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麼沒有“小鎮做題家”?

美國為什麼沒有“小鎮做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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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都觀察家(naradainsights)

在中國家長眼裏,打球是不務正業的職業選擇,考上985,將來坐辦公室才是正途。在最需要玩、最需要跟同齡人接觸的青少年時期,中國學子悶頭做題,等大學畢業,家長們又強迫孩子們去搞關係,去相親,嫌棄孩子內向社恐,不擅長交流,這不是很矛盾嗎?

最近,中文互聯網流傳着一個叫“小鎮做題家”的新詞,它指那些出身小城、埋頭苦讀的寒門學子。這些人在中學時是考試場上的佼佼者,憑藉在題海中練就一身應試本領考入了令人羨慕的“985”、“211”,上大學後,卻發現自己最引以為傲的應試能力開始失效,同時看到了自身更大的侷限性,比如自我驅動力不足、不善交際、視野狹窄……這導致他們在社會複雜的競爭中接連受挫。他們自嘲是“失敗者”,並紛紛將自己的“失敗”經歷分享出來。

這些“小鎮做題家”們正是脱胎於中國的應試教育,我們的應試教育強調“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讓孩子從小在一條跑道上廝殺比拼,都想把孩子培養成名牌大學畢業的理工科精英。美國則不然,學歷文憑雖然也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因素。美國精英羣體典型的特徵是:具有商業頭腦、口才雄辯、熱情外向,並能面面俱到地處理社交關係。

打球好和成績好一樣重要

美國學校不僅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也重視體育運動。但在東亞教育模式裏,節假日仍然埋頭寫卷子的孩子往往受到家長和老師的表揚,而踢足球、打籃球的孩子,會被説“貪玩、不好好學習,將來沒出息”。

殊不知,團體運動是孩子素質培養的極佳場所。成為一個優秀球員不止要肌肉發達,還要有好勝心、領導力和臨場應變的能力,而這些都是進入政界、商界所需的。

美國曆屆總統大多擅長球類運動。肯尼迪擔任過校隊的左後衞和截鋒;老布什曾是耶魯大學棒球隊的一壘手;卡特總統在密歇根大學校隊是主力球員,幫助球隊兩次奪得大學聯盟冠軍。其中,棒球和橄欖球這兩項運動更是尤其考驗球員的佈局謀略水平。

職業運動員羣體中也不乏轉型成功者。NBA球員裏,有商業大亨(邁克爾·喬丹)、薩克拉門託市長(凱文·約翰遜)、鋼鐵業巨頭(戴夫·賓)和國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畢竟一個頂尖的籃球運動員,在球場上要記住對方球員的傾向、風格,場下要與隊友和管理層搞好關係,還要在媒體上保持良好形象,頭腦自然相當靈活。

然而,在中國家長眼裏,打球是不務正業的職業選擇,考上985,將來坐辦公室才是正途。我們小時候可能都聽過這樣的話:“不要跟學習不好的一起玩”、“放假了,別出去玩,在家好好寫作業”。在最需要玩、最需要跟同齡人接觸的青少年時期,中國學子悶頭做題,等大學畢業,家長們又強迫孩子們去搞關係,去相親,嫌棄孩子內向社恐,不擅長交流,這不是很矛盾嗎?

美式教育講究從小培養青少年的綜合素質,通過體育運動來鍛鍊能力。在美國中產家庭,運動不是簡單的玩鬧,幼兒園把鬆散的踢球活動組織起來,為將來做準備。有教育學家甚至認為,中產父母“強化育兒”,在這方面過度投資,功利心太強,並不適合孩子發展。馬爾科姆·哈里斯在《如今的孩子:人力資本和千禧一代的養成》一書中,批評中產父母過度干預,讓孩子在球類運動中感受不到快樂。反倒是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父母沒有精力看管子女,能讓子女自由玩耍,體會到真正的樂趣。

但也是因為這樣,美國的精英階層大多擅長體育,跟中國那種悶聲不吭、埋頭苦學的“好學生”很不一樣。

美國文科生也有好前途

根據中國的政治習慣,理科生學而優則仕,有不少出身科工系統的技術人才擔任地方省市官員。而美國文科背景的人士地位較高,尤其是律師。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歷屆政府的高級官員一大半來自哈佛、耶魯法學院。北美共有202所法律行業認證的法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成為國會議員、檢察官、大法官,是社會的中堅力量。

其餘人文學科畢業出來的學生,也能獲得高薪工作。社會活動家寶拉·錢伯斯創辦了一個名為“全能博士”的組織,旨在為博士生尋找非學術類工作提供幫助。她説各行各業都能看到文科博士生的身影:一個古希臘羅馬史博士在名牌酒莊擔任銷售;一個英語文學博士在教育科技公司擔任副董事;一個英國史博士成為了國家公園管理機構的某部門領導;而一個古典學博士做了華爾街對沖基金的主管。

