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精神科醫生
畢業院校：山東醫高專;濟寧醫學院
中文名：楊永信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山東省臨沂市河東區
出生日期：1962，6，21
兼職1：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誌編委兼職2：濟寧醫學院客座教授兼職3：中華醫學研究雜誌常務編委
其他作品：《讓孩子告別網癮》、《戒治網癮重塑性格》、《用心戒網癮》
近日，楊永信因為被曝電擊的事件而備受關注，作為精神科醫生的楊永信，自從成名以來，就一直憑藉自身的實力給觀眾帶來了許多精彩的作品，有效的幫助了青少年的成長健康，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楊永信的個人資料背景及照片吧!
電擊治療2006年1月，楊永信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2008年因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劉明銀製作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用傳統的“屈打成招”的方式讓進入他戒網癮的孩子承認自己有網癮，不聽話就用電擊“治療”，並且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其網戒中心被稱為是新時代的“集中營”，而這種一邊“痛苦打擊”一邊給“光明出路”的做法，被認為頗似邪教，採用這樣極端的方式，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
《暴走大事件》第四季第60集終於跟大家見面了，王尼瑪終於又如期主持了。上上週《暴走大事件》第四季第60集出現了停播，官方網是説王尼瑪去找材料了。《暴走大事件》第四季第60集王尼瑪稱用電大户楊永信終將面臨正義。那麼楊永信是誰呢?楊永信為什麼要面對爭議?楊永信“電擊治網癮”是怎麼回事?最終被曝光之後楊永信現在怎麼樣?
楊永信以“電擊治網癮”聞名於世，他給大多數曾被他治療的孩子帶來了無法忘卻的痛苦，在網戒中心的經歷對他們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今，一部分曾經被他治療過的少年已經長大成人，他們開始走進社會。其中的大多數選擇封存過去，他們不願意對任何人提起這段往事，只有少部分人願意站出來發出聲音，這些聲音有的充滿憤怒，有的試圖反思，有的只有淡漠和疲倦。
2008年7月3日晚8：20，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第四集《誰把天才變成了魔獸》，內容主要是在對以《魔獸世界》為代表的網絡遊戲的抨擊時，有污衊歪曲的成分，該節目不顧事實，誣衊《魔獸世界》裏可以隨意殺人，偷盜，甚至將一段《流星蝴蝶劍》的片斷當做《魔獸世界》的視頻。而《魔獸世界》遊戲裏從來不具備偷盜玩家物品的功能，並且該遊戲裝備是綁定的，殺死玩家根本不會得到任何裝備。 隨即楊永信受到中國內外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並引發廣大網民的聲討，他和中央電視台《第一線》欄目組稱，他們的手機和電話就不斷接聽到辱罵、威脅、誹謗電話，網上百度貼吧於2008年7月4日也多了兩個以“楊永信”“誰把天才變成了魔獸”為吧名的貼吧。
如果你是一位《魔獸世界》的老玩家，那麼你一定看過這麼一部惡搞視頻《看你妹之網癮戰爭》，這部極具諷刺性的視頻在當時可以説是一代經典。
但是今天我們聊的不是懷舊經典，而是聊這部經典中那個看上去已經過時的詞彙——網癮。
先跟讀者説古代一個著名宗教，東漢三國張魯的“五斗米教”。這個宗教有一個奇葩的理論，當你信仰足夠堅定的時候，病就會痊癒，如果你病沒有好，一定是你信仰不夠堅定。
當然，這種推論是站不住腳的，不過當下確實有人將這種邏輯用的出神入化，他就是戒網癮大師“楊永信”。
之所以今天聊網癮這個話題，是因為MISS在微博中轉發了了一條關於網癮的微博，而這條微博中提到的人名我相信大多數老玩家都聽過。
