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宏宇
提起“呂不韋”這個名字，感興趣者，大概馬上反應出兩點：一是“奇貨可居”的成語，二是先秦鉅著《呂氏春秋》（又稱《呂覽》）。後者，雖可謂有名氣，但想來，真正讀過、認真、通篇讀過的人，少之又少；作為鴻篇鉅著，《呂氏春秋》似乎並沒在後世乃至今時，得到應有的地位和重視。倒是前者，也就是“奇貨可居”的成語典故，卻像更被耳熟能詳。耳熟能詳者，多半還會牽帶出一道千古猛料，即：呂不韋是偉大的秦始皇帝嬴政的生父。
倒騰“幃中秘史”，彷彿是某種偏好，“歷史”的偏好。不敢説是我們民族所特有，因為外國（主要指西方）的歷史記載中及相關傳説中，這類事兒也不少。我們知道得不多，一下子列舉不出什麼太典型的例子，主要是因為不瞭解。不瞭解，主要是因為不願意或説不屑去了解。不願意或不屑的原因，就不敢説了。特別是當下大環境下，更不敢多説。
所以，還是説回我們自己。説回呂不韋。布衣大賈呂不韋。
（一）呂不韋其人與《呂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列傳》開篇就説：“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一目瞭然——呂不韋是很有錢的大商人，那種“販賤賣貴”的純牌“倒兒爺”。
當“倒兒爺”能當到“富可敵國”，略懂商業就知道，那決不是靠細水長流的小打小鬧、薄利多銷就能做到的。特別是在跟現在相比根本談不上“通訊”、物流也差到天壤之別的兩千多年前，想在中年就靠着“往來販賤賣貴”致“家累千金”，得“放大招兒”才行。
“大招兒”主要有三：
一是，多做單筆大宗交易，就是“把把玩大的”。
二是，多做高貨值交易，就是“把把玩貴的”。
三是，違法或鑽法律空子，即所謂“富貴險中求”。
這三個“大招兒”，肯定不是人人玩得了，想要玩成、玩好，須得至少具備四個條件：有一定規模的本錢（家底）、有過人的膽識和能力（拆借資金的勇氣和識別並抓住商業機會的決策力與執行力）、善於溝通（能發現並“擺平”供求兩頭及疏通營銷各環節）、識人馭人（能“識別”人性並“搞定”能保護甚至支持違法情節的“重要干係人”甚至其羣體）。
這些條件，有些是“天然”的，比如家底、關於膽識和能力的“天分”；但更多還應該是逐步具備的。過程中，他勢必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閲人無數。
如果他起家時有家底，他的“原生家庭”，就可能很富裕，至少也會很殷實。富裕殷實之家的孩子，很可能得到過一些平常人得不到的教育，打了個好底子。
好底子，再加後來的見多識廣、閲人無數，產生些一般商人沒有、有也不明顯的“有深度的思考”，就不難想象了。
“有深度的思考”配以“長袖善舞”的財務狀況，可以説就具備了編纂鉅著的動因和基本條件；再往“高級”去，還可以説是為“政治投機”奠定了基礎。
基本就這麼個意思。筆者認為，相比稱得上是“人文成就”的《呂氏春秋》，“奇貨可居”指向的“竊國”級別的政治投機，更是呂不韋的“大成就”。
當然，前提是，這場政治投機，他真的是贏家。
不管是否真的“贏”了，反正，他自己應該還是覺得贏了。
同時，他也肯定明白，這個“贏”，不光彩。至少不能當“沒毛病”的成就張揚開來。
但《呂氏春秋》能！不僅能張揚、大肆張揚，還能“沒毛病”——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之所以敢“千金求一字”，是因為強大自信。
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簡單説，就是“具備充分條件”。
而之所以能具備充分的條件，那就是政治投機“贏”的結果——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這麼一看，覺沒覺出點兒“自我實現”的意思？
