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一書由1998年拍攝電視文獻片《百年恩來》主要採訪記錄整理而成。原採訪200餘人，本書選取有重要價值的34人的採訪記錄，這些講述人均為與周恩來有親密交往者。選題內容生動感人，再現了周恩來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豐富的感情世界。全書基本保持了被採訪人的個性和語言特點，使讀者能從書中共同體驗他們人生中最寶貴的記憶與最真摯的情感。書中的許多被採訪者已經故去，因此本書所記錄的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更加彌足珍貴。(陳苑)
《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封面 資料圖
本文摘自《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 主編：鄧在軍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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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晚年周總理治病的親身經歷
吳階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著名泌尿科專家)
我跟敬愛的周總理接觸時間很長，越接觸時間長，越覺得跟他接觸就是受教育，我受周總理的教育實在太深了。我想先從看病問題説起。
周總理患膀胱腫瘤，是在常規檢查時發現的，不是他有什麼病狀才檢查的。接着，我們就趕緊加強檢查，比較快就得到了證實。後來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講這個事情。我很明白，周總理是相信科學的，是相信我們的，估計他接受治療不會有什麼大的困難，但是我不知道他還會説什麼。實際上，我跟他説了這個檢查結果，他一點也沒有什麼震動。他説：“我一定配合你們。”這句話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這句話後頭還有一句話：“你們也要配合我”。這句話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我完全理解，他這是要醫療、工作兩不誤，醫療工作的安排要不影響他的工作，他是處處以工作為第一的。我馬上就回答：“我們一定這麼做。”可是我有個考慮，儘管膀胱腫瘤還不算是最壞的腫瘤，但畢竟它還是比較嚴重的，實際上最終一定要影響工作的，也就是説根本不能工作的，我也不希望有那一天，所以説到這兒就完了。
後來，我們安排治療，差不多都是適應他的時間，他是從工作崗位上抽時間來治療。比如説，1973年3月9日我給他做治療的，為什麼呢？因為他3月8日去參加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婦女節招待會，然後回到醫院，3月9日做治療。他1974年6月1日又開始到醫院治療，為什麼呢？因為他是5月31日剛剛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簽訂了兩國建交問題的協定。可以説沒有一次不是從工作崗位上抽出時間來做治療的。1974年，已經知道他還有一個腸腫瘤的問題，已經決定要治療了。可是那個時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屆人大的安排在即，周總理不得不延緩治療，與王洪文到長沙去見毛主席。回到了醫院後，還繼續工作，不僅看文件，批文件，還要見外賓。我記得，他住院以後，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後一次見的是羅馬尼亞的外賓，其間他見了60多次外賓，不要説內賓了。他接受治療，是以工作為主的，一直到最後離開我們。
不被周總理問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辦事非常認真，一切都是從革命的利益出發，從國家的利益出發，認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説，我們向周總理報告其他人的病況，上至國家領導人，各方面的高級幹部，一直到工人、農民，他都是很關心的。他派我們去看王進喜，王進喜患癌症，住進醫院了。我們回來以後給他彙報。我們知道，給周總理彙報工作，按一般的彙報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種聽的態度，非常認真，比我們想得細，想得周到。他要問你，你為什麼説他是這個病，問你的根據，很細，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彙報，那是不行的。我們去彙報那叫一個行列，帶的東西多了，圖譜、標本、X線片、顯微鏡，什麼都得帶。因為你説到哪兒，他就叫你拿出證據來。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他處處在動腦子，很快會發現問題。去時都要充分準備，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彙報。彙報我們認為這個病有多大的把握，還應該做什麼檢查，應該怎麼治療，治療前途如何，他一樣一樣地問。