説到楊永信或許現在不少新玩家根本不知道他是誰，現在就來給大家科普一下。當年楊永信楊教授與陶宏開陶教授是“網絡妖魔化”的代表人物，與陶宏開的打嘴炮不同，楊教授卻是有着一招獨門秘籍——電擊治療。
在08年時他以一部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用傳統的“屈打成招”的方式讓進入他戒網癮的孩子承認自己有網癮，不聽話就用電擊“治療”，並且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真如視頻中所説是新時代的“集中營”。
用電擊儀器去電擊太陽穴，並且還詭辯成“有網癮就難受”，然而無論任何人受到這樣的電擊都會難受——包括他自己。
然而就算這麼可笑的宣傳仍舊是有大波家長選擇相信，把自家孩子送到了這個為了錢無所不用其極的惡魔手中。
最關鍵的是到現在也仍舊有人相信着楊永信，他也時常曬出一些檢討書式的博文，把一些虛偽的笑臉放在微博上為自己貼金。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會相信這個惡魔，讓自己的孩子在他的“電擊”下放棄尊嚴，將恨意深藏心底，用虛偽的笑臉面對自己的父母。
2016年8月，一篇超過十萬閲讀量的文章《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採訪了一些當年接受過“電擊療法”的年輕人，他們講述了當年和此後數年的經歷。
這是一場沒有計劃的私奔。一個小包，從家裏偷出來的4000元錢，是張旭同所有的財產。
他不敢帶手機，他怕親戚找過來，再一次把他送進網戒中心的“13號室”。
在路邊攤吃飯的時候他要找有遮擋的，公共場所要找門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爾見到山東車牌的車子特別是臨沂的，哪怕繞兩條街都要躲着走。
出發前，張旭同在夜市買了一把20釐米左右長的刀具，別在腰裏。他決定萬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結了自己。
可這把刀直到最後也沒派上用場，哪怕只是削個水果。
從2006年至今，超過6000人在“四院”接受過治療。
2009年，衞生部一紙禁令，叫停了電休克治療儀在網癮治療的使用。網戒中心把“電休克治療”改為“低頻脈衝電子治療”。
但7年過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斷送到這裏，成為網戒中心的“病人”。
對很多人來説，“四院”是一個忌諱的名詞。他們更願意用“那兒”來替代山東省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
張旭同第一次進“四院”是2007年，當時那裏還沒那麼大爭議。他在通宵打遊戲時，能看到網上有人喊“小心你被電”之類的。不久以後，他真的被電了。
父母找了幾個親戚強行把他從在網吧帶了出來。16歲的張旭同很平靜，一臉“要殺要剮隨便你，反正我還會跑出來”的表情。
他很聽話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車一看，心中想着“就這樣?不過如此”。
網戒中心“電擊”治療的房間門牌為13室。在這間屋子裏，有個穿白大褂的人對他説：“來，我們做個檢查，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網癮。”説罷，8個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體，給他嘴裏塞進了牙套。
一陣“滴滴滴滴”聲之後，有人拿着兩個白色小棒，從他的眉心往兩邊太陽穴上滑。瞬間，張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類似於閃電，貫穿腦袋左右，猶如兩個小錘用力敲擊着太陽穴。
他想掙扎卻動不了，只能張口大罵。可“他媽的”最後一個音節還沒説出口，第二輪“閃電”又一次來襲。第三次，第四次……
一個聲音問道：“還罵嗎?”
“不罵了。”
“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裏嗎?”
“不知道。”
張旭同眼前的閃電又開始交織。他只能意識到自己發出了“嗚嗚嗚”的聲音。
“我不聽話……”
“等會兒出去知道怎麼跟你父母説嗎?”
