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壽春之戰入手，看蜀吳兩國問鼎天下需要怎樣的“天下之變”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隆中對》壽春之圍

魏甘露二年至三年(257年)，大權獨攬的魏大將軍司馬昭召徵東大將軍諸葛誕入洛陽，見識過被司馬氏誅殺的鄧颺、夏侯玄，和被夷滅三族的王凌和毋丘儉，諸葛誕知道，雙方只能攤牌了，好在諸葛誕的手上的籌碼雖然不及司馬昭，但是一戰之力還是有的。於是，諸葛誕殺掉揚州刺史樂綝，聚集了在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的十餘萬官兵和揚州地區新招募的身強力壯的兵士四五萬人，又聚集了足夠食用一年的糧食，準備與司馬昭做長期對峙的準備。

諸葛誕於壽春起事是魏國後期反對司馬氏專權的“淮南三叛”的最後一次，但與之前的王凌和毋丘儉以復興曹氏為目的不同，諸葛誕的反叛並沒有那麼多“政治理想”，他完全是為了自保，值得一提的是，在剿滅之前的毋丘儉反叛時，諸葛誕還幫個司馬氏不小的忙。諸葛誕也在剿滅毋丘儉的戰事中賺到了不少政治籌碼。但是，由於派系問題，諸葛誕始終難以成為司馬氏的心腹，而深諳官場之道的諸葛誕明白：司馬氏絕對不會容忍一個手握重兵，卻不是自己心腹的他長期存在，於是，諸葛誕自請前往壽春防衞吳國，達到壽春後，諸葛誕積極收買人心，豢養死士（這一點倒是很像司馬師），並積極聯絡吳國，為反叛司馬氏做着準備。

對於司馬昭來説，日趨壯大的諸葛誕確實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麻煩，在這個麻煩一定要解決的前提下，早解決比晚解決要好，於是，司馬昭召見諸葛誕，其實，這麼做就是想逼反他，在揚州刺史樂綝被殺後，司馬昭決定親率大軍26萬攻打壽春。

為了聯絡吳國，諸葛誕將自己的小兒子諸葛靚送到吳國做人質，吳國當即封諸葛誕為左都護，持符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並封為壽春侯。並派將軍全懌、全端、唐諮、王祚等人領兵三萬人前往壽春支援諸葛誕。

司馬昭率領26萬大軍剿滅諸葛誕的行動在軍事上已經準備就緒，但是，司馬昭面臨一個問題，如果自己出徵，魏帝可能反水，如果帶魏帝出征，太后可以在都城下旨剝奪自己權力，並號令天下人勤王，屆時，如果京城被支持曹氏的勢力控制，自己在外可能陷入被動，於是，史無前例的一幕發生了——大將軍司馬昭帶着魏帝和太后一起親征壽春。積極行動的蜀吳

六月，司馬昭大軍到達壽春，並形成對壽春的合圍，司馬昭大軍在壽春城外形成兩層包圍圈，並以堅固的深溝高壘防禦工事死死圍住壽春，司馬昭同樣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

與諸葛誕有約定的東吳也出兵積極支援諸葛誕，壽春之圍尚未完全形成時，全懌即帶領的3萬吳軍即從城東北憑藉險要的山勢進入城中協助諸葛誕作戰。合圍形成後，吳將朱異又率軍有外圍進攻司馬昭軍隊，試圖與城內突圍的諸葛誕軍隊相配合。司馬昭則命令派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統領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的輕裝精鋭士卒作為遊動軍隊以對抗外圍吳軍，最終，前來支援的朱異部隊被州泰在陽淵擊敗。

朱異戰敗後，吳國又派丁奉、黎斐前往壽春支援，但都在外圍被司馬昭的部隊打敗，至此，壽春之圍已經成為了城內外單純的對峙和消耗。

另一邊，蜀國一方也沒有閒着，姜維乘司馬昭調關中兵力東下討伐諸葛誕之際，率兵數萬出駱谷(今陝西周至西南)，到達沈嶺(今陝西周至南)，欲襲擊存放大量糧草的長城(今陝西周至南)，魏將司馬望、鄧艾立即合兵據守，姜維軍進至芒水(今陝西周至黑水)，依山為營。司馬望、鄧艾軍近水築寨。蜀軍多次挑戰，魏軍堅守不出，兩軍長期對峙，蜀軍難以取得進展。

看着城外司馬昭的大軍，起初，諸葛誕的內心毫無波瀾，甚至有些想笑，因為壽春多雨，一旦暴雨不斷，水甚至可能淹到城牆下，而在地勢較低處安營紮寨的司馬大軍必定被淹，到時候圍城自解。但是，詭異的是那年的壽春竟然滴水未降，而由於當初認為司馬昭的圍城不能長久，城內守軍放心吃糧，絲毫沒有節制，所以糧食消耗很快，正如《大明劫》中孫傳庭所説：“人心就是糧食”，糧食捉襟見肘後，諸葛誕軍中人心開始不穩，軍中將領開始出現意見分歧，蔣班、焦彝認為應該稱現在還有突圍的能力，傾全力攻擊一面以求突圍，而文欽等人則認為應該繼續堅守，待魏國內部發生變數。