筆者認為，《呂氏春秋》，從其產生的根由上講，更是，甚至“就是”，呂不韋的“自我實現”欲求。如是，則或許，這部鴻篇鉅著中，多多少少透出了商人式的志得意滿，而還讓後人甚至當世的人們，品咂了出來。別的不説，就那個“一字千金”，便透着“貨殖”之風。
別説那時候，就是今天，不管是拿錢砸還是吃名氣或者什麼別的道道整出來的“大IP”們，公眾也還未必都買賬，比如讓本山大叔説“丟不丟人”的《月子》，再怎麼炒，在虛擬的喜劇情境下，也都是隻能糊廁所牆的廢紙。
呂不韋把《呂氏春秋》刻得老大、糊在咸陽城門上、懸賞千金徵詢修改，到底也沒把千金散出去，未必真就沒一個字可改，説不定是過往識字的人都不屑於掙他那千金呢。他要不懸賞千金，把“賞格”變成“我親自迎接到府上，禮敬如師”，倒許能有不少人願意認真點兒，雞蛋裏挑挑骨頭。
由此不難想象，費老勁整出來的《呂氏春秋》，在後世以至今天，都沒贏得呂不韋所期待的高地位，也就存在“合理性”了。
但無論如何，那都是他的“自我實現”。
相比“政治投機”其實顯得“低級”些的《呂氏春秋》，能承載“自我實現”，而“高級”的政治投機及其結果，卻只能為“低級”產物做鋪墊、條件。
因為，上面提到了——“高級”的，不能張揚；“低級”的卻可以。
當然，憑心而論，《呂氏春秋》，還是很有水平和見地的。但更加確然的，還是呂不韋作為“商人”的“超越本分”的自我實現。
（二）政治投機的動因
商人，作為對一類人羣的概念性稱謂，最早也是近古以來的事了。在呂不韋的時代，對商業活動和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比較官方的稱謂是“貨殖”。世俗些，有“東商西賈”或“中商西賈”的説法。從史記來看，呂不韋是被稱為了“賈”而不是“商”。
商，在我們國家的文字歷史上，首先是“國家名”，也就是我們今天説的“朝代名”，即商代、商朝。在商朝，“貨殖”也就是商業，很發達，至少一度很發達。
眾所周知，商代被周朝滅亡、取代。周朝崇尚農耕，並且對緊前的商朝，懷着挺深刻的怨恨（也可以説“恐懼”），基本“打倒”了商的一切，包括髮達的“貨殖”。
周王朝統治者認為，商朝發達的“貨殖”，於國家發展並無大的裨益，“貨殖”的行為，既是對勞作（主要指耕作）者的盤剝，也是滋生貪婪、縱慾等“失德”性狀的温牀。因此，在周朝“重農抑商”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下（這樣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綿延到數千年後的“改開”緊前），人們會盡量避免從事商業活動。
可實際上，這個行當，又不可或缺。於是，商代“遺民”就在周王朝最開始的時候，承擔了這個因為“失德”而“低賤”的行當。由此，周朝早期，就世俗地稱“貨殖”之人為“商人”，意思是“已經覆滅的商國的人”。
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商人”、“商”，不説是罵人話吧，也委實不算什麼好的意思。
隨着社會發展，“商業”（貨殖），作為一個行當，從業者漸漸從“商之遺民”，向更廣泛人羣擴展；同步地，“商之遺民”們，也完全融入了周朝的社會。再後來，隨着向“西域”的政治開拓，西域的“貨殖”，開始進入“中國”做買賣，當然，是帶着本錢來的；由是，“西”、“貝”二字組成的“賈”，就被用作指代了他們，以區別於“本土”的“商人”。所謂“東商西賈”或“中商西賈”，也就成了世俗化的標誌性共識。
再往後，“商”與“賈”逐漸交融——中土的商人，也有去西域做買賣的；西域的商人，也有留在中土紮根的；南來北往之間，這個很必要、很富足，卻社會地位低下的行當，交匯、融合成“階層”，也逐漸就被人們合稱為了“商賈”。
到這個階段，漫長的周王朝還沒結束。商賈，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卻已然很難事實區別誰是西域來的，誰是“中土”的“原生”。甚至，以“商賈”稱謂他們的大多數普通人，也已然忘記了“商人”、“商”的本意裏所包含的帶敵意的蔑視意味。但如果是“正式”地去稱謂，比如在史籍上“定義”，還是要講究一下——含着哪怕一點點“敬意”，稱“賈”，比如對呂不韋；站在貶斥立場上，則會稱“商”。
