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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字文淵，右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從小就以“少有大志”而聞名。十二歲時，父母因病雙亡，馬援只能與兄嫂相依為命。曾學習過《齊詩》，但他不願意在經學上討生活，於文從武。哥哥馬況聽了他的想法很是驚訝，但認為弟弟遲早會“成大器”，於是便答應了。
馬援開始為郡督郵，因私放無辜的囚犯， 自己便隱姓埋名流亡北地，遇赦後就留在當地放牧。他留下的《誡兄子嚴、敦書》在我國書信體散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邊疆幾年的遊牧生活以後，馬援自己已擁有牛馬羊上千頭，谷數萬斛。看着眼前這些財物，他感慨地説： “凡人增殖貨幣財產，貴在能夠濟貧，如若不然，便是守財奴了。”於是，他把所有的財產全部分賞給了兄弟朋友， 自己只留下一套羊皮衣褲。他還常常對周圍的人説： “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轉眼到了第二年春天，鎮壓五溪蠻的戰事也到了最後階段。當時進攻蠻軍有兩條路線：一條路近水險；一條路遠地平。馬援考慮到將士們在外已征戰數月，糧草並不寬裕，不能曠日費糧，於是決定從壺頭山進軍。壺頭山高百米，廣袤達三百里，是天下著名的天險。馬援率領將士們將先頭的敵軍殺得四處逃散，個個都向竹林中逃去。
但有一部分蠻匪退守在高岡，堵住隘口，雖有千軍萬馬，一時也殺不上去。馬援只得命部隊開鑿山洞，靜心守候，伺機再動。怎奈一住數日，並無機會，而天氣忽然暴熱，引發了瘴疫，令許多士卒死亡。
馬援本人也感覺身體疲憊，但只要一有蠻夷的進攻，他就率先出擊，以此來激勵將士。手下人無不為之嘆息，有的甚至心疼得暗自流淚。可惜大將軍馬援最終沒能戰勝病魔，死在了壺頭山的軍帳內，實現了他“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還葬”的志願。
馬援死後不久，被圍困的蠻軍軍心渙散，最終投降。應當説，像馬援這樣忠心耿耿、北出塞漠、南渡江海、為國捐軀的大將，理應運回厚葬，以示敬仰。但當朝的幾個小人嫉恨馬援的光明磊落，在光武帝面前極盡誹謗之能事。
原來馬援在交恥時，吃慣了那兒產的慧米仁，得知該物能祛風濕、輕身益氣，於是回來前，特地買了許多，載回家中。嫉妒他的人藉此誣陷，説他投敵賣國，得了無數珍寶。光武帝信以為真，想追問其罪。馬援的靈柩運歸以後，妻子不敢報喪，只在城西買了幾畝草田，草草將其埋葬。
馬援一生光明磊落，忠信孝義，雖為武將，但從不失君子風度。據史書記載，馬援的哥哥馬況死了以後，他整整守孝一年；尊敬兄嫂，每次進嫂子的卧室前，必先戴好帽子，整好衣服。不僅如此，他還以君子之道教育晚輩。當上大將軍以後，在南征北戰的征途中，仍不忘父輩之責，不忘對他們施以教誨。
馬援的哥哥有兩個兒子——馬嚴和馬敦。這兩個年輕人聰明伶俐，但也年輕氣盛，好議論譏諷別人，交友亦不夠慎重。出於對兄長的敬重和父輩的責任感，馬援看在眼裏，急在心頭。率軍平定南越叛軍，行至交附時，他忙裏偷閒，寫了一封家書，專門規誡他的兩個侄子，這就是有名的《誡兄子嚴、敦書》。
全文分兩個部分，前一半專門就“好譏議”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説： “我一生最痛恨好議論別人長短、胡亂地批評現行政策法令的人”，並告誡他們千萬不能有這種行為。信的後一半是談效仿何人的問題。
馬援在信中提到了他所喜歡敬重的同時代的兩個人——龍伯高和杜季良。但他希望侄子們學習前者而非後者。為什麼呢？原來龍伯高性格敦厚，做事慎重周詳，言語謹慎，謙遜節儉，廉能公正而有威望。而杜季良雖然豪俠仗義，但穩重不足，故招來某些人的嫉恨。
馬援認為，學習龍伯高，既使學不成也不至於虛偽，至少能成為誠實勤勉之士，正所謂“刻鴿不成還可以像只鴨”；而如果學習杜季良學不到家，就會“畫虎不成反成犬”，成為輕浮之人，將來難以立於世上。
馬援的這封《誡兄子嚴、敦書》雖然字數不多，但在我國書信體散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書信體散文發展到漢代更趨於成熟的標誌，即擺脱了以往書牘文以奏表為主的公文特徵，完全呈現出私人信件所內存的真摯、實在、情真意切的特點。
統觀全信，視野開闊，對人生有深刻的體悟，處事待人寬厚大度，體現了大將風範。而且語言通俗易懂，口氣親切果斷，觀點具體明確，感情真摯深沉，生動地體現了一位長輩對晚輩進行諄諄教誨的強烈責任感。
參考資料
《誡兄子嚴、敦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