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艘巨輪，坐在船頭，看到的是天地經緯。這是一座高峯，立於山頂，看到的是江河壯闊
翻開為《瞭望》撰寫的60多篇稿件，我彷彿看到了一條時間座標長軸，一組組關鍵詞連接着一個個大時代
學會瞭望，是一種精神；學會瞭望，是一種能力；學會瞭望，更是一種希望。這，便是《瞭望》的力量
文 | 新華社安徽分社常務副總編輯 李亞彪
這是一艘巨輪，坐在船頭，看到的是天地經緯。這是一座高峯，立於山頂，看到的是江河壯闊。
自1998年第一次給《瞭望》撰稿，彈指23載。回首中國第一本時政新聞週刊波瀾壯闊的40年，竟得一半多時間與之同行，何其幸哉！
這是時代之望
翻開為《瞭望》撰寫的60多篇稿件，我彷彿看到了一條時間座標長軸，一組組關鍵詞連接着一個個大時代。
“剝離辦社會”“要商品不要獎品”“實施委託製片人制”……在20世紀最後一年，長春電影製片廠不再拍攝虧損影片。
“腦體倒掛”“按要素分配”“勞動價值”……在黨的十六大前夕，用一次關於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調研，解讀了為什麼要“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產業關聯度低”“產業鏈條割裂”“產業集聚能力差”……為2004年啓動的東北振興戰略提出新課題。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網絡小胖”“後舍男生”……真實講述中國內地網民突破2億後的網絡文化衝撞。
“高跟鞋虐貓事件”“黑龍江寶馬車撞死人”事件，回答“逢官必炒”“逢腐必究”何以成為動輒引爆網絡輿論的話題。
“產業壁壘”“走出去”“數字文化業態”……分析國務院2009年推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何以為中國加速擺脱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帶來更多希望。
“閃電的雨夜”“肢解的車體”“愛心湧動的温州”……永遠記錄下了2011年7月發生在甬温線鐵路的那次慘烈撞擊。
“鳳凰古城的門票”“武漢城管隊員的‘體驗式練攤’”“農夫山泉深陷‘標準門’”……提出網絡“圍觀”正成為一種力量。
“斯諾登事件”“網絡反恐”“共享共治”……在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中外人士就高築“網絡長城”達成共識。
接力十五載，“美麗浙江”到“美麗中國”，“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國”，“海洋強省”到“海洋強國”……回顧“八八戰略”如何策高行遠。
從北國的雪，到南方的水，這塊土地的每一段歷史痕跡，無一不被“瞭望”到。而我，已成為這無數個“瞭望者”之一。
這是成長之望
1997年，我步出學校大門，踏進國社。入社之初，我在新華社吉林分社跑政法報道。當時曾想，如果不能在《瞭望》上發出自己的政法報道，那將是一名不稱職的政法記者，無法對自己的分工交代。第二年，我便以一篇反映吉林省公安機關教育整頓的紀實性稿件，與《瞭望》結緣。
當然，《瞭望》給我們這樣青年記者的機會不止於此。通過《瞭望》這個平台，我的報道之路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寬廣。
從“中國改革攻堅能否迎難而上”到“‘希望工程’如何延伸希望”，從“‘三農’怎樣面對‘入世’衝擊”到“如何樹立陸海空‘全邊境’戰略意識”，從“新一代產業工人的精神權益追求”到“如何打造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瞭望》為像我這樣的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打開了縱論天下的窗口。
“瞭望者”的成長，不只有一帆風順。
在《民營書業攪動出版格局》一稿中，我和同事暗訪了在出版發行“主渠道”之外的“二渠道”現象，並披露了民營圖書出版“個人工作室”的生存之道，道出了不少行內“公開的秘密”，被地方出版部門和民營書業經營者寫信反映是“惡意誹謗”。
在《瞭望》相關負責同志支持下，我和同事不但拿出採訪記錄據理力爭，並積極與出版部門溝通，歷時半年才實現和解。這次風波也讓我對如何從事輿論監督報道，有了更新的認識。
一位新華社前輩曾對我説，記者的成長有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蒼蠅式”記者，被動追着氣味飛；第二層次是“獵犬式”記者，學會善於主動出擊搜捕獵物；第三層次是“雄鷹式”記者，能從高空俯瞰大地；第四層次是“衞星式”記者，察古觀今，縱論中外。
時至今日，我也還遠遠沒有成為“衞星式”記者，可《瞭望》就是引導我成長的一顆衞星，助我觀察，為我定位。
這是思想之望
互聯網時代，快餐式、獵奇式、碎片化的新聞消費充斥着我們的眼球，互聯網成為重要的文化創作生產平台、文化傳播平台和文化消費平台，人們對其依賴性已超過了影視、文藝、書刊等許多傳統的文化載體。那麼，“瞭望者”們還能走多遠？
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無論之於一人，抑或一刊。
情緒化的傳播，永遠無法取代思想的抵達。作為一份以思想性見長的主流新聞週刊，《瞭望》始終在傳播思想、傳播觀點。好的文藝作品可以感染人，好的新聞作品可以激勵人，好的觀點思想可以啓發人。
2019年，我和同事在多省調研發現，不少幹部反映現在的多頭問責、層層加碼式問責、貼標籤式問責、湊數式問責等問題，甚至有的幹部出現被“問死”、一蹶不振的現象，讓基層十分苦惱。
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約束和問責。問責之劍要鋒利，更須揮劍精準，才能問出擔當作為，問出動力活力。一些問責中的形式主義，反而讓規矩紀律約束力跑偏，違背了問責制度的初衷。
就此現象，我們大膽撰寫了《如何讓幹部輕裝上陣》一文，在甘肅、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基層幹部中產生不小反響，有的幹部專門致電記者，就文章中的觀點進行探討，認為《瞭望》講了真話，説出了很多人不敢説的話。
好萊塢大片在中國國內加工製作，中國動漫公司只能掙到辛苦費，鉅額票房與己無緣；國內優秀雜技團和太陽馬戲團合作打造的劇目，只能拿到辛苦的演出費，太陽馬戲團卻名利雙收……
2009年初我調研中發現的這些現象，讓我聯想起在那個“卡脖子”問題還不特別突出的年代，“中國製造”曾面臨的痛苦：製造出高品質紐扣、布料，卻被國外用來做品牌服裝，自己永遠掙的是辛苦費，高附加值被國外品牌商賺取。
這種“替人作嫁衣”“自己產麪粉，人家做麪包”的故事，被我們概括為文化產業走出去的“紐扣現象”，發表在《瞭望》上。
大約半年後，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務院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後出台了第十一個產業振興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規劃中“落實鼓勵和支持文化產品與服務出口的政策，擴大對外文化貿易”等政策性表述，劍指文化產品“走出去”之痛。細讀規劃後，我再次打開電腦，為《瞭望》撰寫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釋放新信號》一文，對這部規劃進行了系統解讀。
這，就是我與《瞭望》的故事：在瞭望中記錄時代，在瞭望中加快成長，在瞭望中積累思想。
無論時代變遷，無論滄海桑田，學會瞭望，是一種精神；學會瞭望，是一種能力；學會瞭望，更是一種希望。
這，便是《瞭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