還有15%到25%的人文學科博士在企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機構中發揮所長。耶魯大學就業服務中心的主任維多利亞·布羅傑特表示:“那些能夠勝任其他領域工作的博士,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的專業足夠對口,而是因為他們具備處理各項事務的技能,比如他們能產出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寫作和表達能力都十分出色。”

即便在高科技領域,也有人文學科畢業生的身影。阿波羅登月計劃的總指揮韋伯曾是一名成功的律師,接過NASA局長職位前,對太空領域一無所知。韋伯受肯尼迪總統(另一位文科生,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專業)邀請,負責阿波羅計劃,他發揮自己的商務強項,安排科學家們的工作,管理出色。

令人遺憾的是,很多華人家長帶着孩子去美國,仍然抱着中國式“重理輕文”和“唯分數論”的心態,他們督促孩子每天花大量時間做題,尤其迷戀奧數競賽。在華人家長心目中,孩子拿了奧數金牌比當上總統還有面子。

在SAT(相當於美國高考)、PISA(國際經合組織的學生能力評估)和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的評測中,華裔學生都名列前茅。華裔乃至美國多數亞裔,因為分數高而聞名,還得了個Asian nerd(亞洲書呆子)的綽號。

而當哈佛等名校修改招生規則時,亞裔暴跳如雷,堅持認定好學生(尤其是理科分數高的)天然高人一等。華人的擇業狹窄地侷限於醫生、會計師以及IT程序員這樣的工作中。

多元的成功路徑

東亞人重視應試教育、書面知識,美國人則相信實踐出真知,推崇那個人奮鬥、白手起家。美國總統胡佛在《美國的個人主義》一書中,以當屆內閣為例,包括總統、副總統在內的12個人裏,9個沒有祖上遺產,靠自我奮鬥起家,8個從事過體力勞動。胡佛本人出身於貧寒的鐵匠家庭,當上礦業工程師,一個人打拼事業,還曾去過中國開礦,不到四十歲就成了百萬富翁。

"鍍金時代"到二戰之間是美國貧民拼搏變富概率最大的時代,卡內基等富豪大多是窮孩子出身。而今天的美國底層想出頭,也並不是登天那般難。美國有發達的職業教育,舉個例子,美國有一所名為威廉遜機電貿易(Williamson College of the Trades)的學校,資歷悠久,擁有130年曆史,堪稱技術學校業界的哈佛耶魯。

威廉遜是三年制大專,教授一些技工專業,如木匠,石匠,機械工,油漆,電廠技工,園藝,景觀。校方專門招收藍領家庭的子女,學費書本費全免,包食宿,錄取率為1/3。教學內容專業,技術含量高,以水管工為例,分門別類的工具一大堆,吸管道的鐵屑都有特製的磁鐵。一個經過訓練的水管工,出來工作,新手一年就能掙到四五萬美元,一個有經驗的,能掙到7萬美元以上。每年畢業招聘會上,大批公司來搶着要威廉遜機電貿易學校的學生。

甚至在技術含量較低的服務行業,人們的收入也不低。很多人通過在沃爾瑪、麥當勞打工,賺得人生第一桶金。麥當勞前任CEO唐·湯普森指出,今天麥當勞60%的加盟者不是有錢人家庭,他們從小時工起家,一步步創立事業。湯普森本人就在芝加哥的一個貧民區長大,在麥當勞工作過。

社會學家凱瑟琳·紐曼對紐約哈萊姆區(美國最大的黑人社區之一)的快餐店員工進行了8年時間的跟蹤調查,發現1/3的人擺脱了貧困狀態,他們有的內部晉升,有的積累工作經驗後跳槽,獲得更高的收入,還有人用打工攢的錢去讀書深造。

在BBC紀錄片《人生七年》中,創作者們跟拍英國14個來自不同階層的孩子,從他們7歲一直拍到56歲,僅有一個窮孩子唸到牛津,其他窮孩子都早早工作。中國觀眾看完後,紛紛感慨西方的階層壁壘太難打破。這是典型的郢書燕説,片子裏一個叫佛萊的孩子,父母一個建築工人,一個超市收銀員。他接受了基礎教育後,做水電工人,似乎沒擺脱貧窮命運,實際上這個藍領行業每年賺21萬英鎊,比內閣大臣的工資還要高。

在中國老一輩父母的觀念裏,幹體力活不體面,他們眼中的年輕人只有四種職業:醫生、教師、公務員和“家族恥辱”,所以中國只有考取985名校一條路,美國成功的路徑則是多元化的,也就沒有了中國式“只要學不死,就往死裏學”、“高考改變命運”的應試教育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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