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據媒體報道，10月25日，從寶雞南開往北京西的G672次列車上，乘客李翔突感心臟不適。著名心血管內科大夫胡大一碰巧在列車上，他判斷患者是急性心肌梗死，指揮乘客服藥，並立即聯繫河南省人民醫院心內科讓其做好搶救準備，最後挽救了一條生命。
可以想見，如果當時沒有醫生在場，李翔很可能會因為錯過最佳急救時機而失去生命。但現實中像李翔一樣幸運的人太少太少。由於急救知識普及率低等問題，當遭遇緊急情況時，絕大多數人只能“乾等”。
●中國全民急救知識普及率不到1%，國際平均水平為10%
據深圳急救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中國全民急救(知識)普及率平均水平不到1%。中國紅十字總會提出的目標是要在2015年之前，全國突破1%，達到1.5%”。
1%的培訓率意味着一個人倒地，至少要有100個人從其身邊經過，才可能會有一個學過急救知識的人有能力去救他。深圳屬於全國急救技能普及率較高的城市，據深圳市急救中心統計，全市具備急救基本技能、持有初級救護員證書的人數為18.75萬，按照1250萬常住人口計算，深圳全民急救普及率僅約為2%。而據光明日報報道，2015年北京只有6.8萬人持有初級急救課程證書，按常住人口2151萬人來算，北京全民急救普及率僅為0.316%。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總監馬正興表示，一個城市急救知識普及率能夠達到20：1(5%)，這才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社會形態。目前國際平均水平是10%，香港20%、新加坡20%、美國25%、瑞典45%、澳大利亞50%、日本中學生92%，歐洲發達國家30%-40%。知名急救醫生賈大成説：“急救技能普及率的高低以及社會急救成功率的高低，已成為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一個單位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
全民急救普及率低會導致社會急救的成功率極低。通常情況下人的心跳、呼吸一旦停止，每過一分鐘，死亡率就會增加10%，超過8分鐘，就會出現腦死亡或植物狀態，因此在急救界，素有搶救生命“黃金8分鐘”一説。而大城市急救體系反應經常超過十分鐘，所以現場急救至關重要。在急救一線工作的多位醫生都表示，有效的現場急救可以第一時間保證病人心腦血管、重要臟器的供氧和供血，大大提高下一步的搶救成功率。
●特殊行業人員的急救培訓也明顯不足
在日常生活中，像保安、警察、公交系統工作人員、餐廳酒店服務人員這些與人接觸多的行業，理論上都應該具備急救常識。賈大成説：“包括地鐵在內的服務行業、高危行業，應把急救技能列為本行業的行業技能。”
但現實是，這些重點行業的人員通常也不具備急救知識和技能。
2014年2月17日上午，35歲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員梁婭倒在深圳地鐵蛇口線水灣站C出口的台階上，並保持這一姿態達50分鐘。監控錄像顯示，梁婭倒下3分鐘後，即有市民想施救，但還是放棄了，不得不通知地鐵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只有打電話報警，也沒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隨後趕來的警察所能做的也只是不停地到地鐵口看救護車來了沒有。
《110接警處工作規則》規定：專職處警民警應當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災及醫療救護技能。但據南方都市報2014年的報道，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訓科主任趙偉透露，兩三年前，急救中心還與警校有過密切合作，警察在晉升警銜的時候，都脱產一個月接受了基本急救技能培訓，而上街巡邏的巡警更是隨身攜帶一個小型急救包，但近幾年，由於培訓權迴歸到警校，據相關人士表示，只有新警才會接受基本的急救理論培訓，實際操作機會都很少。
國外對特殊人羣的培訓是法律明確要求的：德國要求消防員每年必須參加30學時的急救培訓;意大利的外勤警察必須經過初級急救技能培訓，並學會使用自動體外除顫儀。