但無論“賈”還是“商”，怎麼叫，他們也都是“幹那個的”——貨殖。也還是在周王朝確立的意識形態之下“失德”、“低賤”的人羣。所以，稱呂不韋“布衣大賈”——您就是再大的“賈”，也還是“布衣”。
布衣，區別於“錦衣”，不光指衣服的材質本身，也涉及材質的修飾和服裝的樣式，更是社會身份的標記。
周朝確立的“宗法制”，定義了四個等級的貴族，即：天子、諸侯、大夫、士。這四個等級之外，都不屬於貴族，理論上，都是“布衣”。
這樣，就從社會地位的層面，建立起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單向結構”。
所謂“單向”，是説只能“下行”、不能“上行”——天子家“大宗”（嫡長子），繼承天子位，小宗，則降級為“諸侯”，以此類推。到最低等級貴族“士”這一層，“士”家的“小宗”，沒有繼承權，就被“踢出”貴族階層了。這個鏈條是不能反過來的。即：處於“布衣”地位的人們，是沒有可能變身貴族的。哪怕像呂不韋那樣富有，也不可能。甚至，作為“布衣”當中的“底層”，大賈呂不韋，想要“攀附”哪怕是最低層的貴族，理論上，都會很難。
當然，“有錢好辦事兒”這話，千古好使。特別是當貴族滿地、封邑不足、後世無能這些現象形成一定普遍性而人文思想又格外活躍、諸侯國日益做大集權且相互角力的“大爭之世”，錢能辦的事兒，就多了起來，大了起來。比如：用財富賙濟落魄、失勢貴族，與之“有交”，甚至成為其“賓客”（門客）。
這在再早些時，基本不可能。就連“開明”的“戰國四君子”（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都寧可結交“雞鳴狗盜”之徒，也不齒與“貨殖”來往。甚至，他們都會接納“貨殖”的“贊助”，然後客客氣氣把人“請走”。
很尷尬是不是？
也許，就是因為這份尷尬，帶着對那些貴族門閥“喂不熟的狗”的腹誹，精明、有膽識、有見識、有見地、能識人、很有錢的呂不韋，才不會隨隨便便拿錢去打水漂、買顏面，而是更把眼光，放在“潛在價值”上，“買期貨”。
（三）“奇貨可居”之説的真偽
奇貨可居，作為成語，典故出自呂不韋。那個“奇貨”，就是童年時被“質於趙”（放在趙國當人質）、沒起啥正經作用（被稱“空質子”）、只有“異人”的“號”而竟連正式名字都沒有的秦國公子（迴歸秦國後才有了“子楚”的名字。這點上，《史記》説法或可商榷）。
故事應該很耳熟能詳，簡單講是這樣：呂不韋在趙國結識了落魄且“無用”的秦國公子“異人”，當寶貝“收藏”、“供養”，慷慨地為其提供包括美女在內的一切享受，獲得感激與承諾；二人合謀，以呂不韋的財力“歸國”、“謀位”；終於，這位秦國公子，坐上了當時“天下最強”的秦國的王位，把“布衣”的呂不韋，破格任用為通常只有貴族或“學者”才能擔當的官員，並將跟呂不韋所贈女子生育的兒子“政”冊立為太子。之
後，他很快死去（紀年三年），太子“政”即秦王位，把於他和他父親有大恩的呂不韋拜為“相國”，並尊稱“仲父”。而實際，這位“秦王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帝，是呂不韋的“種”——呂不韋把那個女人送給“異人”的時候，女人就已懷孕，是他的孩子。
如此，呂不韋，從不管多有錢都只能低賤着的“賈”，華麗變身成位極人臣、賓客三千、活躍於政治舞台的大人物，並且是偉大“始皇帝”的生父！往大里説，就如同古語所言——呂氏代秦。
關於這個故事，從古至今，都有“真偽”之疑。從古至今！
所疑的，筆者看來，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從古至今”都“普遍”性存在的“公共性”疑問——秦始皇帝嬴政，到底是不是呂不韋的“種”。