“知道，我好好説。”
“好。讓他起來吧。”
盟友鬆開手，張旭同下牀的時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後來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
他至今無法用語言説清那種感覺，“那種對人心理的把控，讓人確實感受到你是真的錯了，電擊會讓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説《1984》，你想什麼，老大哥都知道。”
出門見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們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種餓了想吃奶，想找媽媽”。
母親也抱着他哭，那種“喜極而泣，我兒子好像回來了”的感覺。
相比於張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幾個月到的江一帆顯得平靜得多。輟學打了兩年遊戲，厭倦每天“殺殺殺”後，江一帆主動向父親提出要治療“網癮”。於是，父親把他帶到了“四院”。
入院時接待他的正是張旭同，在江一帆印象裏這個高高瘦瘦、表情嚴肅的班委是個狠角色，“給人一種壓迫感，睚眥必報”。
江一帆回憶，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給舉報了。
入院電擊後，體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頭暈眼花，只能在病房裏休息。母親覺得悶就去外頭轉了轉。誰知道獨自在病房裏的江一帆因此違反了“不能獨處一個小時”的規定，又一次接受了電擊治療。
電擊治療在這裏被稱為“點現錢”。直接被“點現錢”的行為共有86條，比如“忽悠家長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藥”“上廁所鎖門”等，抽象的如“嚴重心態問題”“執行力不足”“挑戰楊叔模式”“在點評課上帶有不接受情緒”等。
“每一次電擊，需要交治療費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療，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時，孩子們互稱為盟友。盟友中選出班委，負責管理盟友;每個孩子都有家長陪同，再從中選出一些家長作為家長委員會，監督家長和盟友。
舉報他人在這裏是被鼓勵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會報告他人的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以畫圈的方式被記錄下來。盟友每滿5個圈就需要被電擊一次。
最開始的日子，江一帆重複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點評課進行思想教育;下午軍訓;晚上寫日記，記錄一天感想。
他以為只要“少説”，就能安然度過這幾個月的治療，不過後來他發現這個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學習委員問江一帆，為什麼日記裏把自己寫得那麼“積極”，而點評課舉手發言卻不積極呢?江一帆説：“沒有不積極，只是我偏內向。”
結果這件事情成為點評課上討論的焦點，主題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説一套做一套”。課後江一帆被送去了“13號室”，接受電擊。
有時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為在窗邊站了一會兒，就被認定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電擊。
江一帆發現，這裏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親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藥後，江一帆起初只是覺得非常平靜，後來察覺到自己反應遲緩，做事總比別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來了母親的不滿，認為他在對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辯駁了幾句之後，母親舉報了他。被認定為“過於情緒化”後，他又接受了電擊治療。
被電次數多了，江一帆甚至能總結出不同的電流穿過大腦時的感覺。
“當電流為10毫安的時候，看到的是電視雪花點，當電流是20毫安的時候，看見的是一條黑白線。當電流是30毫安的時候，是一條更粗的黑白線。”
他還總結出“自保”的三條鐵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討好“掌握生殺大權”的班委和家長。
一次軍訓，一個盟友只因説了一句“我累了”，結果第二天就被班委舉報，接受電擊治療。理由是“思想負面，不接受改造”。此後，這位盟友語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換成了“不勤快”。
他還曾目睹過身為班委的張旭同，對一些看着不順眼的盟友，立馬施以50個俯卧撐的懲罰。
如今，張旭同在一家穩定的事業單位上班。
談起當年當班委的日子，張旭同一下子來了興致，“有種特權階級的感覺”。
班委張旭同手中的權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順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將對方送進“13號室”。
不僅如此，班委還享有更多自由，“就像縣級幹部一樣，很多事情刷臉就可以。班委找個理由就能走出緊閉的大門。”張旭同説。
他批改盟友日記時，會仔細檢查文字裏有沒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頭，如果日記中出現“被管教”3個字，他會以“不服從改造”為由送對方接受電擊。
可能因為那屆班委的行事過於張狂，不少盟友稱他們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議要罷免班委。
不過，那些舉手贊同罷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電擊治療。
張旭同説，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趴在牀鋪上寫日記。由於牀鋪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後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運氣好，他會成為“別動隊”成員，出去放放風。“別動”二字就是“站着別動的意思”。隊伍專門逮捕那些因為行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進“四院”的“再偏”盟友。
張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東泰安抓人。晚上9點，四五個人乘着一輛金盃救護車出發。第二天凌晨1點，車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網吧門口。
張旭同在裏頭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這個人他認識。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當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點放鬆。”張旭同説，“不是那種信任的感覺，是那種‘我終於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欄目裏常説的，另一隻鞋落地了。”
四如果不是因為愛情，張旭同應該不會以那麼痛苦的方式結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療。
在那段日子裏，張旭同覺得自己的支點就是愛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後一點微光。
一天黃昏，張旭同和副班長一起，偷偷來到網戒中心的電腦房，把電腦屏幕的光亮調到最低，打開女友的QQ空間，留下了一句話：“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賣”了張旭同。他們被家委會的一名家長路過，抓了現行。
當晚8點多，很多盟友被叫進了“13號室”圍觀。江一帆就在現場。據江一帆回憶，晚上9點多，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匆忙趕回醫院來做治療。
在接受治療前，張旭同站在二樓的窗邊，看見了樓下的母親。天有點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聽見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無比絕望的話。
“加大劑量，電死他!”
