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是後疫情時代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的重要戰略部署，同時還關係到新一輪全球產業競爭格局的形成。
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印發《關於推進“上雲用數賦智”行動 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為深入探索現實情況，騰訊研究院與青藤大學、微信支付共同對1638家企業進行了疫情下的數字化生存調研，由騰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瑞龍執筆，形成《“上雲用數賦智”疫後企業數字化生存調查報告》。以下為報告內容（有刪節）。
騰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瑞龍
數字化轉型提速成企業共識
疫情加速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預期，實現了“從分歧到共識”的轉變；但傳統數字化投資惰性仍有待被扭轉，“基礎投入不足”與“剛性需求增加”成為主要矛盾。
大部分企業正積極尋找技術應變之道，加速數字化轉型整體預期的形成。調查結果顯示，存在數字化轉型提速預期的企業規模佔比達60.9%，數字化程度在80%以上、60%-80%、40-60%、20-40%及20%以下的，存在提速預期的企業佔比分別為69.6%、67.2%、65.3%、61.6%與49.4%。雖然存在一定的分層情況，但已初步擺脱原有的認知侷限，形成較大程度的集體共識。
大部分企業認為疫情加速了數字化轉型進度
與因疫情激增的數字化需求相比，企業的基礎數字化投入略顯保守，且存在一定的投資“惰性”。在受訪企業中，歷史IT年度支出在10萬以內的企業佔大多數，為53.4%；同時，預計2020年將增加IT投入的企業佔比為43.7%，增長幅度預期集中在10-30%；與大幅增加的數字化轉型需求相比，企業的投資規模投入存在明顯的滯後與信心不足。企業“上雲用數賦智”數字化流程改造或面臨“冷啓動”的困境，須加強外部力量的推動。
企業2020年的IT投入比2019年預計變動的幅度
資金、人才與商業模式是數字化轉型的三大障礙
企業除穩定的產品性能與體驗外，對服務響應、合作模式以及觸點拓展等生態能力方面的需求同樣十分重視。
技術或已不再是制約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騰訊、阿里、百度等各大科技平台通過多年數字技術的積累，已逐步形成“雲、數、智”算力、算法與數據三大要素的基礎積累，可為廣大企業提供適用於內、外部各類工作流程的共性技術解決方案。調查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三大障礙分別為資金（58.9%）、人才（55.9%）和商業模式（55.1%）缺乏；同時，缺少戰略（37.3%）和數字化場景（33.8%），是兩類相對次要的障礙。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既要考慮由資金、與人才所構成的轉型成本，還須關注由商業模式與場景應用所構成的轉型收益。
資金、人才和商業模式缺乏，是數字化轉型三大障礙
即便面臨普遍的成本壓力，企業在選擇數字化服務時，仍更優先考慮“增效”而非“降本”。產品體驗、技術性能是兩大基礎因素；服務響應、合作模式、客户觸點以及安全性能是四大次要因素；而服務價格排在上述六大因素之後。其中，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選擇因素有所差異，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商業模式與場景應用相對成熟，更重視技術、服務與安全等平台化實力；數字化程度較低的企業，更關注合作、觸點、品牌等生態化效益。單一技術指標已不能滿足廣大企業的發展需求，數字生產服務需要走向平台化、生態化。
企業選擇數字化服務商的重點考慮因素
企業數字化轉型存在一定的極化效應
企業數字化程度越高越願意投入如大數據、物聯網與雲計算等新技術，中小企業轉型存在啓動難的問題，“敏捷性交付”是關鍵轉折要素。
“上雲、用數、賦智”將是一個逐步、分層推進的過程。PaaS（平台服務）等較“重”的中台能力投入，將率先於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企業中進行推廣。
調研結果顯示，經過疫情，雲計算投入預計增加的企業佔比近41%，其中，增加20%以上的企業佔比超24%；減少的僅5.6%，但29.7%不確定。數據中台投入預計增加（規劃 加大建設）的企業佔比為41.8%; 減少的僅1.8%，但37.6%不確定。數字化程度越高，反映要規劃或加大相關建設的比例較高，數字化程度越低，不確定性越多。先行者的示範效應將有助於數字化良好氛圍的形成。
預計雲計算增加投入的佔4成，數字化程度越高越積極