再一個疑問，雖不普遍，也未見得“古來有之”，但筆者堅定認為，不會是21世紀的自己首先提出，更不會只有我一人有此疑問，就是——“奇貨可居”故事的前半段，即呂不韋和秦國公子“異人”合謀“歸國”（歸秦）、謀位，到底是他們倆誰的“創意”，又是他們倆誰在過程中“主導”。
先説第一個“公共性”疑問——秦始皇到底是誰的兒子。
對此，筆者在相關的小説創作中，曾這樣講：最清楚的，莫過於那個女人也就是秦始皇帝的生母；如果連她都不清楚，那就不會再有人知道了。
這是“對”的説法，也是廢話。
之所以説這個疑問“從古至今”，是有根據的。最重要的根據，在《史記》。
《史記》成書於事件之後並不久（不到二百年）的西漢“武帝”時期，主要編纂者司馬遷，眾所周知，是個“倔驢”，因秉持“史官之責”而遭宮刑。這一節，讓《史記》更被後世取信。但就是這麼被“信任”的《史記》，關於秦始皇“生父”的問題，卻留了“釦子”。
《史記》有兩篇文章涉及秦始皇出生問題——《秦始皇本紀》和《呂不韋列傳》。其中《秦始皇本紀》的描述很簡單——“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怎麼也品不出秦始皇的“父系基因”有什麼可“疑”的。不僅如此，還能從“悦而取之”的話裏，讀出一絲“莊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父王”的“主動”或説“主導”的味道。
同樣一部史冊，《呂不韋列傳》對應的描述就具體得多——“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子楚，就是上一段的“莊襄王”、秦始皇的“父王”。
這段描述中，有三個“點”值得注意，分別是：“知有身”（知道懷孕了）、“姬自匿有身”（女人隱瞞了懷孕的情況）、“至大期時，生子政”（足月生下取名“政”的兒子）。
三個“點”中，前兩個，都是明確在説，生下秦始皇的那個女人（始皇母），是“帶着肚子”委身“子楚”的。亦即：她肚裏的孩子，不是子楚的“種”。
但第三個“點”——至大期時，生子政——這個“大期”（足月）……如果沒因為“傳襲”中的“技術問題”缺了什麼字的話，就耐琢磨了。
哪個大期？是從“知有身”、“自匿有身”算起的“大期”，還是從“有身”那刻算起？
箇中區別，意味着什麼，不言自明吧。
個人認為，這是司馬遷老爺爺的“小狡猾”——故意很隱蔽地留下“疑點”，讓仔細看、仔細琢磨的人，能發現，又讓一帶而過者或者被前兩個“點”先行“固定”住的讀者，發現不了或者忽略掉。
這個確實存在的疑點，跟《秦始皇本紀》裏“莊襄王”的“主動”、“主導”呼應起來，再結合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現實需要”（下文詳及），筆者認為，至少，作為謹慎且執拗於“誠實”的史家，司馬遷在“存疑”基礎之上，隱晦表達了“個人觀點”——秦始皇並不見得是呂不韋的“種”！
肯定，筆者不是第一個發現《史記》裏這些“釦子”的。
肯定，即便沒發現這些“釦子”，自古以來，關於呂不韋是否秦始皇生父的問題、疑惑，也是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認為的。
為什麼這樣認為或者那樣認為？
什麼時期、什麼大環境下這樣認為或那樣認為？
這些，就涉及到了所謂歷史的“現實需要”。
（四）歷史“現實需要”的道具及相關“顛覆”性推想
所謂歷史的“現實需要”，説起來有點兒悖論。歷史就是歷史，就擺在那兒，無法更改。歷史之於現實，有很豐富、很多重、很深刻的意義，唯獨其中不存在，至少“不應”存在，所謂“現實需要”。簡言之，現實，不應該對歷史產生“需要”；即便產生，也不會有結果。
當然，這樣説的前提，是歷史真的“就擺在那兒，無法更改”。
而實際上不是！不是！！
歷史是可以“更改”的！
至少，對於客觀發生過的事件，是可以這樣説也可以那樣説的。
這點上，歷史，至少我國以文獻方式形成的史籍，是挺明確的，是有立場、有態度的。
什麼立場？什麼態度？