電擊很快開始，張旭同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壞事”，以求減輕痛苦。幾個班委在陸續接受電擊治療後，他們又反過來指認了張旭同在廁所裏辱罵楊永信的事情。
剛休息一會，他又被自己“出賣”過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電擊牀。
據江一帆回憶，當時十幾平方米大的小屋裏，空調開到16攝氏度，卻依舊燥熱。大家圍着治療牀站着，最靠近牀邊的是新來的盟友。房間裏沒有鍾，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有人渾身哆嗦、有人癱軟、有人暈厥後被抬走。
空氣中留下的是張旭同發出的“嗚嗚”聲，以及儀器滴滴作響的聲音。
後門被牢牢鎖住，很多盟友能夠減少恐懼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後退。更多的人選擇靠在了牆上。
江一帆渾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邊人的重量。“如果換我的話，就想一下電死多好。”他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張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來了”。
懲罰持續到了深夜，當晚張旭同在電擊台上休克了。
等到張旭同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親就在旁邊。他開始一直裝睡，以逃避之後可能還要面對的治療。可他還是被盟友發現後帶走。
兩週後，在新一輪的選舉裏，張旭同獲得了20多票，再次當選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當時張旭同的樣子：“像一具被抽走靈魂的驅殼，面無表情，眼淚往下流，一個勁地説：‘我都這樣了，大家為什麼還要把票投給我?’”
沒多久，張旭同出院了。盟友間氣氛有了變化。
“電擊的恐懼，告密的戒備，大家更加能‘裝’，大家將自己封鎖起來。” 多年以後，江一帆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大部分人剛出院那會兒，都會跟“打了雞血一樣”，保持一段時間在“四院”的狀態。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盡全力讓父母滿意。
最開始他的英語只有40分，爸媽皺着眉頭;江一帆努力衝到了60分，爸媽還是覺得太偏科。英語分數最終衝到了90分。他説，當時真正的動力來自於恐懼：害怕表現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儘管當時備考壓力很大，每兩週江一帆還是會玩兩個小時的《夢幻西遊》。在他輟學打遊戲的那兩年，這款遊戲讓他的月收入達到5000元。
他滿心以為只要考上大學，就能逃離父母的管控，逃離被送回“四院”的恐懼。可事實證明，他錯了。
五想要逃脱恐懼的不只有江一帆。
從四院出來後不久，張旭同也經歷了一段非常“聽話”的時間。
除了好好學習外，他下課後想去操場轉一會兒都怕回家晚了惹父母生氣;明明不高興，見到父母卻還要裝做“謝謝你們讓我重生了”的樣子。
更痛苦的是忍受愛情的煎熬——想見女友。但恐懼時刻提醒着他：不行，你不能去。
愛情再一次戰勝了恐懼，卻引發了新一輪恐懼。他像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覺得每個角落都有眼睛注視着他，“見女友的事情遲早會被‘四院’發現”。
張旭同作好了和女朋友私奔的打算。因為女朋友名字中有一個同字，平時大家都喊她“大同”。兩人決定去山西大同。
他們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敢帶手機，坐了40多個小時火車後，來到一個連氣候都不熟悉的城市。那是私奔第一站，也是最後一站。
張旭同找了一間10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安頓了下來，對未來滿心期待。
但恐懼依舊如影隨形，他怕“別動隊”和親戚會找過來，再一次被送進去。
身上的4000元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張旭同去勞務中介找工作。因為沒有身份證，中介把他推薦到一家煤窯上班，一天賺50元錢。
他和幾個皮膚黝黑、身體精瘦的人坐着五菱小麪包車前往離大同100多公里的一個礦場。
一路上，張旭同還沉浸在找到工作的喜悦中。可到了礦場，電視節目裏出現過的謀財害命的黑煤窯不斷地在他腦子裏晃。他最後步行逃回了大同。
後來，他應聘過耐克店的店員，因為多嘮叨了幾句“不給加班費”，被人告狀後，“硬氣”地辭職。他也重操過舊業，在遊戲廳裏打金幣和裝備賺錢，可依舊入不敷出。
他説，在那半年多里，沒有一點漂着的感覺，“至今覺得在外面是好的，是活着的”。
可當花光了口袋裏的最後一分錢時，他最終還是選擇向父母求助。
回來後，張旭同沒有回父母家，他每天換不同的地方睡覺，睡覺前在門口放一個空酒瓶，有人開門瓶子就會倒地。
“那段時間即使是在睡夢中也會對聲音特別敏感，就好像身體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這一天終究來了，張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別墅裏找到了他，隨行的還是第一次帶走他的那些親戚。
張旭同努力反抗，卻被四五個人用準備好的繩子把手綁了起來，他沒來得及掏出一直別在腰上的刀具。
在車上，張旭同哭着問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兒?”母親也哭着説：“你知道這樣還離家出走。”
“我離開家就是為了這個。”説完這句話後他平靜下來，不再掙扎，剩下的只有絕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度過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試着體會過《金蟬脱殼》里布雷斯林被關到C區裏的那種絕望嗎?那種後悔沒勇氣了結自己的心情。”張旭同長吐了一口煙。
六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學的採礦工程專業，當時正是國內煤炭需求正旺的時候。
他認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説，他的父親當時突然患上了一種罕見的神經疾病，卧牀在家，脾氣非常暴躁。因為江一帆幫家裏裝修時總是偷懶，憤怒的父親爆發了。
