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明神宗萬曆皇帝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來，歷經十餘位帝王近200年的建設發展，明朝已然成為東亞地區最為強大的帝國。而萬曆年間發生的萬曆三大徵（寧夏平叛、朝鮮抗倭和播州平叛）則再一次確立了明朝作為東亞政治秩序建立者的統治地位。
縱觀中國歷史，中原王朝建立大國統治地位，不僅與國力相關，更離不開良政國策的輔助。今天我們就來説説明朝萬曆年間支撐萬曆三大徵勝利的基礎是什麼。
一、政治基礎-明朝封貢體系維護地區正常秩序，大一統國策決不允許分裂勢力出現
自明朝建立以來，以明朝為核心周邊國家為藩屬，朱元璋建立起了朝貢與冊封關係的國際關係體系即東亞封貢體系。
在封貢體系內明朝與從藩屬國之間的關係是冊封和被冊封的關係，屬於一定程度上的聯盟關係。正是在這一體系的基礎之上，明朝皇帝有義務維持藩屬國的正當秩序，並在藩屬國受到侵犯時給予軍事援助。
同時鑑於中原王朝近兩千年來的大一統國策的傳承與沿襲，國家的統一一直都是明朝建立以來各項國策的底線和原則，所以明朝才會出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這一説法。對於國內出現的任何可能分裂國家的行為，明朝都將採取嚴厲打擊的形式，將分裂的可能降至最低。
封貢體系與國家統一的原則，為明朝三大徵提供了發動的政治基礎。
二、經濟基礎-隆慶開關促進經濟發展，一條鞭法增加國家收入
受制於明朝初期海禁政策的影響，國家對外貿易只能走官貿的形式，嚴重製約了民間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明朝財政收入的提升。
隨着以農税為主的明朝財政受到土地兼併、皇族授田持續增加，國家財政支出不斷攀升的影響，明朝財政日益窘困。隆慶皇帝從國家實際發展角度出發，以經貿角度作為盤活國家經濟的切入口，打開海禁對民間貿易的限制，史稱-隆慶開關。
由於明朝商品（絲綢、陶瓷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地位，為明朝換取了大量的白銀流入，以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的七十二年時間估計，全球白銀總產量的三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國，粗略統計約三點五三億兩，巨量的白銀資金流入，極大的促進了明朝國內商品經濟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而由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期間在明朝推行的“一條鞭法”，也正是在隆慶開關之後藉由白銀大量流入充斥明朝國內市場後，所採取的一種財税貨幣化行為。
通過一條鞭法，明朝將所有賦役雜税歸為一體合併徵收銀兩的徵收方法。使賦歸於田，按畝徵收，把百姓出役改為官府僱役。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官府巧立名目，徵收苛捐雜税的可能。保證了國家税賦徵收的穩定，促進了百姓生存環境的好轉。
更為重要的是，“一條鞭法”大大充實了當時已經接近枯竭的財政。根據史料記載，張居正去世的萬曆十年，明朝財政已大大好轉，國庫盈餘已達一千兩百五十萬兩，太倉儲備糧食可供國家正常消耗十年之久，為萬曆三大徵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
三、軍事基礎-萬曆年間明朝軍事實力
明朝國初，以衞所製作為國家軍事實力的根本。在全國共設立都司（17）、行都司（3）、留守司（1）、內外衞（329）、守禦千户所（65），兵員最多時達到270萬人，為明朝穩定中原，北征蒙古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但自英宗土木堡之變後，積極擴張的明朝軍事政策開始轉為被動防禦，軍力也由此開始不斷收縮。其後，衞所制逐步被腐朽的官僚階級所侵蝕，軍田成為軍官的私產，衞所兵亦成為了佃農，失去土地的衞所兵不堪重負大量逃亡，最終造成了明朝的國家軍力根本衞所制的崩潰，進而造成明朝軍力的不足。
此時的明朝軍力較國初已然大大不如，但國家在軍事防務方面所面臨的壓力有增無減。不論是國內的部分邊遠地區叛亂、東南沿海的倭亂，還是關外的蒙古、女真地區遊牧民族的威脅，甚至是臣服於明朝的外藩都不時需要明朝的投入相應的軍事力量以維持這個龐大帝國的統治。
為此在嘉靖年間明朝開始採取募兵制、默許私兵，並輔以徵召西南土兵參與明朝的軍事行動，以彌補衞所軍力不足的窘境。
到萬曆十年，張居正主政期間釐清明朝所有在編軍隊數量為981930人，募兵68271人，相較於遍佈各地的衞所兵，募兵多集中在江南、廣東等東南地區。其中戰力最強的當屬嘉靖三十八年成立於浙江義烏的戚家軍，這支起初兵力規模僅三千人的募兵，在戚繼光的嚴格訓練下，憑藉當時領先世界的軍事訓練和裝備水平，在對倭寇及北方蒙古的作戰過程中未嘗敗績，被稱為16-17世紀東亞最強軍隊。
“繼光至浙時，見衞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 。 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此外，隨着衞所制度的崩潰。明朝將領開始大量採用家丁填補自身軍力的不足。這些士兵雖然沒有脱離軍籍，但實際上已經變成邊軍將領的家僕私丁。其中蓄養家丁最多的當屬遼東總兵李成梁，在其擔任遼東總兵二十多年時間裏，憑藉家丁私兵這種類似職業軍人的私人武裝，取得了“師出必捷，威震絕域”“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的驕人戰績，併成為了明朝後期的主要軍事力量。
最後，對於西南委任統治的土司採用徵調土兵的方式，補充明朝軍力不足的，一方面降低國家軍費的支出，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削弱西南土司軍事實力的目的，同時增強了部分土司與國家並肩作戰、休慼與共的國家意識。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四川土司秦良玉帶領的白杆軍和壯族土司訓練的狼兵。
通過募兵、私兵、土兵與原有衞所兵相結合的方式，明朝有效的將多種形式的兵制相結合，為萬曆三大徵提供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結語
正是有着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的強有力的支撐，才使得萬曆皇帝能夠有足夠的底氣，組織起三大徵，即鞏固了明朝在東亞政治秩序中的統治地位，同時也維護了明朝的國家統一。可以説三大徵的勝利，不僅僅是三場簡單的局部戰爭軍事勝利，它更多的是明朝在東亞地區再次確立的政治與軍事優勢地位的勝利，由此可見三大徵發動的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兵制》
《晚明史》
《明實錄》
《中國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