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卿雲樓
在復旦大學校園（邯鄲路校區）東南角，有一幢老房子，名叫“卿雲樓”。卿雲樓名，源於“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詩句，名字古雅，樣貌卻很平常。乍一看，還以為它是老工房，火柴盒式樣，五層樓，格子窗，灰牆。無論是年代、顏值還是名氣，卿雲樓都難以與奕住堂、子彬院和相輝堂等老建築匹敵。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里程碑式的地位：復旦第一幢留學生樓。
一
復旦正式招收留學生，是在1949年以後。最早的留學生，來自日本，名叫今富正巳。今富正巳於1952年從私立上海學院轉入復旦中文系，師從過賈植芳先生。1953年夏，今富正巳提前畢業，賈植芳將自己的散文集《熱力》贈予他留念。1955年後，賈植芳因“胡風案”蒙難，復出後遍尋《熱力》無果。沒想到，到了1983年7月，他忽然收到日本寄來的複印件，寄件人今富正巳，此時已是東洋大學教授。賈先生説：“打開一看，正是《熱力》，是我當時送給他的那本，扉頁上還有我的題辭，不過今富先生在前面又加了一句：‘時隔三十年’！”（賈植芳《獄裏獄外》）
今富正巳（復旦檔案館藏）
今富正巳之後，又來過三位日本留學生：中田慶雄、山下好之和菊地升。1956年9月，他們進入中文系，跟隨胡裕樹先生，學習現代漢語。據中田慶雄回憶：“我從未缺席過胡裕樹先生的講課，而且還直接在教研室接受他的輔導。他還給我指定閲讀的參考文獻，平均每三天為我上一次課，還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家裏。”（中田慶雄《冰花》）中田慶雄畢業後，長期從事中日友好事業，曾任職於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他還多次回訪復旦，並被聘為復旦顧問教授。
1973年6月，周恩來總理會見中田慶雄
我一直有個疑問，上述日本留學生入學時，復旦還沒有留學生樓，他們住在哪裏呢？得知1957年入讀中文系的陳光磊先生曾和他們一道聽過課，我去向他請教。陳光磊説：“我們中文系男生當年住在學生宿舍6號樓；日本留學生住在哪裏，我倒不清楚。反正在6號樓裏，我沒見過他們。”我又到復旦檔案館查找史料，沒有日本留學生的住宿記錄，卻在今富正巳的學生登記表上，發現了他的通訊地址——“上海市虹口溧陽路853弄167號樓下”。
二
1959年，復旦來了一位蘇聯留學生，名氣最響。他叫米沙，全名米哈依爾·列昂季耶維奇·季塔連科。季塔連科出生於1934年，1953年入讀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曾任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所長、俄中友協主席。早在大二時，季塔連科偶然讀到郭沫若《十批判書》俄譯本，便着了迷。他提筆就給郭老寫信，表示對中國哲學的強烈興趣。兩個月後，他收到了郭老的親筆回信：“親愛的蘇聯朋友，非常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如果你真的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為長者我要告訴你，你需要掌握漢語，但不僅僅是現代漢語，還要學習中國的文言文。”就這樣，1957年2月，季塔連科赴華留學。他先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受業於任繼愈、馮友蘭先生。1959年9月，轉到復旦哲學系，師從胡曲園、嚴北溟等先生。
季塔連科
那時，中蘇關係尚在蜜月期。學校對季塔連科很重視，專門撥出一套住房，作為他的“留學生宿舍”——在復旦歷史上，這是個特例。季塔連科後來説：“復旦大學的條件很好，我被安排在一個有四個榻榻米的日式小房子裏……”這個“日式小房子”，位於徐匯村（今復旦第二宿舍）27號，原為盧鶴紱先生寓所，盧家遷往第九宿舍後，這裏就成了季塔連科的家。據復旦子弟李北宏先生回憶，他曾去過27號，“走進他家，第一感覺是屋子裏陳設簡單，不過出奇的乾淨。一幅列寧的畫像掛在朝南的前屋，他的太太正在熨燙衣服。”（李北宏《回憶復旦季塔連科》）季塔連科的太太娜嘉，在華東紡織工學院（今東華大學）留學。他們一家，在徐匯村一住就是兩年。
當年在復旦，少有外國人。季塔連科高眉深目、身材頎長，在校園裏非常顯眼，幾乎人人都叫他“米沙”。他記得：“在畢業典禮上，校長陳望道教授宣佈：‘1號畢業證書將頒發給一名外國留學生、一位蘇聯公民——米沙同志。’他們誤把我的名字當成了姓。大會結束後我不得不作出解釋，因為這樣的證書對我是無效的。一週後，系主任胡曲園給我補發了姓為‘季塔連科’的畢業證。”（季塔連科、維諾格拉多夫《一生為中國而戰》）
