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40多年來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9.7%。不過，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緩慢下行軌道，增長速度持續下行。這個下行點起始於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影響。從根本上看，下行是由於我們進入了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都表明，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將經濟增長速度拉低的內在力量。這也是許多先行國家走過的道路：服務業比重超過50%之後，經濟增長就開始呈現喇叭口模式：一條曲線是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呈現上行趨勢，比重不斷升高；一條線是經濟增長速度，呈現下降趨勢，速度持續下行。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規律性現象。
之所以有這種規律性存在，是因為服務業是相對低效率的產業，服務業比重升高，經濟活動的效率會下降，同樣的投入，產出減少，以至於拖累了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什麼服務業是低效率產業？這源於許多服務過程要求生產和消費同時同地，“人對人”“點對點”。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服務業為主的時代，同先行者相似，呈現出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行的階段性特點。
中國會不會遵循先行者的軌跡進入中低增長階段？我們有沒有辦法將增長速度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總體看，速度下行難以避免，但我們希望能夠比其他國家表現得相對更好。這個希望並不是非理性的願望，而是有實在的依據，即我們是在數字時代進入了服務業為主的時期。數字經濟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不僅可以改變傳統的低效率問題，還可以創造新的商品服務和商業模式，創造新增長點。
第一，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服務業主要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提不高，拖累了整個經濟的增長，如果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之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第二，數字技術能快速創造新的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數字時代產品和服務創新速度極快，幾大平台每天合計上新300萬件以上的產品和服務，促進消費者不斷嘗試新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迭代的速度加快。
第三，數字技術成為配置資源的一種力量。首先它配置存量資源，數字技術可以低成本地將零散資源和片斷時間與需求匹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服務做出貢獻。其次能配置增量資源，例如金融機構，靠智能數據分析、依從風險控制指標，決定誰能得到資金和其他資源。此外，數字技術還能配置關注力資源。以前，企業想要知道消費者需求，就要做市場調研、開發產品、試用、反饋、推銷、優惠，最後抵達客户；現在直接用大數據來探知個性化的需求，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個性化推送。而消費者發現品牌的優先渠道，從廣告、演示和試用，變成了搜索、推送、社交網絡等。數字技術匹配度非常精準，推給你的就是你關注的問題、想要知曉的信息。現在，數字平台已經成為廣告投放的主要渠道，這就是資源配置的一個方式。
我們國傢俱備的一些國情和產業特點，特別有利於數字經濟發展。首先，我們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消費者有14億人，數字平台的規模經濟特別明顯，邊際成本基本上為零，增加客户基本上沒有什麼額外的支出。量大就能支持一個大平台存在，甚至能支持若干個大平台存在，大就有規模經濟，多個並存就能相互競爭，既能達到規模效應，也能達到競爭效應，使得服務迭代非常迅速，為消費者帶來福利。大國消費者眾多，小眾感興趣的消費就能有可觀規模，支持多種新商業模式的發展。有1%的關注就是1400萬，足足可以支持一個新型商業模式的成功。其次，國內市場大，就能支持數字企業在本土成長，直至具備全球競爭力，到國際市場上競爭和發展。如果一個小國家的企業發起一個數字化平台，一開始就必須是全球性的平台。而我們國內消費者數量就能支持數個平台成長髮展，並形成競爭促使企業持續努力提高競爭力。
綜上所述，數字時代，服務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有幸在進入服務業為主的發展階段時，恰好與數字技術發展應用相重合，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優勢發展數字產業。因此，我們在這個階段有可能打破“服務業時代是低增長時代”這個過往的規律，有可能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比先行者展示出更好的增長態勢。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