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指控美國在烏克蘭實施了大規模軍事生物計劃，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對於這一指控，先是美國國防部、國務院撇清與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隸屬關係，隨後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強調烏克蘭生物實驗室是“生物研究設施”而非“生物武器研究設施”，總統拜登輕飄飄地宣稱俄羅斯是在“虛假指控”。
缺乏全面澄清
作為國際軍控體系和戰略穩定的重要一環，生物武器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國際社會極為敏感的話題。隨着俄羅斯給出的美國在烏克蘭軍事生物活動的細節和書面證據越來越多，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疑雲越來越重。面對包括中國在內國際社會的普遍關切，面對世界衞生組織銷燬這些實驗室病原體建議，作為事件的主要當事方，美國和烏克蘭除了給俄羅斯扣上“操控虛假信息”這個帽子外，卻並無更多更全面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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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生物實驗室是否開展生物武器研究，顯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據統計，美國國內目前有13家正在運行、擴建或規劃中的生物安全四級（P4）實驗室，以及多達1495個生物安全三級（P3）實驗室。並且根據美國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數據，美國還在全球30個國家和地區控制有336個生物實驗室。
回顧歷史，美國在生物武器政策上、對國際社會的生物安全承諾上並不持久明確，而是翻雲覆雨、出爾反爾的。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曾先發展生物武器而後“積極”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先推動而後強烈反對國際核查議定書談判。二戰以來，美軍先是以降低疾病對軍事行動的影響為由，在歐洲、東亞、非洲、南美等建立了至少7個官方、建制化陸海軍海外軍事醫學研究基地和生物實驗室，並覆蓋全球主要地理區域。冷戰結束後，美軍又以“防禦”生物戰與生物恐怖威脅為名，通過《國防授權法案》《新一輪合作威脅降低方案》等，或強迫或利誘26個國家，在東歐、中亞、東南亞進一步資助或控制眾多海外生物實驗室。
因此，對於烏克蘭生物實驗室問題，美國輕飄飄的幾句話，顯然是不負責任的。是確有難言之隱，還是這個頭號軍事強國骨子裏的傲慢？美國是否撕去了在本土生物實驗室不敢、不便開展進攻性生物武器研發的遮羞布，事實上已經越過了紅線？在這個事情上，美國政客的遮掩，只能加速國際社會的警醒。
監督體系失語
不容否認的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海外生物實驗室建設運營，事實上將本土的高風險病原體的泄漏或擴散風險強加在他國人民頭上。在此次烏克蘭危機中，就暴露出美國資助在烏克蘭開展了諸多與高等級病原體相關、極具複雜技術水平的生物實驗。而從業界普遍經驗看，烏克蘭經濟科技發展水平決定了其國家戰略需求、特別是國家生物安全需求，不可能也不需要達到如此精細的程度。
更令人憂慮的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海外生物實驗室，也為美國更多企業、基金會、半官方機構、非政府組織以傳染病防控和“全球衞生安全”為旗幟參與各類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國際舞台。這些入局者有着特有的便利，既不需要對國會負責，可以更自由地運作，又存在主動進行風險逐利的可能性，難免令國際社會深深疑慮。正如俄羅斯新披露的證據顯示，拜登之子所管理的公司參與了美軍在烏克蘭的軍事生物計劃。
同時，美國國會、司法機構、主流媒體等監督體系對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事件的選擇性失語已經表明，美國政府，至少是部分核心決策層，已經被部分利益羣體捆綁，走上了一條黑暗之路、泥濘之路。
“養蠱”必遭反噬
目前，尚無充分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徹底放棄了原有生物武器政策，美國依然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但美國政治現實決定了其高度保密的、缺乏有效外部監督的軍事生物項目的發展，事實上助長了生物武器擴散的風險。
儘管國際社會對美國鉅額生物防禦預算、遍佈全球軍事生物實驗室一再表示質疑，但美國政府依舊矢口否認研發生物武器。但“養蠱”必遭反噬，“基地”組織即是證明。
從長遠看，這類缺乏透明性、缺乏嚴格監督的海外生物實驗室如果不加以管制和制度性約束，不僅將造成風險外溢，還將造成更廣泛的各類社會後遺症。顯然，這是美國強力追求軍事霸權的悲劇，也是美國政治的悲劇。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生物組專家 王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