諸葛誕最終站在了文欽一邊，而此時，諸葛誕要殺掉蔣班、焦彝的傳言就不脛而走，二人害怕被殺，於是出城投奔司馬昭。後來，文欽又建議未節省糧食，令北方人出城投降，留下他與吳國人留在城中堅守，諸葛誕不同意，此後，兩人矛盾不斷加深，以至於諸葛誕最終殺死了文欽，其子文鴦、文虎出城投奔司馬昭。投降的文鴦、文虎又不斷勸城中守軍投降，再加上糧食不足，城內早已人心渙散，以至於司馬昭最終攻城時，抵抗並不激烈，最終，諸葛誕在出城迎戰時被殺，壽春城破，“淮南三叛”的最後一叛也以失敗告終，據傳，壽春城破當日，大降大雨，如瓢潑一般。蜀吳所需要的“天下之變”

三國格局，魏強而蜀吳弱，縱然蜀吳加起來實力也不及魏國（當時的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北方，不要用現在的城市格局去考慮當時，如果是現在，就得魏蜀聯盟抗吳了），如果硬拼，在魏國內部穩定的情況下，蜀吳很難有什麼機會，所以，無論是諸葛亮劉備的《隆中對》還是魯肅為孫權的建議都提到了“待天下有變”。可見，蜀吳兩方的有識之士都已經明確想以弱克強必定要等待對方內部出現問題。

而壽春之戰對於蜀吳兩國來説，都是不小的機會（尤其是吳國），因為他造成了司馬昭幾乎傾全國之兵去討伐諸葛誕，造成內部兵力相對空虛，而對於吳國來將，由於諸葛誕願意歸降，如果諸葛誕在壽春打退司馬昭，那麼，相當於自己的兵力和地盤都會擴大，當然，諸葛誕未必真心歸降，但即使這樣，魏國內部也多了一個分裂勢力，比內部穩定的魏國要好得多。

蜀吳兩國所希望的魏國內部矛盾還來自一個重要方面：魏國的政權合法性問題一直存在，曹魏篡漢，引起了不少支持漢廷的勢力的不滿，這些勢力一直是潛伏在魏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

這裏要説説諸葛亮的7次北伐，而這7次北伐説實話，除了第一次出其不意，取得一定成果外，另外6次成果並不明顯（2次幾乎沒有交戰就退回），其實，以諸葛亮的智慧，應該能夠看出：若沒有出其不意的優勢，出兵難以取得進展，對於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原因，大部分認為是諸葛亮認定拖的越久，魏蜀兩國實力差距就越大，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時間拖的越久，原本漢廷勢力就越弱，魏國的合法性就越強，起內部再出現大規模變數的可能性就越小。

諸葛亮死後，雖然漢魏的矛盾逐漸消失，但隨着司馬氏的崛起，魏晉矛盾再次成為威脅魏國內部穩定性的重要因素，所以，姜維重新開始了北伐，而相對於諸葛亮的北伐，姜維的北伐特點是：次數更頻繁，戰鬥規模較小，其目的恐怕也是能取得進展最好，如取得不了進展，也要試圖引起魏國中曹氏勢力對於司馬氏的反擊，以破壞魏國的內部穩定。

壽春之戰，已經幾乎滿足了蜀吳所需要的“天下之變”的條件。但由於運氣成分：壽春沒有下雨，再加上司馬昭考慮周全，準備充分（帶太后和魏帝一同出征）使得這次機會與蜀吳兩國失之交臂。

當然，即便壽春下雨，諸葛誕打退司馬昭，西路的姜維也取得較大進展，魏國仍難以大亂，司馬昭仍然可以收縮防線繼續作戰，而且，仍然是實力較強的一方，要想造成魏國大亂，除非寄希望於諸葛誕直接在壽春城下打死司馬昭，但這種可能性太小了。

而且，蜀吳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政權，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天然缺陷，如果一方的戰事過於順利，對另一方的威脅超過北方的曹魏政權，另一方就可能轉而與曹魏聯合，對昔日盟友反戈一擊，關羽攻取襄樊的戰役中，蜀國實力還遠不到超過魏國的地步，但由於其勢頭很猛，吳國也果斷選擇背盟襲擊荊州。

綜上，蜀吳兩國若想問鼎天下，一定需要魏國出現多政權，多中心的大動亂，使蜀吳兩國都能在瓜分魏國的中佔到大便宜，而後，再新的平衡中尋找一統天下的機會。

當然，這種機會最終沒有出現，而蜀吳兩國最終被魏（晉）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正常結果。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不難看出，在北方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已經被魏國這一單一統一的政權佔領後，蜀吳兩國想以弱克強需要非常苛刻的條件，可謂困難種種。

但歷史就如同我們的出身一樣難以選擇，我們決定不了自己手中有怎樣的牌，但我們必須以手中的牌打下去，即使手中是一副爛到極點的牌，也別急着下桌，事情不會總是一成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