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及整個“十四五”期間，必須下大力氣實施新的擴大內需戰略，新的擴大內需戰略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長期策略
擴大內需的方式發生變化，由刺激短期需求為主轉向重在改革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
文 | 王小廣 劉瑩
作為“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2021年要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上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為新發展階段全面實現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強大的需求支撐是當前要務，也是長期着力點。
下大力氣實施新的擴大內需戰略
當前及整個“十四五”期間，必須下大力氣實施新的擴大內需戰略，特別是要把擴大內需的着力點放在全面促進消費增長上，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釋放我國內需增長特別是消費增長的超大潛能。新的擴大內需戰略與以前實施的多輪擴大內需戰略有三大不同。
一是新的擴大內需戰略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長期策略。過去我國實施的幾輪擴大內需戰略，主要是為了應對外部危機巨大沖擊的短期策略，是宏觀經濟治理中反危機、逆週期調節的重要手段。新的擴大內需戰略既不是反危機的短期戰略，也不是反週期策略，而是立足於新發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長期策略，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大戰略的關鍵一環，在國際上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最終實現全面現代化提供強大的內需動力。
二是新的擴大內需戰略更加強調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過去擴大內需或穩增長的着力點主要集中在刺激投資增長上，因為在高增長時期，改革開放初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供給不足。在20世紀前10年，我國處於重化工業高速發展期，這兩個階段提高儲蓄率、增加投資不僅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迅速增加供給能力，而且由於經濟增長就業彈性較高，擴大投資同時也會帶動居民就業、收入、消費的較快增長。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隨着資本構成越來越密集和高級化，一方面，投資所產生的分配與消費帶動效應明顯下降；另一方面，基礎設施等重投資領域的增長潛力下降，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下降。投資作為中間需求的作用發生重大變化，由主要是增加已有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能力轉為提高創新能力與供給質量，由此也導致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作用開始退居第二位，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由投資轉向消費，這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規律。正因為如此，五中全會明確提出“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
三是擴大內需的方式發生變化，由刺激短期需求為主轉向重在改革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未來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既面臨許多體制機制性障礙，也面臨消費環境建設與保障體系建設的滯後問題，必須深化相關領域改革，掃除阻礙消費穩定增長的體制機制以及政策、環境方面的障礙，促進內需增長行穩致遠。
構建新發展格局面臨需求端壓力
從去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從疫情強大沖擊下恢復，出現強勁的“V”型反彈，此次經濟恢復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即存在“三長兩短”的不平衡，工業生產、投資、出口恢復快，服務業、消費恢復慢。2020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分別比上年增長2.8%、2.9%和1.9%，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明顯落後於第二產業，增速低0.5個百分點，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下降3.9%，比同期投資增幅低6.7個百分點。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最值得關注的是，消費恢復慢與前兩年消費增速明顯下滑相結合，這是“十四五”時期值得關注的最大問題。
首先，當前我國消費增長偏慢，既有“疫情衝擊具有嚴重非對稱”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費增長面臨長期性體制機制性障礙的原因。當經濟進入中高發展水平時，居民消費率偏低特別是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不升反降，值得關注。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於大城市與發達地區房價長期過快上漲，形成一種累積性衝擊效應，使一些羣體購買力透支，居民消費預期不穩定，從而導致發達地區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
二是城鎮不同羣體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最高20%的高收入家庭收入與財富增長明顯偏快且税負較低，這部分羣體邊際消費傾向偏低。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及常態化防控可能對“十四五”時期消費增長特別是擴大服務消費產生影響。如旅遊、交通運輸及其他許多户外室內聚集性服務消費受到抑制。
四是如果消費需求增長出現中長期不足，會產生一系列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消費不足意味着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會產生較大的物價下行壓力，會對微觀企業盈利產生負面影響。
對當前消費需求恢復慢及存在中期性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問題，要注重需求側管理與改革，努力挖掘我國消費增長的超大潛力，避免在國際需求緊縮的情況下出現內需不足。
用好難得的時間窗口加快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
由於基數的影響，2021年經濟增長速度一般預計在8%左右，這也意味着“十四五”開局之年穩增長的壓力較小，這對解決制約高質量發展在供需兩端存在的中長期發展難題是難得的時間窗口。當前尤其要利用好這個時間窗口，着力解決制約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障礙，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形成內需高質量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着力增加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效解決大城市住房分配不均與房價過高問題，減少中等收入羣體超額的支出負擔，從而既有效提升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又有利於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羣體的比重。
進一步優化內需結構，提升挖掘消費潛能在擴大內需戰略與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要充分認識到投資與消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新發展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減小，對優化結構特別是促進創新能力的提高起着關鍵性作用。消費對我國經濟由大變強將發揮重要作用。
建議提高消費在擴大內需戰略中的定位，在需求側管理上，把宏觀調控的重點由投資轉向消費，着力改革消費體制、優化消費環境，擴大就業穩定消費增長。
深化收入分配與企業税制改革，打通收入分配、財富增長與消費之間的循環堵點，建立有效的消費制度。一方面，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確定公平合理的徵税原則和過渡期設計，引導房地產穩定健康發展的預期，最大化地減少房價過快上漲對居民消費與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加快税制結構改革，實施一攬子税收改革方案，做好頂層設計和立法準備，較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同步降低企業税負。研究開徵資產税種，完善資源和環境保護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加快培育土地二級市場，考慮降低個人所得税税率，同時規範企業財務制度，堵住企業主逃避個税漏洞，大幅減少企業税目與税負等。
優化消費環境與消費理念，着力提高消費的時空便利化水平。加快提升居民消費的空間便利化水平。全面振興街道經濟，用法律手段與經濟手段有效保護傳統商業系統，加強消費基礎設施與服務體系建設，優化消費空間環境。進一步改革假日製度，提高居民消費的時間便利化水平。為傳統假日經濟賦新能，大力發展各具特色的夜經濟，建設適度規模的公共生活遊憩區。加快改變社會上過度宣傳投機投資致富的觀念，改變重物質輕服務的消費傾向，促進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全力拓展服務消費的空間。
加快服務業的對外對內開放，激發全社會的投資活力，形成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投資制度。進一步改革資本市場體制，發揮資本市場在促進產業升級和增加創新資本中的關鍵性作用，加快促進形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增強與內需結構的適配性。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擴大製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加快綜合物流樞紐建設，提升物流產業的智能化、便利化與一體化水平。制定長遠科學的城市更新規劃，有序推進舊城改造，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大幅提升城市中心區的極化效應與輻射力。□（王小廣：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劉瑩：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