對於數字化程度較低的中小企業而言，SaaS（軟件服務）所提供的共性技術共享是更好的選擇，能夠提供較好的敏捷交付能力，從而成為其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調研結果顯示，疫情過後，預計增加最多的五大共性技術服務為營銷/廣告（58.2%）、客户服務（54.0%）以及日常溝通/會議（39.4%）、開發/設計（34.6%）與供應鏈管理（29.7%）等；而生產及監測類場景的投入增加最低，為16.5%。疫情結束初期，企業的首要需求是促進產品或服務的銷售，而非生產流程的改造。尤其是對於中小企業而已，更傾向於率先借助相對成熟、低成本的SaaS（軟件服務）進行工作流程前端環節的數字化轉型。
數字化應用場景預期：營銷、服務的多，生產/監測的少
疫情後企業數字化能力提升的相關建議
中國各行業擁有巨大的數字化發展潛力，特別是疫情過後，正迎來重大的發展機遇。長期以來，我國存在數字化基礎相對薄弱、人力資源低成本替代等因素，轉型所帶來的成本收益難成正比，造成企業的動力不足。
（一）加強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需求動力，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實施方案，加大市場牽引，促進轉型投入。
傳統“只動IT、不動業務”的數字化運營模式，更多是信息化改善而非真正的數字化轉型。缺乏具體的新產業、新業態與新模式等市場需求，將無法通過市場的力量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良性循環。建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實施方案研究。
第一、加強在線教育、在線醫療、遠程辦公、共享經濟、數字化治理等新業態研究，儘快明確主攻方向；第二、推進新模式的快速迭代。一方面，充分利用現有能力，如小程序、公眾號、二維碼等微接口服務，鼓勵廣大中小企業進行消費、商貿流程的模式創新；另一方面，加快新業態發展政策試點落地，鼓勵龍頭企業發揮產業鏈帶頭作用，拉動新業態創新研究與市場探索；第三、建立重點保障的平台、企業成長名錄，定期回收在各新興領域拓展過程中的數據、難點與訴求，形成閉環管理。
（二）鼓勵發展一批高質量共性服務、技術供給平台，推動數字服務平台化發展，打造孤島效應，推動形成良好的生態循環。
傳統數字技術滲透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各自為戰的局面，多為垂直式的煙囱發展模式，不利於共性技術的發展，從而產生規模效應、推動降本增效的達成。在服務、技術供給方面，建議引入平台與生態化的發展思路。
第一、加強各地方企業服務的共性平台建設，提供如政策、工商、税務以及金融等綜合性信息撮合平台，加強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第二、鼓勵發展一批高質量共性技術供給平台，為廣大企業提供低成本、高可靠的共性技術服務支撐（PaaS（平台服務）、SaaS（軟件服務）等），打破原先“重複造輪子”的困境，發揮規模效應。藉助平台背書的軟件服務，一方面可降低中小商家的決策門檻；另一方面可提供較穩定的底層技術支持；此外，平台的C2B的連接能力還有利於生態化。第三、推動技術聯盟組織的成立，牽頭跟進連接組件的標準化建設，解決原先技術服務廠商之間相互割裂、集成難的問題。
（三）短期內，研究分層級的定向刺激與扶持策略，如儘快推動雲量貸試點、推廣，針對中小微企業考慮配合使用“用雲券”。
在疫後經濟下滑的壓力下，各企業對於數字化轉型投入均將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從短期視角來看，給予資金方面的刺激是最直接的推動力量。建議根據企業的發展差異，進行差異化的刺激與幫扶，提升資源效率。
第一，針對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企業，加快“雲量貸”試點，推進“政-金-產-數”（政府、金融、產業、數字技術）四方聯動的信貸新模式，解決資金難題。第二，針對數字化程度的中小微企業，借用C端“消費券”的思路，考慮推出B端“用雲券”或“數字券”等“服務券”開展定向幫扶。在解決中小微融資難的問題，亦更為有效的控制資金流向。在“雲量貸”鑑於當前的設計邏輯，較難覆蓋這類數字化水平低、投入意願高但缺資金的企業，“用雲券”等定向資源的投入，有助於解決這一問題。
（四）中長期，持續改善生產力環境，加強技術、人力傳統要素以及數據新型要素的市場配置，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
短期幫扶的同時，應同步考慮如何牽引整體數字化市場長效機制的建立健全，使得產業數字化具備持久的價值創造力和生命力。建議重點加強技術、人力、尤其是數據新型生產力要素的市場配置。
第一、持續加大新基建項目的落地。加快推進5G、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關鍵技術的立項、建設任務，打造產業互聯網的數字基建；第二、積極探索新型用工模式，提升人力資源規模與質量。包括如“平台 個人”的自我就業、副業創新、跨平台的員工共享等，並逐步完善相關的權益保障、社會保障政策制度；第三、加大數據供給的制度保障，積極推進政務數據資源的開放，促進社會數據共享交換，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培育新型數字業態。
【記者】郜小平
【出品】南方產業智庫
【作者】 郜小平
【來源】 南方產業智庫南方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