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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很多人不知“常凱申“是何許人也，但説起”委員長“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常凱申是“委員長”（Chiang Kai-shek）韋氏拼音的誤譯。民國的歷史也正如這個誤譯一般荒誕離奇。
軍閥林立，“人人都是常凱申”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佈退位，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辛亥革命終於在萬眾矚目中建立了中華民國，中國這一“老大古國”又重新煥發生機。
然而，梁啓超卻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我國由五千年之專制一躍而進於共和,舊信條橫亙腦中,新信條未嘗先受,欲求新政體之圓滿發達難矣。”
果然，辛亥革命後不久孫中山被逼讓位，袁世凱隨之愈加猖獗，刺殺宋教仁，試圖復辟帝制。隨着宋教仁被刺，中國人民初次民主實踐的成果也被踐踏了。
這樁刺殺就如同一聲雷鳴，提醒我們這段歷史不會如同宋教仁這些民國初期志士預想的那樣是一片坦途，梁啓超的預言也不斷地被日漸荒唐的現實印證着。
在宋教仁遇刺之後，暗殺事件層出不窮，陳其美、唐紹儀、廖仲愷等都死於非命，在這些謎一樣的案件背後，我們還能看到一個非常熟悉的影子——常凱申。常凱申同樣刺殺過另一位大佬陶成章，他同樣下手狠辣，社交也很有一套……
陶成章
所以有人説，在共產黨出現前的中國，“人人都是常凱申”。
當對手實力強過自己時，“常凱申們”慣用一些陰險的手段消滅對方，在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裏，充滿陰謀和血腥，“野蠻生長”的派系勢力分佈在全國各個角落，他們擁兵自重，割據稱雄，沒有一個強大的力量能夠凌駕於他們之上並起到制約作用。
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弟子們把這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展現得淋漓盡致，據美國學者羅茲曼等人的描述，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大小軍閥林立，他們的勢力佔據半個縣乃至幾個省，盤踞地方的派系領導人自然也是三教九流，社會背景各異。
有的人如袁世凱或吳佩孚，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或者獲得過士紳的地位，還有一些出身卑微，比如山東“狗肉將軍”張宗昌就是這一類，他的父親是剃頭匠，母親是巫婆。
但無論是什麼人掌握派系，目的都是追求土地資源的擴大，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有時候軍閥間的戰爭也不是處於對物質資源的爭奪，僅僅是好面子，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大而張揚武力。
根據張學良的回憶，第二次直奉戰爭，根本不是什麼合法性或對土地資源的爭奪，純粹就是因為個人好面子。但是，軍閥所掌握的舊式軍隊裏，士兵是將領的私兵，將領的能力與士兵的戰鬥力直接相關，武器不落後，軍紀不嚴明。
張學良
比如軍閥混戰時期的川軍被形容為“雙槍軍”，士兵手裏兩槍桿，一支煙槍一支步槍。他們包裏常備鴉片，一到休息時間就拿出來嘬兩口。再舉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例，在舊式軍隊裏常有“炸營”，就是軍營官兵因為一些小的導火索而引起恐慌的情況。
中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炸營，發生在淮海戰役孫元良突圍後，數萬人部隊遭遇解放軍小規模夜襲，又驚又疲的國軍迅速還擊，打退敵軍後開始打友軍，一時間炮聲隆隆，看得缺乏重型武器的解放軍目瞪口呆。以這種素質打仗，軍閥混戰無休無止也不足為奇了。
孫元良
龍爭虎鬥，百姓遭殃無處申冤
我們都知道，落後的傳統農業經濟如果沒有國家的扶植，是不可能有發展的，但是，在軍閥混戰時期，除了閻錫山在山西、張作霖在東北、國民黨在南方有比較固定的地盤以外，絕大多數軍閥沒有固定的領地。
閻錫山
由於地盤不穩定，他們缺乏安全感，也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建立穩定有效的機構，因此也沒有管理經濟和利用税收的部門，領地內經濟得不到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軍閥們就無法成功地保衞自己的地盤，結果就是一旦得到一塊新的地盤，軍閥們就殺雞取卵式地掠奪一切。
在1916-1928年間，軍閥之間從幾天到幾個月的戰爭多次發生，大大小小的軍閥們雄踞一方，發動了許多侵佔對方地盤的戰爭，戰爭越多，軍隊越多，地盤問題也越嚴重，養兵問題也越嚴重，解決經濟難題的辦法之一就是掠奪百姓，尤其是農民，提高田賦税收。
農民自古以來以土地為生，軍閥們的掠奪切斷了農民賴以生存的來源，以至於20年代中後期發生來幾次毀滅性饑荒。
委員長軍閥無異，南京政府難挽狂瀾
最終軍閥混戰廝打打出了個委員長，但也不意味着委員長與他們相比多麼高明，有時候只是因為手段更加狠毒與一絲運氣加持罷了。就比如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委員長的軍隊也同樣依靠個人關係保持團結，委員長也一直致力於將他的軍隊塑造成“蔣家軍”。
眾所周知，蔣在1923年受孫中山指派指揮黃埔軍校，作為校長，蔣與許多學生之間形成了師生間強有力的聯繫，畢業後這些青年軍官取得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權，成為效忠委員長的一股重要力量。
這點跟其他軍閥沒有本質差別，委員長政權也高度依賴軍隊來維持統治，雖然他所領導的軍隊是黨軍，但也不見得比軍閥先進多少。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委員長還有一個殺手鐧使得他能在高手如林的險境中生存下來，那就是賄賂。在1929年初編遣會議後，馮玉祥打出反蔣第一槍，隨後被蔣以2000萬收買，不久之後他的精鋭部隊也被重金收買。