在幾個親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據慣例，送回來的“再偏”的盟友要無條件地接受從嚴從重的治療——每天進行一次更大強度電擊治療。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讀的大學生、碩士生，甚至還有年近40歲的中年人。江一帆這才發現，自由是這麼的脆弱，只在家長一念之間的改變，到手的自由立馬就會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後，父親又派人把他接了出來，並向他道了歉，承認當時自己的精神確實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學會了更高明的偽裝。
上大學後，他和父母溝通的原則是“報喜不報憂”。大一時，他毫不猶豫就簽下了一家在國內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業，當時正是煤炭企業用人的高峯期。他只想遠離父母，遠離山東。
除了過年，他幾乎不回家，寒暑假騙家裏説在外頭打工，實際上就在寢室裏打遊戲。每月他靠遊戲能賺4000元左右，以此支撐了他大學4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實施他的逃離計劃時，張旭同卻籌劃着如何結束這一切。
第二次從“四院”出來後，張旭同就再沒回家，在老家的眾多網吧裏“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他説，他陷入到無休止的噩夢當中，夢裏基本只有兩個畫面：在“13號室”被電擊，以及親戚在後面追趕他。第二天起牀，他感覺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樣疲憊。
一次，他在酒店看電視，電視裏播放的正是關於網戒中心的專題片《戰網癮》。當張旭同看見畫面上楊永信的側臉時，他的大腦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緩過神才發現，自己已經把電視機砸了，每一個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説他事後賠了酒店3200元錢。
他開始尋找不那麼痛苦的死法。買安眠藥失敗後，他聽説降壓藥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藥店直接買到。
張旭同將5瓶降壓藥，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給父母發了一條信息：“最後了，只想知道你們到底後不後悔把我送進‘四院’。”
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在ICU病房裏了，並查出來患有高血壓，母親在一旁照顧他，什麼也沒問，只是不斷地嘆氣。
他找過心理諮詢師，想吐露心聲，卻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傾訴的慾望”。在不瞭解他的過去的情況下，心理諮詢師告訴他患上了抑鬱症。
七對於一些2007年、2008年進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來説，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歐洲讀博士，有人考上公務員，有人進了蘋果公司，有人進了央企，也有人成了軍官，還有人耽誤了多年的時光後，仍在大學裏唸書。當然更多的人銷聲匿跡，失去了聯繫。
儘管當時並沒有留下聯繫方式，但很多當時的盟友還是在“楊永信”吧裏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繫方式，組成各種小羣體。
在貼吧裏，一名2008年的盟友曬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軍銜的軍裝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現在過得很好，楊永信我既不感謝你，也不記恨你。”
碩士畢業的劉思恩在“如何評價楊永信”的帖子裏留下一句：“我不怪楊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評論他“腦子被電糊了”。
劉思恩説，當時央視拍《網癮之戒》的時候他就在“四院”現場，他怕説錯話，有意避開了所有鏡頭和採訪。他認為《網癮之戒》真實地反映了裏面的生態。
他説，也正是那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自己。
劉思恩還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那些至今對‘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沒啥大出息，而出來後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對那個地方不會抱有太大的負面情緒。”
在他看來，不反對“電擊療法”的《戰網魔》和批判“電擊療法”的《網癮之戒》這兩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壞留給後人評。”
曾經進出“四院”13次的謝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説：“‘四院’並沒有説的那麼殘忍和惡毒，想想裏面有哪個孩子是善類，有哪個不是自私享樂不顧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開那段往事。有人承認，自己那個時候確實年少無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記者，“不要騷擾我，只想安靜地生活”;還有人無奈地説，“過去的傷疤就不要再去揭開，要不然只能破壞親情。”
甚至還有盟友對記者説，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無藥可救，只有送去“四院”這一線生機的話，他也會嘗試這麼做的。
有位女盟友讀大學時選擇了法律專業，想以憲法的名義，控告網戒中心侵犯人權，可最後自覺勢單力薄而放棄。
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説：“那些電擊治療儀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惡魔，因為父母只想把孩子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哪怕就是電也要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她還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網戒中心裏，大多數人都被診斷為心理疾病或網癮，但實際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暫迷茫，之後他們還能回到正軌，可那些因此墮落無法回頭的盟友又該怎麼辦呢?”