問到後來啊，我們都感覺周總理是醫學專家。比如説，這個病是什麼病，應該怎樣治療。他就問：不是誰誰誰也是這個病嘛？你們怎麼説是那樣治療呢？他就要問你為什麼這兩個人治療不同？最根本的是他對人的關懷，對國家事業的關懷，對國家前途的關懷，因此他一絲不苟，非常認真，考慮得細。那麼，會不會被他問倒呢？他問你，你説不出來了，就被問倒了。問倒不要緊，他也不責怪你。我們就知道哪天不被周總理問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問倒我們，並不是吹毛求疵。他想得比我們深，比我們深得多。
凡事都要細想，都要去考慮，不是一讀而過
比如説， 有一次派我們到鄰國去為一個領導人治病，説回來要彙報。當時病人已經病入膏肓，隨時要出問題，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兒坐專機需要24小時，回來就要報告。先説口頭報告，飛機上接到通知，要書面報告。我就要去了解情況，搞清楚了再回來。我事先都得考慮得很周到，怎麼能在短短的時間裏把資料收集完全。為此，我事先通知當地使館，請當地的醫療組帶全資料到那兒等我。到了當地直接去使館，簡單説一下，馬上決定由幾個醫生趕緊整理資料，然後自己看，回來後我就給周總理彙報，我在病報上寫道：“除非出現奇蹟，隨時可以發生問題。”他看後就讓我去口頭再彙報。問，按你説就是沒辦法了？我説，隨時就要出問題的。他問，他病在哪兒最主要？當然他知道，是肺部。他問，帶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麼變化？我説有什麼什麼變化，同時又説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為我的確自己看的片子。他問，為什麼照得不好？就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來，也可以説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當時又問為什麼照得不好。據説那個地方也是極“左”路線，説照得好的技術員政治條件不夠。來照的這個技術員哪，政治條件是好的，但技術差一些。他説：“噢，這麼一回事。”他又問：“什麼機器照的？”這句話完全出我意料。我説：“我不知道。”好!這就把我問住了。他又問：“你看見那機器沒有？”我説：“我沒看見。”這不又問住了。他也沒怪我。因為事實上我是沒看見。他説：“好，你回去休息吧。”幾個鐘頭後他又叫我了。他説，你再去，帶一撥醫療組的人去。到了機場我們碰頭，我一看哪，有個放射科技術員，我也是熟悉的。我一看放射科技術員，就明白周總理為什麼問那句話。你説那兒的技術員不是政治條件好、技術不行嗎？我派個政治條件好技術又好的去。如果這個技術員懂這個設備，知道是個什麼型的機器，知道是要什麼條件的，他就可以準備得更充分。所以他當時問我是什麼機器，不是要問住我，而是要知道派一個懂得這個機器的技術員去。你看這個多深呀!像這種事情可以説常常有。
比如説，我們經常按要求去了解病人的病況，寫病報，周總理看完一般都要批示，同意，或閲、已閲等。他每次看病報也是非常感動人的。給周總理的病報並不都是印出來的，有不少手寫的，他就用紅筆逐字逐個標點符號都看一遍，哪個地方錯了，就給你改好。有一次，我在一個病報上寫了一句：病人今日體温37.8度。我寫病報應該説已經是有鍛鍊了。周總理在病報旁邊括了一個括弧，加寫了“昨日37.2 度”一句。這句話對我的教育意義是很大的。因為你説37.8度，這是一個當時的情況，看不出一個趨向，是往好了走，還是往壞了走。他加寫一個“昨日37.2度”，那就説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覺得我這病報沒寫好，我應該寫“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細想，都要去考慮，不是一讀而過。這是周總理的一貫的主張。
周總理不讓我有思想包袱 特地跟葉劍英元帥解釋
周總理患病以後呢，我們有的領導就安排，在301醫院對這個病趕緊做一些研究。當時我們醫療組的同志就定期去看。周總理很清楚，馬上説：“你不要去。”不讓我去，讓其他外地兩個同志去，回來以後我們一起商議。因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別人會問，怎麼我來看膀胱腫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細，我們都想不到的。他就是從總的方面，從政治上來考慮問題。
過了幾個月，醫院裏説發現一個好辦法，用樨樹鹼，是一個抗癌藥，中國有抗癌藥，一種從樨樹木來的，但是這個藥用了以後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總理也知道這個藥，因為20世紀70年代初期他讓我們去治療過一個病人，是食道癌，用了這種藥，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願意用。我們也知道不是不能用，因為不見得有好處，但是也可以考慮用。周總理説不願用，我們也同意了。後來，葉帥就對我有意見，説我不相信中藥。其實它也不是中藥。中醫當然我也不懂，但是我也接觸很多。後來有一天，周總理把我叫去，當着我面，跟葉帥説：不是吳階平不同意，吳階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這是來解脱我，不要因為這種事情讓我有思想包袱，他對人的關心是沒法兒説的。