三
復旦有臨時留學生宿舍，是在1965年。那年9月，根據外交部安排，復旦首次接收越南留學生，共計214名。學校騰出原學生宿舍4號樓，讓越南留學生入住。4號樓位於校園東側，靠近國定路，環境幽靜，住宿條件也最好。秦湘老師曾擔任過留學生的班主任，她告訴我：“4號樓每個房間裏，生活用品一應俱全。越南留學生的待遇，比中國學生好多了！他們的日常開銷，都由我們承擔。那時，孫保太先生任校辦副主任，負責留學生管理，他工作非常細緻、認真，大到服裝定製，小到杯子式樣，都要一一過問。”復旦4號樓，見證了中國人民節衣縮食、抗美援越的真情。
1966年越南留學生在復旦物理樓前合影
（孫曉剛供圖）
一年以後，“文革”爆發，越南留學生陸續歸國。臨別時，他們抱頭痛哭，依依不捨。不久前，孫曉剛校友贈我一冊越南留學生影集，説是他父親孫保太收到的留學生禮物。打開扉頁，黑卡紙上粘貼着一行金色的中文字：“越中兩國人民的友誼萬歲！”一看就知道，那是越南留學生回國前，費時費力精心製作的。
越南留學生走後，4號樓迴歸為普通學生宿舍。1974年，復旦恢復招收留學生，至1978年，已達近40名。這些留學生，大多由西方國家公派。他們與中國學生一起，合住在4號樓。其中，有一位英國留學生，名叫邁克爾·蘭克，中文名為阮邁可，他由英國文化交流協會派遣，於1975年到復旦研修漢語。留學期間，阮邁可酷愛研究上海老地圖、老地名。他帶着相機走出校園，用那時還很罕見的彩色膠捲捕捉上海瞬間：邯鄲路上的有軌電車、福州路上的三山會館、南京路上的樣板戲電影宣傳牌和黃浦江上的老帆船……這些風景，今天早已絕跡，卻是上海城市變遷的寫照。2005年，阮邁可將它們發佈在社交媒體上，曾引起轟動。
復旦4號樓裏的阮邁可
阮邁可在復旦留學時，就住在4號樓，他曾曬過一張宿舍照片：一隻木質書架，書架上掛着熱水袋，放着白色搪瓷茶缸；兩張木質單人牀，牀上鋪着草蓆，放着紙板箱；白色的牆上，釘着一幅有些年份的列寧畫像……看得出，當年4號樓已經老舊，阮邁可們的留學生活，談不上舒適，甚至有點寒酸。
四
1978年初，復旦決定投資33萬元，建造一幢獨立的留學生樓。1979年，留學生樓建成，這就是後來的卿雲樓。該樓建築面積約3000平方米，共有90餘間房。每間寢室14平方米，可供兩位學生居住。那時，我住在學生宿舍6號樓，七人一間房，沒有空調，也沒熱水，每層樓只有一台黑白電視機；而留學生樓環境幽雅，設備高檔，不僅有閲覽室、文娛室、廚房、餐廳和浴室，單是24小時熱水供應，就讓人欣羨不已。記得我第一次去留學生樓，那黃色燈光、紅色地毯、栗色書架，讓我有點迷幻，彷彿置身於高級賓館。1981年世界盃男排賽期間，我“蹭”在留學生樓裏，看過一場電視實況轉播。那一次，主攻手汪嘉偉受傷，戴廷斌麾下的中國男排意外輸球，大家一片嘆息。只有我，好像並不太沮喪，因為“享受”了大彩電，反倒有某種心理補償。
復旦留學生樓的設計圖紙之一
留學生樓建起後，學校畫風漸變。本來，男生一律藍灰色服裝，鬆鬆垮垮；女生也不事妝容，素面朝天，色彩有點沉悶。有了留學生樓，校園東南角的風景，忽然明麗起來。那些留學生們，有穿牛仔褲和拖鞋的，有穿大格子花襯衫的，還有衣着暴露、曲線盡顯的……他們出沒在留學生樓外，面容陽光，個性奔放。我曾親眼見過一名女留學生，抹着深紅色口紅，扎着一縷紅頭繩，嫋嫋婷婷，行走在“南京路”（今光華大道）上。她耳垂墜着的金屬耳環，隨着搖曳的身姿盪漾，叮鈴噹啷，就像風鈴一樣，攢足了校園回頭率。
留學生樓一側，有個大草坪。課餘，留學生們喜歡躺在草坪上，敞開衣襟的男生喝啤酒、穿得很少的女生曬太陽，全然不顧“有礙觀瞻”。草坪對面是個理髮店，據説常有中國學生跑到店裏，東張西望。那時，不少人思想還有點保守，對此議論紛紛。事情反映到校長辦公室，據時任校辦主任的王邦佐先生回憶：“我就跟謝希德校長彙報，説影響很不好，建議不要再讓留學生去那裏曬太陽了。我以為她會支持我，結果沒想到她説這有什麼，國外這樣的人多得很啊，她們喜歡曬太陽，就曬吧。”過了一些日子，留學生樓另一側多了一排躺椅，留學生們都去那裏曬太陽了。“那邊是留學生樓，我們的學生過不去，也看不着了。”（王邦佐《“實事求是，留有餘地”》）謝希德校長處理問題，既靈活又兼顧各方感受，令王邦佐真心折服。後來王邦佐到上海師大擔任副校長、校長，一直銘記着謝校長的叮囑：“實事求是，留有餘地。”
1984年後，政通路上建起了幾幢新的留學生樓，留學生們陸續遷往新樓。後來，原留學生樓改名為“卿雲樓”，另作他用，淡出了人們視野。有一陣子，政通路被譽為“老外街”，名揚校內外；退隱的卿雲樓卻長期不為人所知，默默無聞。前幾天，我又特地去了校園東南角，但見卿雲樓外，一片清冷……誰會想到，幾十年前，那裏曾經色彩最豔麗、風景最迷人？
寫於2021年10月，復旦燕園
作者：讀史老張
編輯：吳東昆
責任編輯：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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