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還能成為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嗎？這部作品提交了一份答案

在世界變得越來越看不懂的時候，電影是否還能成為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呢？意大利導演保羅·索倫蒂諾用他的新作《上帝之手》提交了一份答案。這部電影去年入圍了世界各大電影節的主要獎項角逐，今年也極有可能獲得意大利電影最高獎“大衞獎”。不過，對於已經名滿天下的索倫蒂諾來説，這些獎項也沒有那麼重要了。

《上帝之手》劇照

那麼，這部電影又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上帝之手》取材於導演遭遇

索倫蒂諾經常被看作是費里尼的傳人。這有多方面的意思。除了都是意大利導演之外，索倫蒂諾顯然對費里尼有深入的學習。包括場面調度的手段，對夢境的痴迷等等，也包括對家鄉小鎮以及各種“怪人”的書寫。50歲的索倫蒂諾拍的這部《上帝之手》，的確會讓人想起費里尼的《阿瑪珂德》——關於故鄉兒時的“金黃色的記憶”，但是此片對於索倫蒂諾來説還有更大的意義，因為這取材於他本人的遭遇：1986年意大利世界盃期間，父親給他買了阿根廷隊比賽的球票，就在這天晚上，他的父母由於新居壁爐設施導致的二氧化碳中毒永遠離開了他；他本人由於去看馬拉多納踢球而逃過一劫，卻從此成了孤兒。也正是在這次世界盃中，馬拉多納對陣英格蘭隊時的一記手球進球被判有效，而這個神奇的手球就被稱作“上帝之手”——意味着它直接越過了世俗規則的評判，被當作某種類似天意的體現，這個事件與索倫蒂諾個人的“逃過一劫”疊加，暗暗地有了一種“是‘上帝之手’救了他”的意味。但這並不代表父母的意外死亡之痛能夠被消解，更何況這張足球票是父親親手交給他的。這樣，父親附帶有了“上帝之手”的神聖意義。

這部影片可以從多個角度切入。它是“我的父親母親”，是獻給父母的一首大哀歌；它是鄉愁，是關於1980年代那不勒斯城與人的記憶；它還是關於藝術創作的一份“談藝錄”，藝術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拍電影？雖然此問在片中經由一個少年提出，卻是整部影片的點睛之筆。

獻給父母的大哀歌

對父母之愛的緬懷在電影中並不少見。《上帝之手》的特別之處，是在影片前半段將失去父母之痛埋藏起來，在後半段逐漸釋放。最痛苦的感覺是想哭但哭不出、想喊卻失聲，彷彿蒙克《吶喊》中那種無聲的痛苦。少年主人公法比託就是這樣的痛苦。在失去至親的人後，最觸動人們的就是那些看似最普通的情感記憶。不是嗎？前面的父母越是沒有濾鏡，後面的痛就越真實。

應該説主人公的父母都不是完美的人。他們像普通的那不勒斯人一樣熱愛美食，喜歡快活，説個不停，喜歡笑話，有時不免刻薄；喜歡搞惡作劇，只是為了哈哈大笑，但時常會過火，乃至於傷害到別人，有時候讓人覺得挺“損”。看似性格完全匹配的父母，愛情也並非那麼和諧——父親不僅有婚外情，還有一個私生子。但是他們對兒子的愛又是那麼真實自然的流露。父親那麼自然地向16歲的兒子傳授怎樣開始“第一次”，將世界盃球賽門票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兒子，而母親又是那麼自然地像小時候一樣看着他入睡，陪他度過了這個生日。可能中國的父母並不這樣表達，但是我們完全能夠理解。生活中的大部分父母都是普通人，他們不可能整天只關心孩子的心理問題，但該有的愛他們都會以合乎分寸的方式展現出來。片中父母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下意識動作就是摸摸孩子的頭——演法比託的“意大利甜茶”菲利波·斯科蒂有一頭髮量驚人的黑髮（實際上是深栗色），他們在打量孩子的時候，會驚奇地感覺到孩子已經進入青春期，進入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同時這就意味着父母的衰老。“摸頂”這種動作本來就有種神聖性，而父母當然可以。父母的手就彷彿成為“上帝之手”的中介，獲得了某種神性。它意味着我們與親人之間的聯結，也就是説，親人正是在我們的思念中獲得永生。

