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六穩”“六保”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其主要着力點是在涉企案件處置上力求公平公正，為市場企穩提供必要的法治支撐。
資料圖。新京報我們視頻截圖
文 | 閔蕭
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下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保障“六穩”“六保”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強調，落實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加快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的要求，依法懲治破壞復工復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刑事犯罪，為“六穩”“六保”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為推進復工復產，落實“六穩”“六保”，從國家到地方出台了一攬子的針對性政策。而良好的法治環境，也是經濟社會復甦須臾不可離的外部條件。日前中央政法委印發的《關於依法保障和服務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就指出，要運用好執法司法政策，以穩市場主體推動做好“六穩”“六保”工作。最高檢下發的《意見》正是對此的響應和細化。
《意見》要求，對妨害復工復產、損害企業合法權益的犯罪，依法從嚴從快追訴，最大程度幫助企業挽回損失。如突出懲治欺行霸市、強買強賣、惡意阻工、破壞交通等擾亂復工復產秩序的犯罪。
這方面是有數據支撐的。統計顯示，今年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對影響非公經濟發展的刑事犯罪起訴10532人，同比上升21.1%，第二季度起訴6570人，上升同比65.8%。
此外，《意見》還要求，充分考慮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等因素，對“職業放貸人”採取非法手段催收高利放貸債務及其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不法分子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製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等方式製造“套路貸”等違法犯罪行為，從嚴追訴，加大打擊力度。
而數據顯示，上半年，對涉“套路貸”“校園貸”“以非法手段催收民間借貸”犯罪起訴5016人，同比上升22.9%。
當前，從司法層面保障“六穩”“六保”，既有新的特殊因素需要考量，也有一些屬於較普遍的問題，在特殊時期要加快解決。就前一方面來説，受經濟下行和疫情影響，企業債務糾紛可能上升，甚至由於就業壓力加大，可能讓一些人“鋌而走險”，衍生更多破壞企業正常經營的犯罪行為，這些是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必須直面的新問題，司法機關應發揮好主觀能動性，在其中扮演好應有角色。
這就要求有關方面，一是要幫助權益受到侵犯的企業高效維權，為所有企業的正當權益撐腰；二是要通過具體案件的辦理，給社會樹立更明確的預期和警示，遏制相關犯罪在特殊時期抬頭。
後一方面，則需要加大對涉民營企業各類案件的法律監督力度。如《意見》要求，堅決防止和糾正以刑事案件名義插手民事糾紛、經濟糾紛等各類違法行為；加大清理涉民營企業刑事訴訟“掛案”力度。
這些治理要求對應的問題並非新出現的，但是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其給企業帶來的壓力、對企業合法權益的傷害被進一步放大，職能部門理應有更積極的處置姿態，並藉此導向長效治理。
另外，還可以將依法懲治破壞復工復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刑事犯罪，與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結合起來，實現治理的同步推進；而對涉企案件辦理，在法律允許範圍內，就應充分反映出“六穩”“六保”的需要。
如今年1月，最高檢精選出4個涉及民營企業的典型案例公開發布，指導各級檢察機關參照適用。其中一點很明確，就是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目的是讓違法但犯罪情節較輕的企業不至於因為“老闆”被訴而徹底垮掉。這一點在當前情勢下，已然更具現實必要性。
在“六穩”“六保”中，保就業穩就業是核心，其對應的也是保市場主體的重要性。於此而言，為“六穩”“六保”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其主要着力點也就是在涉企案件處置上力求公平公正，為市場企穩提供必要的法治支撐。而從另一角度來説，“六穩”“六保”對司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對民營企業發展法治環境的一個新考驗，答好這個考題，不僅是為復工復產護航，也是提升市場經濟法治成色的題中應有之義。
□閔蕭（媒體人）
編輯：胡博陽 校對：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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