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討論一個經濟學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基於其一直以來所鼓吹的“美國至上”原則，指示美國商務部門開展各種反傾銷調查，意圖通過提高關税的方式，來達到製造業迴流美國，保護美國利益的目的。
各類關税的大幅提高，給許多對美有大幅出口順差的國家造成了一定損失。因為關税提高後，意味着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價格會升高，導致市場競爭力的下降。可見，關税的自主權，是保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一道重要關口。
關税是伴隨着國際貿易而產生的。在清朝前中期，由於實行閉關鎖國，長期以來對關税政策並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到晚清時，洋人用輪船大炮打開中國大門，要求進行國際貿易時，清朝的統治者們便如墮五里霧中，不知所措了。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清朝的統治者——咸豐皇帝，是如何看待關税政策的呢？
事件得説回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艦隊攻陷大沽口炮台，進犯天津。咸豐皇帝擔心英法聯軍進一步內犯，派出大學士桂良前往與聯軍議和。
最終，迫於聯軍的壓力，桂良與英、法、美、俄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其中有一系列不利於大清的條款，比如准許外國人在北京建立大使館、開放內江通商、允許外國人來華傳教等。
桂良私自與洋人簽訂《天津條約》，讓咸豐怒不可遏，因為這裏面一些條款，突破了咸豐的底線。比如，咸豐不懂現代外交，視英法美俄等國為蠻夷，讓蠻夷派大使駐京，我大清豈不是顏面掃地？
為了阻止洋人進京，咸豐想方設法要廢除《天津條約》。同年，咸豐派桂良前往上海與洋人商定關税條款，給桂良和兩江總督何桂清發了一道諭旨：
“此次桂良等前赴上海，應照原定辦法，俾各夷感服。……此時須將全免税課一層，明白宣示，使知中國待以寬大之恩，此後該夷獲利無窮，無須再赴天津伸訴冤抑。所許各項，自可全行罷議，此為一勞永逸之計。”
咸豐這道聖旨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咸豐表示願意將從外洋進口貨物的關税全免，來換取洋人撤銷《天津條約》中的要求。
那時候，咸豐被洋人要進北京的要求給嚇昏了頭，完全沒有意識到取消關税，對中國而言意味着什麼。兩江總督何桂清接旨後，表示此舉萬萬不可，向咸豐上疏道：
“若不徵其出入口貨税，則無稽考，竟可任聽該夷將我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貿易，胥天下之利柄歸於該夷，而我民窮財盡矣。”
而咸豐卻以為何桂清是身為地方督撫，想為國家增加税收，又或者是何桂清的手下怕取消關税後無利可圖，才反對取消關税，因此繼續要求他們與洋人談判時，必須以取消關税作為廢除《天津條約》的籌碼。
但是，桂良與何桂清深知免除關税的後果，誓死不敢從命，最後並沒有向洋人提出這個條件，來換取廢除《天津條約》。
從上面這起事件中，可以看出，當時清朝的最高統治者對國際貿易可以説是一竅不通。咸豐只看得見真刀真槍的陸戰海戰，卻無視對國家安全同樣重要的貿易戰。
在19世紀中葉，西方已經掀起了工業革命，而清朝還是男耕女織的農耕社會，工業生產力判若雲泥。假設完全取消關税，西方質高價廉的貨物將馬上充斥全中國的市場，國貨將再沒有生存的空間。
一旦洋貨佔領了市場，洋人賺走了利潤，我們卻無法向他們收税，而民間則出現大量的破產和失業，
“民窮財盡”
，將產生更多的起義和動亂。這樣一來，清朝統治的根基，也就徹底崩潰了。
那麼，在什麼時候降低關税是合適的呢？
第一，國家有擴大對外開放，同時也有對某類特定商品的消費需求。降低這類產品的關税，可以降低民眾的消費成本，提升國民生活質量。
第二，適度降低關税，適當地引入外國的競爭者，與國產品形成良性競爭關係，有利於提升國內產業的整體水平。
在晚清時期，清朝並不具備這些條件，而咸豐卻想用徹底免除關税的極端手段，來換取一時的和平。假如這項政策真正實施的話，恐怕大清的氣運，都撐不到20世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