時代。在他眼裏，盛唐時代，讀書人無不向往自由，詩人引起同時代人的共鳴，知音眾多，才成為那個時代的“大V”。
當然，“杜甫沉鬱、痛苦、深沉，在盛唐肯定不會有李白那麼多知音”。他更符合中唐冷靜、現實的時代精神。詩人們得到的評價總是“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戴建業並不滿足，希冀真正瞭解那些獨立、豐富的個體。李白純真、敏感、奔放，希望追求人生的自由，又想建立偉大的功業，“所以他一輩子過得並不好，他的靈魂從來都不安寧”。
對於應景詩歌或奉承文字，戴建業報以“理解之同情”，不願厚誣古人。想在帝制時代建功立業，如何不與皇帝、官僚打交道？吹噓自己而寫的詩文，不妨就當成求職簡歷。他希望就事論事，具體問題要還原到歷史背景中。
戴建業喜歡李白的激昂，也對杜甫的深沉、陶淵明的求真心有慼慼。他希望在入世與隱逸之間轉換，近兩年完成稿約後回到書齋，繼續撰寫學術著作和論文，翻譯英語散文和小品。
“人生短暫是吧？”戴建業問了一句。
南方週末記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