一位盟友家長看了《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文章後倍感氣憤。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説：“假設你有孩子不學習了，和正常人不一樣了，你可能也會像我一樣着急。這個臨沂戒網中心，是一個救孩子的好地方，並不是害孩子的。”
他説自己的孩子，曾經在家裏只顧着玩電腦遊戲，不和家裏接觸，脾氣越來越暴躁。“作為家長，我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沒辦法才交給戒網中心來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從四院出來以後，內心沒有恐懼，回家就和他們溝通。還把打工掙來的錢，給爺爺外公各買了一箱酒，給外婆和奶奶買了手錶。
可當被問道，如果孩子“再偏”，還會把他送去四院時，這位家長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會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經好了，畢竟已經長大了。孩子的行為上有缺陷，家長自身也缺乏溝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當。”
8月18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網戒中心，門口一羣家長在門口蹲守，還有人從附近的小車裏給記者拍照。從外面看，網戒中心的每一層入口都被兩道鐵門緊鎖着。
當記者試圖進入網戒中心時，一些帶着“xxx爸爸(媽媽)”名牌的人開始跟隨和驅趕記者，表示“請你快點離開”。
記者試圖通過電話聯繫楊永信，其電話處於關機狀態。
據8月22日《沂蒙晚報》報道，楊永信在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説：“其實，如果沒有患者，網戒中心一天也開不下去。網戒中心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規外，也是因為有眾多的家長和孩子需要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長和孩子不需要這個地方了，網戒中心因此關門了，那將是我感覺最幸福的事。但現在，那麼多的家長帶着求助和無奈而來，我從來沒想過放棄這份事業，責任和同情心是驅動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結尾
最近，張旭同看了一部奧斯卡獲獎電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個橋段時，他不停地流淚：被猥褻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師假借上帝的名義對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後，依然給牧師端上了一盤點心。
張旭同也曾試着與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劑量，電死他”時，就放棄了。“我從來不懷疑，我的父母是愛我的，但是方式有問題，依舊不能被原諒。”
有一次喝多了，他給母親打電話，提起過去的事情。母親很驚訝：“過去這麼久，你怎麼還沒忘!”
