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近期發佈的宏觀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延續了穩定恢復的態勢。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中國經濟的走勢，以及明年宏觀政策的取向？新京報圍繞這些問題採訪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劉世錦。
在劉世錦看來，今年全年可爭取2%左右的增長，明年可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率，但這不是説中國經濟重返高增長軌道，而是因為今年基數低。他同時提醒，在明年內部要關注銀行壞賬的問題，外部看，出口的不確定性較大。
對於近期備受關注的寬鬆政策退出的問題，劉世錦認為，今年中國貨幣政策寬鬆的“度”把握的比較好。隨着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貨幣政策也應相應迴歸常態，但這並不是説一定要收緊，只是政策要回歸到經濟正常時的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的退出來，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會減少。另外，槓桿率要逐步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宏觀政策只是解決一個短期平衡問題。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於宏觀刺激政策。”劉世錦表示，宏觀政策應隨經濟恢復逐步迴歸常態，重點轉向發掘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提出，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循環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其中，“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羣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3”指的是，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三大短板。“2”指的是，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不過，他同時指出，目前這些結構性潛能往往是看的見，抓不住，下一步應當通過五大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
近期，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公佈了2035年遠景目標。對此，劉世錦認為，實現2035遠景目標，縮小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部分取決於增長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實現遠景目標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長質量，並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
“明年可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 要關注銀行壞賬和出口”
新京報：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明年的中國經濟？
劉世錦：中國經濟率先從疫情衝擊中恢復，經濟走勢基本符合預期，三季度增速已達0.7%，四季度中國經濟差不多可以恢復到常態，增速可以達到5%左右的增長，今年全年可爭取2%左右的增長。正常情況下，明年可以爭取7%-8%或以上的增長率，但這不是説中國經濟重返高增長軌道，而是因為今年基數低，明年的增長仍屬恢復性增長。今明兩年平均增速達到5%左右，應該是一個不錯的狀態。
新京報：具體看，明年出口、投資、消費的表現可能是怎樣的？
劉世錦：在經濟恢復到常態後，經濟增長的一些常規推動力開始起作用。從出口看，我認為明年出口的不確定性較大。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家都預測今年中國出口受疫情影響會比較差，但實際上出口逆勢而增，衞生防疫產品的出口是重要帶動力量。以前中國也沒有生產這麼多口罩的能力，但中國的企業對市場反應速度很快，結構調整能力很強。展望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話，相關的出口增速就不會那麼高了。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有很大的彈性，這是政府可以直接影響的一個變量。消費目前正在逐步回升，明年消費的表現應該好於今年，特別是服務型消費的恢復應該會好於今年。
新京報：明年有哪些風險值得關注？
劉世錦：今年貨幣政策比較寬鬆，明年銀行的壞賬是否會增加，這個問題需要關注。因為明年有些企業的貸款到期了，能不能如期還款是一個問題。從外部風險看，全球經濟恢復仍有很大不確定性，這將影響到出口，也是需要關注的。
“採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指標收尾的增長指標體系”
新京報：今年情況特殊，未提增速指標。實際上，五中全會也沒有提到具體的GDP增長目標。在你看來，有沒有更好的指標體系可以採用？
劉世錦：我建議採取就業指標打頭、GDP指標收尾的指標體系。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就業指標也能有效衡量全社會資源利用狀態，這應是一個力爭完成的硬指標。
過去受制於城鄉二元結構，農村隱蔽失業難以計算，統計能力不足等。目前採用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和新增就業人數指標，還沒有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狀況指標。但這種情況已有了實質性改變，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數字技術在某些方面已處在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高度重視，拿出疫情跟蹤那麼一種勁頭，我們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觀、及時反映城鄉就業真正狀態的數據，為判斷經濟和就業形勢提供可靠依據。
此外，還可以採取若干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標，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價水平、宏觀槓桿率、全要素生產率、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等。當然，GDP指標還是要的，但應該是預期性、結果性、後置性的，不再作為掛帥指標。事實上，如果前述指標處在正常或好的區間，GDP增速就是適當的。
“明年貨幣政策迴歸常態 財政政策不會一步到位退出”
新京報：最近很多人在討論寬鬆政策退出的問題。對此，你的觀點是怎樣的？
劉世錦：應對疫情衝擊，今年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是比較恰當的。我們和西方國家的寬鬆政策並不一樣，沒有搞大水漫灌，只是在經濟出現比較大的波動時適當放鬆，貨幣政策寬鬆的“度”把握的比較好。隨着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宏觀政策也要相應迴歸正常狀態。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出並不是説一定要收緊，只是政策要回歸到經濟正常時的狀態。財政政策可能不會一步到位地退出來，但財政赤字的規模應該會有所減少。另外，疫情期間槓桿率提升了20多個百分點，在經濟恢復到常態、逐步穩定後，槓桿率要逐步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新京報：明年財政赤字率會下調到破“3”嗎？
劉世錦：媒體特別關心短期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實際上這些對中國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並沒有那麼大。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平衡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的是結構性潛能。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天天在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什麼？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很少了，只能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做文章。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於宏觀刺激政策。
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逐步消退後，十四五期間要着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國內大循環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
新京報：中國還有哪些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循環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
“1”指的是，以都市圈、城市羣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為什麼都市圈、城市羣能承擔這麼大的使命，是因為它有更好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後五到十年這個範圍能提供70%-80%的增長潛能。
