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13日，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衚衕內的遊美學務處大院門口，許多留着辮子的考生圍在一張榜單前。榜上有名者，將成為首次以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的幸運兒。
一個叫徐佩璜的學生後來回憶道，“我記得我在看榜的時候，看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也在那兒看榜，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實際上，四十七位中榜者裏，這個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他的名字叫做梅貽琦。
二十年後，梅貽琦以同樣的從容，將清華大學引入輝煌。
寡言君子
1915年8月，剛剛從美國吳士脱大學畢業不久的梅貽琦，接受了清華校長周詒春的聘請，迴歸母校，教授數學和物理兩門課程。相對於周詒春的“諄諄教誨、殷勤督責”，梅貽琦的温和氣質顯得頗為另類。
清華校友黃人傑回憶，那時梅貽琦住在清華園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學館有一長段的距離，上課偶爾也不免有一兩次遲到，於是有時一部分同學就提議開溜，大家一鬨而散。梅貽琦到時已然變成一個空教室。但是他並不生氣，下次再見面時，仍然一團和氣。“既不點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課，終使這一些頑皮的學生感化而就範。”
梅貽琦話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綽號。他的夫人韓詠華回憶道：“我記得我們訂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學陶履辛聽到後，急忙跑來對我説：‘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説話的呀。’我説：‘豁出去了，他説多少算多少吧。’”
但是，伴隨着這所學校的成長，梅貽琦沉靜、務實的作風，愈發開始展現出他獨特的價值。
1926年，梅貽琦被公推為清華學校教務長，“從此，月涵開始了他操勞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辦公室埋頭於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點鐘去給他送一些茶點，孩子沒人帶，就放在推車裏推去推回。”韓詠華説，“那時的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為什麼選中了他，我認為是出於大家對他的人品的信任。”
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一紙委任狀，命梅貽琦接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在此之前，清華大學有三位校長因遭學生反對而被迫辭職，其時，南京國民政府正在着力推行“黨化教育”，這是一個政治觸手向各個領域蔓延的年代。顯然，前幾任都未捂熱的清華校長一職，梅貽琦接得並不輕鬆。
“王帽”
“教授治校”是清華的“土製度”。事實證明，對於這個制約了校長權力的制度，梅貽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重，併發揚光大。
曾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和台灣“行政院”院長的劉兆玄曾説：“舉凡校中施教方針，年度預算，規章細則，建築設計，以及類似的重要事項，或則由‘教授會’議決，或則由‘評議會’商定。教授會每年只開會兩次，評議會至少每週一次。評議會由校長主持，另由教務長、各院院長、秘書長及由教授會選出並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參加。梅校長在評議會中虛懷若谷，儘量聽取同仁意見，而與會人員，正因校長謙虛誠摯，所以對其所持意見特別尊重。據説會議中往往爭執甚久，梅校長一言不發，最後由他歸納結論，片言立決。”
於西南聯大時期結識梅貽琦的鄭天挺則説：“梅校長在工作中，對事有主張，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説：‘我看就這樣辦吧！’如果不同意，就會説：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樣辦，就會如何如何，或者説‘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顏愠色，所以大家願意和他討論。”
此外，國民政府教育部曾經為國立大學制定了一套統一的人事編制，梅貽琦嫌其機構重疊、冗員太多，國民黨一再催促，他都沒有完全遵照執行。抗戰結束，全校兩三千人的教務事項，教務處全部人員僅十九人。由此，效率辦事反倒奇高。
凡此種種，清華校友袁隨善曾説，“我們做學生的幾乎不感到‘校長’的存在，覺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無為而治’。”偏偏這一切，讓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清華大學頓呈活氣。
梅貽琦曾將自己比喻成京戲裏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寬容的制度，為治學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大師論
1931年12月3日，清華新任校長梅貽琦發表就職演説，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論”：“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説：‘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説：‘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後來他又提出，“吾人應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
事實上，梅貽琦與大師們的淵源，早已開始。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府上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陳寅恪當即對傅斯年加以推薦，只是後來未等梅貽琦下手，便被中山大學捷足先登；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據説，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並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裏。