“他們好像並沒有覺得那段經歷對我有什麼太大影響。”張旭同説。
這幾年，張旭同和女朋友“造”過幾個人，可最後也都“處理”掉了。他表示，他對做一個好父親沒有信心。
畢業後，江一帆去了離家2000裏之外的鄂爾多斯，從事煤礦設計工作。
煤礦實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讓礦工能夠有較長的集中時間回家看看。
江一帆幾乎沒有用過這10天假期回過家，而是去呼倫貝爾看草原、去中衞沙坡頭看胡楊林。
每週，江一帆都需要下礦井四五次，檢查自己設計的礦井工程實施情況。
即使到了深達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內心依然充滿安全感。“自己設計的自己瞭解，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邊強多了。”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説。
我一直以為隨着互聯網的普及，網癮這個詞已經成為過去時。
因為整個社會已經互聯網化，網絡早已成為我們學習，生活，事業的重要部分。一個不會使用互聯網的青年人將在這個時代寸步難行，反而在眾人眼裏存在網癮問題、沉溺網絡世界的人利用網絡達成了遠超別人期望的成就。畢業後的這些時間，我眼見着曾經的一個個網癮少年少女靠着創業做軟件或者乾脆做自媒體過得越來越好。
就像最早的時候沒人敢吃螃蟹，一個新事物剛出來的時候被妖魔化是正常的。然後隨着它普及，越來越多面被人瞭解，終究會洗刷掉妖魔化的罪名。所有讓家長焦慮的“孩子網癮怎麼辦”的問題也會成為過去，就像當年的遊戲機、電視一樣。
然而就在現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微博認證為“臨沂市精神衞生中心主任醫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的戒網癮專家楊永信還在孜孜不倦地宣傳着他的戒網癮事業。抓着家長“家有網癮孩子怎麼辦”的痛苦大賺其財，十年前如此，三年前如此，在今天還是如此，一如既往地靠妖魔化網絡，不科學的治療方式收取鉅額治療費。這是在作惡，正如選錯特訓學校的那些孩子在特訓學校遭遇的不公正一樣(具體可參考《特訓學校亂象叢生|選錯全封閉式戒網癮學校的孩子經歷了什麼?》)，這些孩子也經歷了非人的磨難。
更別説幾年前慘無人道的激進“電擊療法”，給無數孩子留下了無法消除的心理創傷。而至今沒有任何人表示願意為此負責。
楊永信微博
8月7日，一篇超過閲讀量的文章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作者雷斯林發現，在互聯網時代，微博認證為“臨沂市精神衞生中心主任醫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的楊永信依然在宣傳他的戒網癮事業。他表示，幾年前激進的“電擊療法”，給無數孩子留下無法消除的心理創傷，而至今沒有任何人為此負責。他認為楊永信一如既往地靠妖魔化網絡，不科學的治療方式收取鉅額治療費是在作惡
楊永信被熱議使“戒網癮”這個詞被重新審視。2008年左右網絡還是新興事物，“網癮”被部分民眾視為洪水猛獸，輿論對“電擊療法戒網癮”的評價譭譽參半，沒有定論。而到了自媒體時代，“網癮”已被鮮少提及，把網癮定位為精神類疾病的説法也不再被接受，而戒網癮行動卻仍在進行令自認為沉迷於朋友圈的網友感到不可思議。
2008年因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劉明銀製作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使用用電擊“治療”，同時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其網戒中心被稱為是新時代的“集中營”，而這種一邊“痛苦打擊”一邊給“光明出路”的做法，被認為頗似邪教，採用這樣極端的方式，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同時，遊戲玩家反應強烈，甚至對其大加諷刺。網絡上常見人稱呼其“羊叫獸”、“羊叔”、“電擊狂人楊永信”、“磁暴步兵楊永信”、“雷霆薩滿楊永信”、“十萬伏特楊永信”等等。
2009年起逐漸淡出媒體視野，但是在2016年8月，一篇超過十萬閲讀量的文章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楊永信是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副院長，臨沂市網絡成癮戒治中心(簡稱臨沂網戒中心)主任，被稱為“全國戒網癮專家”。出生於1962年6月，臨沂市河東區人，本科學歷，學士學位。
1982年7月大專畢業於山東省沂水醫學專科學校臨牀醫學專業，後獲濟寧醫學院本科學歷，學士學位，在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臨沂市精神衞生中心)工。於2006年1月，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2008年因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劉明銀製作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使用用電擊“治療”，同時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其網戒中心被稱為是新時代的“集中營”，而這種一邊“痛苦打擊”一邊給“光明出路”的做法，被認為頗似邪教，採用這樣極端的方式，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2006年1月，楊永信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