“3”指的是，在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的短板，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將有利於全社會降成本；二是補中等收入羣體規模不大的短板。今後十到十五年時間，中等收入羣體應力爭實現倍增，由4億人增加到8億-9億人。補這個短板將有利於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三是補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短板。基礎研究、源頭創新這是我們內循環中的“卡脖子”環節，補上這個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外部“卡脖子”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創新型國家。
“2”指的是，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這是全球性的，也是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
簡單地説，“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然而，這些結構性潛能還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束縛，往往是看的見，抓不住。下一步應當通過更大力度、更有實效的改革開放，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變成現實的增長動能。
“通過五大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
新京報：如何使這些結構性潛能“變現”？
劉世錦：通過五大重要改革釋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一是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創造條件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集體土地入市、宅基地流轉有利於通過交易發現、提升土地價值，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真正保護農民利益。土地交易收益優先用於農民社保，以現代化社保體系取代土地的保障功能，把稀缺的土地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
二是推動空間規劃和公共資源配置改革。規劃要有權威性和強制力，同時要尊重來自市場、社會和實踐的信息，調整和糾錯機制不可缺少。空間規劃（包括城市規劃）是否要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還是應尊重市場力量，而人口流動是重要的市場信號，應該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標、財政補貼資金等，並依照人口布局變化定期調整城市規劃。
三是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金融等在內的基礎產業領域，在放寬准入、促進競爭上，要有一些標誌性的大動作。
四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機制，繼續推進並擴展義務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隨人員流動可攜帶的政策，逐步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分期建設主要面向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村進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
五是深化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領域改革。在創新居於前列、科教資源豐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內地一些城市，像當年辦經濟特區一樣，創辦高水平大學教育和研發特區，突破現有體制機制政策的不合理約束，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解決科技“卡脖子”問題，可實行揭英雄榜方式，引入競爭機制，社會各類機構廣泛參與，重點向民營機構開放。
除了推進五大改革，中國還要繼續推進對外開放，在全球市場經濟建設和競爭中發揮引領作用。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倡導者、維護者，在全球市場體系發展競爭中，不能落到後面，應當站到前列，佔據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打出“三個零”這張牌，零關税、零壁壘、零補貼，這個推行很不容易，但是把這個牌打出來，就站上了國際博弈的制高點。應努力爭取第二次“入世”。我們已經簽署RCEP，正在積極考慮加入CPTPP，要通過加入較高水平區域合作組織，形成制度規則性開放的新格局。在國際談判中會涉及到的一些難點和焦點問題，比如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這些問題不是別人要我們改，而是我們自身主動要改。應通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相關領域深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
“實現遠景目標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
新京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公佈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劉世錦：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並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長質量。
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些研究認為要實現這一增長速度，這一時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於4.7%或達到6%甚至8%以上才能實現。這些研究通常假定匯率水平不變或僅有小幅（如1%-2%）升值，這個假定忽略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匯率變動是一個複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量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是增長質量的核心指標。中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部分取決於增長速度，其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匯率水平的變動。
從潛在增長率看，這一時期平均增速達到4.7%難度很大，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能躋身於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重要的是匯率變化，而匯率變化直接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德國等二戰以後的發展經歷表明，一段時期內與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匯率升值的貢獻要大於經濟增速的貢獻。我們的研究團隊初步測算， 從1975年到1991年16年間，日本實際GDP年平均增長4.4%，日元兑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5.1%。日本實際GDP累計增長199.6%，日元兑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20.3%。從按美元計價的日本人均GDP增長來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約為47.5%,日元兑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約為52.5%；從1971年到1987年16年間，德國實際GDP年平均增長2.3%，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年平均升值4.3%。德國實際GDP累計增長143.2%，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累計升值195.1%。從按美元計價的德國人均GDP增長來看，德國GDP實際增長的貢獻約為42.3%,德國馬克兑美元匯率升值的貢獻約為57.7%。
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發佈的PWT9.1數據庫資料，2019年我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為不變價）約為14682國際元，相當於日本的1975年、德國1971年的水平。
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立足點、注意力應當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長質量上，而非過度追求難以企及的增長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合理匯率升值，加上能夠爭取到的實際增長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