周總理給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
我受周總理的教育是很多很多的，有的可以説是周總理給我的一些特殊的教育。比如説，1956年1月14日，周總理在懷仁堂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時間很長。報告説到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是通過三條途徑：一條途徑是社會實踐，一條途徑是業務實踐，一條途徑是理論學習。我是1948年12月從美國回來的，回來以後，很快參加了一個學習班，學習《實踐論》、《矛盾論》，學習了社會發展簡史，引起我思想很大變化。
我對周總理説：“您説的是社會實踐，我有體會，您説的理論學習我也有體會，可是我在業務學習裏頭卻沒有……”他馬上頭一抬，説：“噢，那你説説你的業務實踐是怎麼回事？”我就稍微講了講我的醫療工作，説我從美國回來以後，當時國內對我的工作最重要的評價，就是對腎結核病有研究。腎結核病是國內當時一種常見病。我説我怎麼怎麼發現一個什麼問題。周總理聽我説完了就哈哈大笑。他説，你為什麼研究腎結核啊？我説，因為那是個常見病吶，病人最多啊。他説，你們過去作研究是這麼作嗎？我説，過去總是文獻上作什麼研究我們就跟着作，跟着洋人屁股後頭，所以常常從文獻到文獻，文獻裏頭做什麼，我也做點或者補充一點，或者重複一點，根本與自己沒關係，為研究而研究，不是為解決具體問題。他説，那你不是跟你原來作研究不同？他説，所以你是從實際出發的，你是從國家的需要出發的，從病人的利益出發的，那你不是得到了嗎？那你思想上不是有了變化了嗎？這句話實際上就使我開了竅，他説你已經得到了，可你沒有體會。
周總理彌留之際對我説：我這沒什麼事，需要你的人很多
周總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點多鐘，彌留之際，他抬起頭看見了我，説了這麼幾句話：“吳大夫，我這沒什麼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這是他最後一句話。這時候，他一心想的還是別人。
周總理關心別人，總是想着別人。北京飯店有一位朱師傅，一直為周總理理髮。知道周總理病了，就老要給周總理理髮、刮刮鬍子，周總理就不讓他來。他説，不要讓朱師傅看到我這個樣子，他會太難受的。周總理沒病以前，那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的早期，在北京飯店舊樓，有次周總理去理髮，朱師傅不小心一下劃破了一點，朱師傅很緊張。他對朱師傅説：不是你的事，我一咳嗽，這就怪我。朱師傅後來在周總理身後為他刮的臉，當時他真是痛哭流涕呀!周總理一天的生活，尤其到了人民大會堂辦公，到夜裏2點多鐘才回西花廳。回家以後牀上有個架子，躺在牀上墊着批文件，看材料，又得兩個鐘頭左右，可能到4點鐘左右才睡覺。睡覺起來10點鐘、11點鐘。到衞生間就是辦公，有的事在衞生間就要處理了。
膀胱癌的特點就是容易復發。1974年5月，周總理出血很厲害，那樣要輸血了。可他絕不同意，説是毛主席接見外賓需要他去參加的，先打個招呼今天需要什麼治療，能夠調整一下時間。結果有一次正在那輸着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見外賓了，周總理也不准許我們説正在輸血，拔掉針頭就去參加。所以他考慮自己的身體完全是第二位的問題，工作是第一位的問題。
周總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復發，老復發我們就很擔心，老復發就説明長癌的趨勢在那兒。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帶狀皰疹，俗話叫纏腰龍，一般都半邊，它是根據神經來的。他得了一個頭部的神經的帶狀皰疹，這是很痛苦的。從前以為帶狀皰疹叫作終生免疫，得了一次就不得了，其實這是不對的，得了一次還可能再得的，而且體力健康不好了才得這個病，使健康狀況更加下降。他故去以後多年慢慢研究才知道，得了這個病以後對促進癌的發展是很嚴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後他情況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術後就不能做了，細胞變了，主要靠放射治療，不能靠手術了。他的身體是全面的崩潰，抵抗力一點都沒有了。身體抵抗力一點都沒有，這當然和他長期工作擔子重、精神上受折磨，尤其是受“四人幫”的折磨都有關係。
周總理總是説：把我推上這個歷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來把工作做好。所以一輩子都是貫徹這麼一個主導思想，從來沒考慮過自己。有一個材料介紹，周總理故去以後，聯合國那時的秘書長是瓦爾德海姆，奧地利人，馬上就提出下半旗致哀。有的國家就提意見，説過去我們這些國家領導人故去，你們也沒有下半旗，那是不是今後我們國家領導人故去你也下半旗？他説，你們告訴我，以前或者以後，有沒有誰説他身後一分錢沒有，什麼都沒有，一切都為了國家，你們國家要有，我也給你下半旗。沒有人説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