2008年因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劉明銀製作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用傳統的“屈打成招”的方式讓進入他戒網癮的孩子承認自己有網癮，不聽話就用電擊“治療”，並且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其網戒中心被稱為是新時代的“集中營”，而這種一邊“痛苦打擊”一邊給“光明出路”的做法，被認為頗似邪教，採用這樣極端的方式，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2006年1月，楊永信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2008年因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劉明銀製作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成為一羣無知家長心目中的救世主，並且用傳統的“屈打成招”的方式讓進入他戒網癮的孩子承認自己有網癮，不聽話就用電擊“治療”，並且對“病人”進行各種精神洗腦，其網戒中心被稱為是新時代的“集中營”，而這種一邊“痛苦打擊”一邊給“光明出路”的做法，被認為頗似邪教，採用這樣極端的方式，是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楊永信於2006年1月，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絡成癮戒治中心”。
2008年7月3日晚8：20，中央電視台開始播出的7集電視紀錄片《戰網魔》第四集《誰把天才變成了魔獸》，內容主要是在對以《魔獸世界》為代表的網絡遊戲的抨擊時，有污衊歪曲的成分，該節目不顧事實，誣衊《魔獸世界》裏可以隨意殺人，偷盜，甚至將一段《流星蝴蝶劍》的片斷當做《魔獸世界》的視頻。而《魔獸世界》遊戲裏從來不具備偷盜玩家物品的功能，並且該遊戲裝備是綁定的，殺死玩家根本不會得到任何裝備。
隨即楊永信受到中國內外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並引發廣大網民的聲討，他和中央電視台《第一線》欄目組稱，他們的手機和電話就不斷接聽到辱罵、威脅、誹謗電話，網上百度貼吧於2008年7月4日也多了兩個以“楊永信”“誰把天才變成了魔獸”為吧名的貼吧。
電擊叫停之後，網戒中心的家長們多對記者表現得高度的提防。在大院子裏觀察孩子們軍訓時，採訪記者者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多名家長的“跟蹤”和關注。記者一般都會被請到諮詢室，確認身份之後會被驅趕，網戒中心的家長表示已經有記者捱了打。
一個病症的出現，尤其是精神類疾病的判定，要為它定性，就要經過一個長期而且需要眾多專家、學者考慮到社會道德承載能力，並在遵循國家相 關法律之下，才能被孕育而出。然而，楊永信推行的自己的這套理論，明明是漏洞百出，尖鋭問題避而不談，概念含糊其詞，舉證不足，並一再強調自己， 令人質疑其存在性能否作為一個科學理論去正常支持他的治療方法。更嚴重是，他認為進行心理干預來治療網絡成癮沒有任何效果，並否認心理學的許多著名理論，還有暗語攻擊《心理訪談》中曾出現過的眾多權威心理專家。
2009年10月12日光明日報記者藺玉紅也對楊永信針對網癮形成問題的根源進行了採訪和探討，在訪談中，楊永信認為網癮形成的根源是性格缺陷，和痴迷賭博、買彩、吸煙、酗酒、打架、叛逆等各種青少年危險行為一樣，其問題的本質是先天或後天原因所形成的不良性格或不良認知觀念所造成的性格缺陷或偏離、父母養育方式不恰當、家庭環境惡劣、社會環境不良、各種心理應激事件等因素促使患者上網並不斷增加上網時間以致痴迷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將上網作為解脱生活痛苦、空虛或滿足一時快感的主要方式,並針對治療、預防進行了分析，最後表達了自己針對別人的看法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8月7日，一篇超過閲讀量的文章在朋友圈傳播，將數年前曾以“電擊療法”戒網癮受到輿論關注的楊永信再次拉回公眾視線。
作者雷斯林發現，在互聯網時代，微博認證為“臨沂市精神衞生中心主任醫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的楊永信依然在宣傳他的戒網癮事業。他表示，幾年前激進的“電擊療法”，給無數孩子留下無法消除的心理創傷，而至今沒有任何人為此負責。他認為楊永信一如既往地靠妖魔化網絡，不科學的治療方式收取鉅額治療費是在作惡
楊永信被熱議使“戒網癮”這個詞被重新審視。2008年左右網絡還是新興事物，“網癮”被部分民眾視為洪水猛獸，輿論對“電擊療法戒網癮”的評價譭譽參半，沒有定論。而到了自媒體時代，“網癮”已被鮮少提及，把網癮定位為精神類疾病的説法也不再被接受，而戒網癮行動卻仍在進行令自認為沉迷於朋友圈的網友感到不可思議。
楊永信的“電擊治網癮”被很多出院的前盟友認為帶來了無法忘卻的痛苦，在網戒中心的經歷對他們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部分曾經被他治療過的少年已經長大成之後大多數選擇封存過去，他們不願意對任何人提起這段往事，只有少部分人願意站出來發出聲音，有的充滿憤怒，有的試圖反思，有的只有淡漠和疲倦。
雖然楊永信自稱治癒率90%，並且擁有“長效機制”，但相當多的“盟友”在出院之後性格出現扭曲，有的對所有人包括親生父母都失去信任，睡覺時枕頭下藏刀;有的離家出走和家人基本斷絕聯繫，甚至徹底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