那不勒斯城與人的記憶

在歐洲各民族中，意大利人恐怕是最喜歡親戚朋友一大家子生活的，這一點很有些像咱們的東北人。這部電影本身就是索倫蒂諾成長環境的一個鏡像。他本人的父母、兄弟、堂兄弟、阿姨、叔叔以及其他親戚都在影片中一一可以找到對應。另外影片裏總有一個在浴室裏説話的人，那是他的妹妹。導演重現了1980年代那不勒斯大家庭集體出海玩耍、休閒、拌嘴的場面。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們總是互相挖苦、諷刺甚至大打出手，但是親情關係非常堅固，在關鍵的時候總能互相幫襯。一個深刻的印象是，這個大家庭裏最讓人討厭的詹蒂爾太太（她永遠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在葬禮上用了但丁《神曲》中的一段名言安慰法比託：“由我進入愁苦之城/由我進入永劫之苦/由我進入萬劫不復的人羣中”。這是《神曲》裏寫在“地獄之門”上的文字。其實後面還有一段：“正義推動了崇高的造物主/神聖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愛創造了我。/在我以前未有造物。除了永久存在的意外，而我也將永世長存。進來的人們，你們必須把一切希望拋開！”當然這段文字是大有信息的，它告訴我們地獄是誰造的，以及為什麼而造。造物主是聖父，最高智慧是聖子，本原的愛是聖靈。這句話由這個家族最刻薄的一個人説出來，就已經意味着他們都是可以得救的，這就是最大的對人心的安慰，不是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法比託和小姨帕特里夏的關係確實是緊密的。不僅因為美貌、身材姣好的小姨的身體寓意着青春期的法比託對女性所有美好的幻想（其實小姨對此一清二楚），還在於他們是真的看到了“小修士”的唯二之人。也就是説，在影片開頭，小姨所經歷的“奇遇”並不是她的憑空想象，她就活在那個維度當中，而這也是為什麼在大家都認為她精神有問題的時候只有法比託相信她。我們還看到，帕特里夏被設定為一個有強烈母性的女人，她非常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這其實説明她行為的出格和放蕩沒什麼關係。她恰好是那種傳統的、非常以家庭為核心的意大利女性。在這個大家庭裏，不能放棄的就是對愛的信仰，也包括那個遭受家族集體嘲笑、嫁給退休聽障人士的姑姑。這也是為什麼在法比託崩潰的時候，總有一個黑衣老修士在他的周圍。

影片中還有很多費里尼式的“怪咖”鄰居，比如暗戀法比託母親、總是在玩跳房子游戲的馬里奧大叔（他剛好穿紅T恤和藍色工裝褲，就是任天堂遊戲主人公馬里奧“本奧”），氣場強大而高傲的老男爵夫人，等等。但我們不難看到，這些“怪咖”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們在法比託成為孤兒之後對他釋放了温柔的善意，逗他笑，送他吃的，老男爵夫人甚至幫他完成了從男孩到男人的轉變。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同樣是暖色調的。這裏也包括在海上走私、和警察鬥智鬥勇、膽大妄為的阿利馬，這個過早成熟、看似粗野的男孩用自己的方式給了法比託真正的友誼。

為什麼要拍電影？

但那不勒斯的人與事並不能使這部影片達到一個足夠的高度。索倫蒂諾在影片中還借這個少年的視角表達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就像費里尼的小鎮青年都要去羅馬一樣，法比託最後也選擇了去羅馬，追尋他心中的電影夢。這與他哥哥的薰陶有關（哥哥曾經想成為一個電影演員，參加過費里尼的試鏡），也因為他在朦朧、迷惘中遇到了導演卡普阿諾的緣故。在朦朧的意識中他感覺到了電影的召喚，他需要一個釋放的出口。他説，自己再也不喜歡生活了，他想要一種想象的生活，所以他想拍電影。但是卡普阿諾告訴他，真正的藝術不是逃避，是不能耍滑頭的，是不能妥協的，這首先是不和自己妥協，不害怕矛盾衝突，只有矛盾衝突才能進步。藝術創作如果變成了自戀的註解，那就是一種虛假的、大眾的產品而已。真正的藝術需要足夠的自由和勇氣，這就意味着自己先要成為一個自由和充滿勇氣的人。他告訴男孩，你現在應該叫法比奧了（法比託是法比奧的小名），這就意味着拍電影絕不是小孩子過家家。

為什麼要拍電影？我想在這裏索倫蒂諾是有態度的，那就是電影不能成為自我賣弄、顧影自憐的工具。拍電影意味着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上帝之手”之於他本人的藝術，或許就是一道“神啓”。

來源 北京日報 作者 黑擇明

來源 U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