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規定，除醫護人員外的部分工種如保安員、運動及健身教練、空中服務員、帶領外訪互動的教師等，他們的入行條件之一就是獲得急救證書的人士。
●除知識普及率低外，公共場合的急救設施也不足
2015年4月，一位微博名為“唐神醫”的中國人，在美國聖地亞哥海洋公園搶救美國遊客的照片走紅網絡。唐醫生事後回憶説，之所以能夠最終挽救老人的生命，是因為美國公園內到處安放的AED，也就是自動體外除顫器，對搶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AED是一種便攜式的醫療設備，它可以診斷特定的心律失常，並且給予電擊除顫，是可被非專業人員使用的用於搶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醫療設備。AED不僅是一種急救設備，更是一種急救新觀念，一種由現場目擊者最早進行有效急救的觀念。
據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訓科科長趙偉透露，中國的猝死每年有將近180萬例，平均每分鐘3個人，但AED的普及率卻非常低，使用率更是幾乎為零。目前中國國內配置AED的公共場所僅有：北京首都機場、上海地鐵站部分車站、還有北京、上海、廣州的部分奧運體育場館，全國AED配置總量還不到1500台，也就是説，每10萬人不到1台。
美國平均每10萬人配有180台AED。日本則於2004年開始推廣安裝AED，平均每十萬人約有234.8台。台灣的AED安裝總數約4000台，每10萬人約17.4台。
除了配置的數量有差距，在使用自動體外除顫器的法律保障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健全。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就因為公眾現場實施AED除顫救治的法律責任問題未能解決，最終放棄在世博園區內設置AED，在世博會期間發生的10多例猝死病人未能及時救治。而日本在上屆愛知世博會期間發生5例猝死，成功救活4例。
●要提高民眾急救能力，離不開制度支持
中國人急救能力差有許多原因。
首先是急救意識的缺乏。雖然在經歷過汶川地震等重大災害和奧運會等大型活動後，公眾參與急救培訓的熱情已經有所提高。但個人由於受到工作時間、培訓地點、培訓費用等影響，主動報名培訓的並不多，缺乏足夠的外在動力，沒有人把“急救知識”當作“必備技能”來重視。
反觀其他國家，比如德國，每個成年人必須在服兵役或參加7年義務急救中，任選其一參加;在日本，公民拿到駕照之前必須要參加“應急救護處置講習”課程。
其次是專業急救教育的缺失。中國中小學急救教育欠缺，沒有專門的急救老師，有時候學生們在學校接受的安全教育甚至是錯誤的，比如很多老師教學生燙傷後要馬上塗抹牙膏、觸電時要用絕緣體挑開電線等。這兩種意外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及時沖涼水和第一時間切斷電源。此外，大部分普通人的急救知識都是從影視劇中學來的，這些知識常常違背常識。比如亂掐“人中”;被蛇咬傷，用嘴吸出毒液;將傷者從事故車輛中直接拖曳而出或“公主抱”等。
而根據香港政府資料顯示，目前急救知識已經加入到香港中小學部分課程當中：小一至小六年級的《常識科課程指引》有“日常生活中的簡易急救方法與安全事項”的講解，中一到中五的課程有“家居安全簡易急救法”的介紹，中四到中六也包括“運用急救技巧拯救別人”的相關內容。急救培訓機構也會定期到社區做活動，自己出資到媒體、户外做急救廣告。
除去學校，社會團體也是急救教育中重要的一環，而這有賴於政府的大量投入。
香港之所以能有那麼高的全民急救普及率，離不開政府的制度支持，除了比較全面的急救體系外，還有經費保障。 香港的急救培訓主要由香港醫療輔助隊、香港職業安全局和非政府組織如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香港紅十字會等共同承擔，它們每年都享受政府財政的部分撥款，共同承擔全港市民自救和互救培訓等工作。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每年培訓的人數超過8萬人次之多。該機構有6000多名成員，其中只有70多名是拿薪酬的僱員，剩下的全部都是義工。為了保障公眾急救培訓的順利開展，香港政府每年向其支付三四千萬元的經費。
而中國政府在急救上的投入遠遠不夠。以深圳市急救中心為例，急救中心目前只有十來名培訓導師。政府每年給予的培訓補貼不到一百萬，難以滿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