馮玉祥
委員長也以同樣的手法收買過張學良，賄賂常常能幫助委員長瓦解反蔣聯盟，屢試不爽。不得不承認，大體上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無論是從組織理念還是形式上看，都比舊軍閥更先進。但是社會面貌並沒有因此煥然一新。
委員長在奪權之後，開展了一系列黨內清洗運動，之後便越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這些舊官僚將先前的作風和觀念帶到了新政府裏，貪污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
國家失敗，人人都可揭竿而起
到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動盪不安的局面呢？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要因為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走得過快了。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進程延續了幾個世紀，大體上來説，每次改革或革命只解決一個問題或對付一種危機。
但是，20世紀的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央集權、民族融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社會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時發生。
中華民國時期，就是近代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過渡時代。軍閥混戰，“有槍便是王”，內憂外患不斷，國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故而，有學者稱此為“五代式的民國”。
民國社會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各個團體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軍人爭權。在這種情況下，“武力”是最終的也是唯一的解決途徑，因此，“人人都是常凱申”，人人都想揭竿而起，人人都可揭竿而起。
這就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從政治上來看，一方面，民國時期的制度在表面上是立憲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都由法律條文的形式規定，決策也按照規定程序制定，但是另一方面，那又是一個完全不講規則和秩序的時代，充滿着派系鬥爭。
學者楊光斌將南京國民政府的失敗稱為中國繼大清帝國終結和北洋政府垮台之後的“第三次國家失敗”。
楊光斌教授認為國民政府最深層次的危機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與社會大眾的利益之間難以調和的衝突所引發的政權合法性危機，最終導致了政權的失敗。
大概沒有人會懷疑南京國民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可以把它説成是官僚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而這樣的政權本身的階級性質缺少來自中國大多數人即農民的合法性支持。美國學者這樣評論，表面上強大的獨裁性質的南京政權，由於派系活動和貪污腐化而變得虛弱。
但是，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必須動員大多數人支持政府，而南京政權之所以虛弱，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穩固的社會基礎，國民黨自始至終不信任民眾也無視民眾。
因此他們不能創造出廣泛的民眾擁護，相反卻十分依賴地主和資本家，國民黨政權是本質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
“新人類”登上歷史舞台
在惡政的總體性危機中，人民羣眾所創造的只是屬於自己的艱難生存史，更多的是處於被魚肉的狀態。
同樣，在不良的制度結構下，所謂統治階級也並不就是國家的化身，國家的命運並不就是大大小小統治者的命運。直到下一批“新人類”——中國共產黨出現後，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時起，覺醒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多次奮鬥，但都失敗了。
洪秀全
國家的興衰，統治的成敗，一直是關係人類命運的大課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説明白的，但是道理似乎又很簡單、很明瞭，就是民生問題和民權問題。統治者根本利益的實現有賴於民眾基本需求的滿足。
其實，歷史上的統治者比誰都明白這些基本的道理，知道載舟覆舟。但是統治之舟為什麼總是浮浮沉沉呢？説到底是缺少一個實現人民主權的機制。中國共產黨人早就發現了避免政治失敗的道理，深深懂得人民主權的重要性。
在延安時期，在與黃炎培先生那段著名的窯洞對話中，毛澤東説共產黨人發現了避免王朝循環的根本之道，那就是民主——讓人人起來負責，讓人人起來監督政府。也正是因為中國革命的人民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最終結束了中國百年的總體性危機。
社會主義革命不僅使經濟文化落後、政治制度相對滯後的國家的經濟飛速發展，也建立起了更先進的政治制度。革命使中國真正開始了以人民民主為核心的現代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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