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U形彎
在崇禎時期，皇上為了練兵，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加重徵税，企圖抵制清兵，抵制反賊。一晃五年過去了，原來企圖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加重了。官兵照樣不靈，清兵還在鬧，李自成更由戰略性流竄轉為戰略性進攻，從西安向北京進軍，已經走到了大同一帶。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有人給崇禎皇帝分析：現在地方官以各種名義徵税，追討拷打，鬧得百姓困苦不堪，遇到反賊而歡迎，甚至賊沒有到就先去歡迎了，結果兵沒有練出來，民已經喪失了，最後餉還是徵不上來。
説白了，就是告訴皇帝，你不是想加餉平賊麼？偏偏你籌餉的規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賊就越踴躍，賊也就越多。百姓投靠了賊，餉更沒處徵了。這意味着一個空頭政策換來了更多敵人和税收的永久消失。最後，崇禎也明白了這個道理：徵税越多，反賊越多。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崇禎皇帝轉了一個彎。皇帝的思維原來是直線的，他想多斂錢，多練兵，從而消滅反叛者。在前期斂錢練兵的效果還不錯，但是隨着斂錢徵税越來越重，老百姓加入叛亂隊伍的速度和規模陡然上升。皇帝新斂到的那些軍費，新增加的兵力，還不足以鎮壓新制造的反賊。這個轉彎，有點邊際效應的意思，明朝確實沒有清晰地講出來。這個死彎在我們兩千多年帝國的歷史上反覆出現，要過無數人的性命，現在又來要崇禎的命了。
徵税的壓力越大，反叛的規模越大，帝國新增的暴力敵不過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國形勢到了這種地步，崇禎便走投無路了。崇禎和明朝就是被這個U形彎勒死的。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李自成反叛有好幾種説法，有的説是李自成被村民推選為行政村的村長，上面徵税，如果交不齊，就要拿村長是問。税負太重，李自成收不齊錢糧，自己又賠不起，只有造反了。另一種説法是李自成欠下鄉紳的債務，被鄉紳和官員往死裏逼，最後不得不造反。
崇禎死彎也是受多方面的影響，其中天災的影響就比較重要。明末大亂從陝西開始，這是因為中國氣候在明末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時期，降雨區域普遍南移。從氣象記載來看，就表現為陝西一帶連續多年的大旱，動輒七八個月不下雨。在陝西那個靠天吃飯的地方，這就意味着大面積饑荒。江南米價狂漲，陝北米價是江南的四五倍，與此相應的就是餓殍遍地和大量人吃人記載。陝西不比江南，底子本來就很薄，哪裏架得住這樣的連年天災。
到了這種關頭，官府應該做的是救濟和賑災，絕不應該繼續加税壓榨。而崇禎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嚴厲。按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規定，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及時報告，隱瞞不報者死。如果情況緊急，地方官有權直接開倉放糧。但這不過是一紙規定而已。
話又説回來，各地的糧倉裏也未必有多少糧食，好多地方賬面上有，實際上被那些貪官污吏們偷偷吃了黑。李自成圍困開封的時候，開封的糧倉就是這種情況，開封大飢，一個人單身走路經常失蹤，被人像偷雞摸狗一樣悄悄殺了吃掉。我國糧食部門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傳統，難道崇禎就能找到根治的靈丹妙藥？
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口號：餓死也是死，當反賊也是死，坐等餓死，還不如當反賊死。這是非常現實的厲害計算，當良民和當反賊的風險已經相當了，而當反賊活下去的希望卻大得多，這就是崇禎死彎的谷底。
更深廣的背景
秦二世元年，陳勝、吳廣到北京一帶服役，大雨路斷，不能按期趕到，依法當斬。繼續趕路無疑是自己送死，而逃亡與造反比起來，吳廣認為二者的風險差不多，仍是一個死。陳勝説天下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於是決定造反，天下大亂，秦朝由此滅亡。
這類事情在隨後的兩千多年中不斷重複着。政府和百姓的這種致命衝突，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體制性的解決。我們的祖先好像記吃不記打一樣，總在同一個問題上犯錯。
陳勝、吳廣造反的1560年之後，明朝創始人朱元璋二十五歲，正在一座寺院裏當和尚。當時元朝已經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敗逼出了紅巾軍，官兵和造反者殺來殺去，天下已亂，官兵經常捕殺良民冒充戰功，這時候朱元璋開始計算兇吉。朱元璋非常謹慎，一直在考慮是否造反投奔紅巾軍，經過幾番周折，最後走投無路的時候，還是通過卜卦來解決。結果，留下是兇，逃走也是兇，投奔紅巾軍是吉，於是就投奔紅巾軍了。
