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統治中國後，他們並沒有用蒙古法律取代漢人法律，而是對漢人法律進行修改。
一方面使之與成吉思汗的大法相契合，另一方面又不對漢人的法律進行傷筋動骨的修改，不破壞中原老百姓的“習慣法”。
蒙古人的這一做法得到了中原老百姓的支持，為他們最終擊敗南宋統一中國，奠定了羣眾基礎。
忽必烈時期的蒙元王朝對死刑的判決格外慎重，能不判死刑，儘量不判死刑，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有史可查，忽必烈當政時期，死刑最多一年是278人，最少一年只有7人，還有四年沒有殺人。這個數據在中原王朝時期，是不可想象的。
事實上，忽必烈在位34年，處決總人數不到2500人。平均下來，基本上比現代死刑國家的處決人數還少。
蒙古人還減少了許多中原王朝延續下來的各種五花八門的酷刑。扎竹籤、大釘刺穿人體、燒烙鐵什麼的都不允許使用，只能用竹板打屁股。在古代中國，這算是非常人性化審犯人了。
中原王朝對犯人常常有臉部、額頭刺字的習慣。但蒙古人決不允許在人的臉上、額頭刺字，因為他們認為額頭是人的靈魂所在，不能做這種不尊重的行為。
蒙古人的法律中，只能在上臂刺字，對那些多次犯案的罪大惡極者也只是在脖子刺字。就是不能到脖子以上。
蒙古人的法律有一些地方還頗有現代風格。
比如，他們會對有些罪犯，將他們的犯罪行為寫在其家的牆上，讓周圍都知道他的犯罪情況。這就有點像公開審判，或者把犯罪行為公示在網上。
蒙古法甚至還有“假釋制度”，獲假釋的囚犯每個月向當地官員報到兩次。有些有“犯罪經驗”的假釋犯人還會被“安排工作”，讓他們在獲假期間加入執法部門，運用他們的“犯罪經驗”協助官府辦案。
但在人才選拔上，忽必烈則不再像法律那樣，只對中原法律進行修改，而是全盤否定科舉制度。
在蒙元王朝的各級政府裏，忽必烈喜歡用各色人口，特別是會經商的穆斯林。因為蒙元王朝在管理國家上，就很像一種商業經營。
當年，忽必烈從三弟旭烈兀所統治的波斯，引進了很多人才。忽必烈還曾遣使請求教皇和歐洲諸王派博學之士東來，都未得到回覆。
馬可.波羅説他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其實有一定可信度的。
忽必烈的政府在管理事務相對比較民主。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草原的忽裏台大會制度，各級政府都有“小型忽裏台”，用現在的話説就是“政務委員會”。
有任何政事，這個“政務委員會”都要開會商議決定，會針對問題進行辯論，最後達成共識。
但是這個管理方式的問題就是效率比較低，屁大個事都要開會，每天都有開不完的會。
不過，這至少可以體現出蒙元王朝在政務管理上，採取的是羣體決定，而非單一官員來決定。
我們現在大多都對元朝瞭解不夠，腦子裏能記住的多半是“八月十五殺韃子”，五家漢人才能有一把菜刀，將民族劃分為四個等級，還有令人恨得牙癢癢的“初夜權”。其實這些大多為誤傳。
比如，所謂“初夜權”，經學者考證最早源於南宋末年一部小説集《燼餘錄》。考慮到它是一本小説，且是南宋人寫的，你覺得有多少可信度呢？
再比如“四等人制”，這個説法最早竟源於清朝末年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清朝末年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的年代，是大漢民族主義崛起的年代，所以這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當我們能對元朝多一些瞭解後，你會發現元朝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不堪，元朝的漢人也並非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
有時候，你腦子裏一些固有認知可能本身就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