答案很簡單——適應“現實”的立場，迎合“現實需要”的態度！
別跟我説這是中國的特別之處。就算是，那也是“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絕對是“適應現實需要”的褒義詞！
呂不韋，確切説，是呂不韋的“奇貨可居”，尤其其中“呂氏代秦”的情節，在司馬遷那時候，就符合“現實需要”！
西漢是在“滅秦”基礎上建立的。所滅之秦，作為大一統的帝國，只存在了十幾年。西漢統治者，在其初期所面臨的，是春秋戰國五個半世紀的“兵禍”、秦帝國“暴政”留下的滿目瘡痍和“楚漢相爭”最後留下的戰爭創傷。為穩固政權，對外，西漢早期採取“懷柔”策略，對內，則強調“休養生息”；總之一句話：撫平創傷，從頭來過。
需要撫平的創傷中，“暴秦”，是最近、最深重、最被普遍認定的一塊。西漢起家就是因為“反秦”，加上秦的存在時間很短，新王朝希望人們忘記它，在嚴重排斥、徹底否定的基礎上，忘記它。因而，有“不記秦”的説法。
新王朝建立不久，就出了“呂后篡權”的災禍。高祖帝皇后呂雉為首的“呂氏”成為“國家公敵”。其被“清除”後，聰明的勝利者，及時捕捉到“呂”字可作的文章——呂后亂權、呂氏禍國，説不得是有根由的哩！因為他們姓呂，呂不韋的呂！呂不韋的兒子，便是“暴秦”之“最暴”的“祖龍”秦始皇帝！搞不好，呂氏一族，跟暴秦同根、專來報復新王朝的！
如此語境，顯然更強化了“肅清”並徹底否定“呂氏”的“現實需要”。以至於在西漢早期很少的涉及了秦始皇帝的文獻上，乾脆就給人家改了姓，叫成“呂政”。
在這樣的程度的“現實需求”下，呂不韋，就成了“歷史改變”或説“歷史服務於現實”這個“把戲”中的“道具”。
司馬遷就是再不苟同，也得在著述中表現出“迎合”；不然，下一次，就不是宮刑了。可又不甘，怎麼辦？留幾個“釦子”吧。
同樣是“現實需求”，《史記》成書時，“奇貨可居”這檔子事兒，被描述成了呂不韋動議、主導。但也就是因為相關“現實需求”的揣測，必定有人（比如筆者）會對此存疑。
這就是上一節述及的“再一個疑問”。
在筆者所著小説裏，藉助小説“虛構”的“特權”，做了“顛覆”性的大膽演繹：最開始動議的，是“異人”、後來的秦莊襄王。他幼年“質於趙”，在幽禁地，結識一個女孩，後來跟女孩合謀逃出，對於監管他的趙國官方來講，就算“失蹤”了。一波三折後，他跟女孩艱難長大，女孩兒結識了大富商呂不韋，被“金屋藏嬌”，但仍不忘他；再次見面時，一出生起就受王者之家政治薰染、當“質子”多年除了讀書啥也沒做過的他，骨子裏的政治智慧閃亮，想到藉助呂不韋（還有愛他的女人）歸秦、謀位的主意，大膽跟呂不韋“談判”，以“光明前途”相引誘……
當然，這是小説式的演義。但不是全無道理。所謂道理，就源於存疑。而存疑，在筆者想來，至少有三條“可以支持”的因由：
其一，落魄遊蕩、朝不保夕、逃跑了都沒人認真搜尋的“空質子”，香車美女、珠光寶氣、一擲千金、走哪兒都響動小不了的成功商人，二者相比，誰會更容易被對方注意到；相互注意到之後，於市井中，又是誰能更容易掃聽到對方的情況，似乎不用想就能給出答案吧。
其二，公子雖是公子，卻“輕”到如同空氣，再精明再大膽的商人，會有多自信能將其扶上王位？甚至連這樣去想都很難。而揣着歸國、謀權夢想的落魄公子，卻更可能生髮“借力”的謀劃，也更可能“偵測”到那位大富商對於“進身”的渴望。這也完全可能成立吧。
其三，年長、見多識廣的呂不韋，怎麼説也是“布衣”，應該從未真正見識過“廟堂”。而空質子的秦公子，不管是幼年在故國還是後來在趙國“為質”，經歷的可都是“廟堂”。當他大着膽子給大富商“畫餅”時，大富商十有八九會遲疑，會説“主意蠻好，可我不得其門而入啊”，他則很可能篤定告之——我就是門哪。我知道門在哪兒，可以怎麼進去。
如果真是這樣，或者大差不差，呂不韋這個“道具”，最初的使用者，應該是他的“奇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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