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9月10日，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達到54.09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4.9%。
細分來看，公募基金規模11.20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22.3%。私募證券和私募股權基金規模10.25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31.2%。證券基金期貨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資管業務發生較大調整，其中券商資管業務規模17.67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3.8%；基金公司專户規模6.53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2.7%；基金子公司專户規模8.22萬億元，較去年底減少24.7%；期貨公司資管業務規模2155億元，較去年底減少24.3%。
洪磊表示，2016年以來多個領域從嚴監管政策初見成效的同時，也帶來存量調整，併產生新的壓力。如被動調整導致部分資管產品流動性風險加大、資金成本抬升導致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融資難加劇等；監管套利、資金空轉、基礎資產不透明、受託責任與風險管理責任不清晰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行業發展轉型任重道遠。他認為，私募資管行業問題的根源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信託與委託關係不清晰，部分行業實踐脱離了信託關係的有效約束。在實踐中，部分私募資管活動以合同約束代替信託約束，僅履行合同事先約定的責任而未履行信託義務要求的持續性責任，是行業亂象頻生的重要原因。
二是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監管重心與實踐不匹配。資產管理監管的重心是資金的獲取與運用，實踐中，很多基於單一項目融資需求以資產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礎資產的信用狀況、收益能力及基礎資產轉化為可投資標的過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資端的監管超出了資產管理的監管範圍。當資產管理“兼營”投資與融資活動時，必然產生監管空白和套利，從而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
三是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風險自擔”的投資文化。實踐中，交易對手的選擇、交易機制、風險定價等行為仍過多地基於“牌照信用”、股東信用，甚至國家信用建立行為規則，個體信用約束嚴重不足。在資金端表現為“剛性兑付”產品從銀行延伸至信託、資管，在資產端表現為對基礎資產缺少正確的風險定價，“風險自擔”約束達不到實效。
洪磊表示，上述三方面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既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也模糊了功能監管的邊界，使監管協調變得更加複雜、低效。解決上述問題應當從法律、監管、市場三個層面着力，系統化解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缺陷。
製作：劉宇澤 圖編：比由
以下為網友評論：
網友“liu294”：體系缺陷所引致
網友“添丁添財1”：信用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