還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轉了一個圈，輪到朱元璋的子孫面對當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面對沉重的賦税，官員們貪污是一方面，上面的政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崇禎剛即位，便作出了具體嚴格的規定：知府完不成賦税任務不能升遷，知縣完不成賦税任務不能參加升遷前的考選。這是用胡蘿蔔勾引毛驢前進的政策。同時還有大棒驅趕的政策，完不成錢糧任務要降級，還要扣罰俸祿。導致了納税指標各種各樣，花樣繁多，內容之龐雜，連户部尚書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體登記辦事的書手處理了。
為了完成賦税任務，除了拿老百姓開刀，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賄賂書手。書手是負責登記造賬的，向書手行賄，讓他們在賬目上做手腳，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長們也搞不清楚那些税收名目。在這個意義上，書手比天子更能影響地方官的命運。
通向谷底的路途
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税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賠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説，皇上的好壞，貪官污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非常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看作政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鋭減，地廣人稀，土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相當於現在人民幣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太平，人口增加，税負也不太重，田地價格達到高峯，每畝能賣到五十兩到一百兩銀子，相當於現在人民幣三萬元左右。在弘治死後，正德皇上即位，賦税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在正德和嘉靖年間，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的拱手送人都不肯要。
海瑞就罵過嘉靖皇帝，説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崇禎即位後，老百姓把崇禎稱為重徵，能重徵到什麼程度呢？一畝田地也就值七八兩銀子，各種税目加起來就要十兩。這樣的田地還能要麼？人們都棄田逃走了，導致大面積的土地拋荒和流民的出現。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隊伍的後備軍，他們的出現又更多製造荒地和流民，進一步壓低田價。崇禎末年，盜賊四起，人們都以無田為幸運，每畝田價不過一二兩銀子，田的成色稍差，也有白送也沒人要的。如果一個飯館白送也沒人要，意味着不會再有人開飯館了，飯館的廚師和服務員也要大規模失業了。事實上，這正是明末農民的處境。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軍隊的數目卻越來越大，他們總要穿衣吃飯。這就要求我們的父母官更加嚴厲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農民，把他們也逼跑。
那官兵又是怎樣的呢？據記載，左良玉率領二三萬官兵湧入鄖陽城，城裏的每家每户都住滿了官兵，對百姓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姦污。將她們拉到船上搶走時，有的婦女望着岸上的父親或丈夫哭泣，立刻被這些兵砍下腦袋來。公平地説，左良玉的部隊在明朝官兵中並不是最壞的，他們燒殺搶掠，但是好歹還能打仗，總比那些見到百姓如狼似虎，見到清兵和土匪便抱頭鼠竄的傢伙管點用。為什麼官兵會這樣？因為官府的税費雖然一徵再徵，仍然嚴重拖欠軍餉，士兵們被迫賣命打仗，卻又缺糧斷餉，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軍官們也就不敢真管，不然官兵也會造反。
與官兵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他每攻下一城，就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賊知道百姓恨什麼，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同樣是餓肚子，心裏以為餓得對，餓的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裏等死；心裏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着大棒子出門。李自成在當時還散佈了一個歌謠：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對於被貪官污吏壓迫的老百姓來説，痛痛快快地吃他娘幾頓飽的，穿他娘一身暖的，不再給狗日的納糧了，這是多麼美好的世界啊。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大軍逼近軍事重鎮河北，鎮守太監竟然出門三十里外迎接李自成。五日後，李自成大軍抵達北京，發炮攻城，崇禎皇帝在炮聲中發出罪己詔，宣佈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餉和舊餉，但為時已晚，當晚北京城被攻破，崇禎自縊，時年三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