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清華教授徐賢修回憶，抗戰前，清華總務長是梅貽琦的好友，是一位很有聲望的“海歸”，他要求梅貽琦聘他當教授，以“重”視聽。但梅貽琦認為學校行政人員與教授對大學而言，司職不同，不可混為一談，結果，惹得總務長拂袖而去。
為使教師免去後顧之憂，安心教學，梅貽琦大幅度提高清華大學教師的生活待遇。當時，清華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這是極高的薪水。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還可以休假一年，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
從1927年到1937年，清華大學教授人數佔到教師總人數一半以上。當時著名的教授有聞一多、劉仙洲、莊前鼎、顧毓、錢穆、張岱年、馮友蘭、陳省身、劉文典、吳有訓、吳大猷等學者，可謂星光璀璨。
而對於教學，梅貽琦的核心理念是“通才教育”。
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早在 1927年，梅貽琦在《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 一文中，就提出“今日社會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貴乎有專技之長，而以普通工程訓練最為有用”。他説：“在中國工商界中，能邀致專家以經營一事業者甚少，大多數則只能聘一工程師而望其無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學課中，以普通之訓練較若干繁細之專門研究為重要也。”到了1941年《大學一解》一文中，他明確指出：“竊以為大學期內，通專雖應兼顧，而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實際上，這也正是英美學校中盛行的一種教學理念。
他曾經舉了一個例子印證其觀點。“有好幾位在工廠界負責的人對我説，目前大學工學院的畢業生在工廠中服務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們無法儘量地運用他們；這些畢業生的訓練，大體上都不錯，他們會畫圖打樣，會裝卸機器，也會運用機巧的能力，來應付一些臨時發生的技術上的困難；但他們的毛病在不大瞭解別人，容易和別人發生齟齬，不能和別人合作，因此，進廠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別尋出路。”
從1933年開始，清華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系，文、理、法、工學院學生在一年級都修習包括自然、社會與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課，共佔總學分近三分之一。
通才教育的另一項內涵，是學術自由的空氣。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馮友蘭從蘇聯觀光回來，大講新生蘇維埃政權的優越性，並説：“蘇俄實為進步之國家。所謂唯物史觀，吾等決不應輕視，因有絕對真理存於其中。”這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可謂石破天驚。而思想左傾的吳晗、聞一多，儘管並不被梅貽琦所喜，亦可以在校園內公開進行革命宣傳。
教知識，更教做人。梅貽琦將學習的態度看得十分緊要。他非常反對學生好高騖遠的風氣：“要避免西洋人所謂的‘白領’的心理，要不讓學生於卒業之後，亟於成為一個自高身價的‘工程師’，只想指揮人做工，而自己不動手。”
他還説過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氣做一個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轟轟烈烈。”
在梅貽琦任校長的十餘年中，清華園內人才輩出。文學院培養出了吳晗、錢鍾書、夏鼎、張蔭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這“三錢”，數學系出了華羅庚、陳省身、許寶“三傑”。眾多大師，多為學貫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學，只見山高水長。
另據統計，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清華。
如此輝煌，使得1941年清華在昆明慶祝建校30週年期間，美國一所大學發來電文中的頌詞，頗為令人信服——“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但是，如何在亂世之中，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西土”顯然沒有多少現成的經驗可以提供。
亂世絃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一聲槍響，全面抗戰爆發，1938年5月4日，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大在昆明開課。梅貽琦是學校三個常委之一。
其間冷暖，恐怕只有梅貽琦自己才知道。
在一次會上梅貽琦曾説：“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
1947年，抗戰勝利之後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學生逐級向校長敬酒。那一天，梅貽琦足足喝了40多杯。當年10月10日，清華大學在故園開學復課。
然而，僅僅一年時間，形勢再次突變。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圍城開始，直到21日，梅貽琦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當後，走上了南下的飛機。這一去，便再也沒有回來。
1955年11月，梅貽琦去了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款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並開始着手在台“覆校”，為了選址，梅貽琦一共七次親往勘察，才最終選定新竹縣赤土崎。可是據説，他在世時，卻始終不願將研究所改稱大學，他常説“真正的清華在北平”。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北。追悼他的祭文這樣寫道：“五十年來清華人才之盛，堪稱獨步，貢獻之多，尤彰明而皎著。斯非幸致，實耕耘者心血之所傾注。”
他的墓地即在新竹清華校內，墓前廣植花木，稱為“梅林”。每逢盛開時節，草木不言，花香飄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