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清代沿襲明制，士人要想以學優而入仕從政，要經過童子試、鄉試、會試、殿試的層層考核。殿試是最高級別的制科考試，由皇帝在大殿親自典試，決出最終的名次，名列一甲第一名即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名列二甲的賜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但是，皇帝的政務俗務都很忙，時常無暇旁顧，多數是委派親近的大臣代替典試，皇帝只審核最終的結果。所以，閲卷官的性情品格、朋徒交往，乃至一時的喜怒，都有可能決定考生一生的命運。
做閲卷官必先得皇帝寵信
委任閲卷官並無固定的標準，只要獲得皇帝的寵信，就可擔綱此職。所以，有時候皇帝也把指派閲卷官作為獎掖功臣的福利。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兆惠率軍西征新疆，凱旋而歸。為了褒獎元功，兆惠除獲授一等公及户部尚書，同年加開的恩科，還被指派為首席閲卷官。兆惠為滿人武將，斗大的漢字也不識一個，乾隆為此又另派協辦大學士等九人輔佐，讓他們主持實際的審卷工作。每張試卷上夾帶一張薦條，上以圈點分示高低。兆惠即根據薦條上的圈點數量評判優劣，最後選出一張上有九圈的卷子，作為狀元候選進呈。
由於審卷的工作十分繁重，閲卷官多由數人組成，彼此間，也有為各方默認遵循的“潛規則”。閲卷官在受皇帝委派時，就以名次先後進行了排位，狀元只能是由名列第一的閲卷官錄取，依此類推，榜眼由名列第二的閲卷官錄取，探花則由名列第三的閲卷官錄取，循環不止。比方説，閲卷官共有七人，名列第一的閲卷官錄用的第二卷，就是第八名。這一恪守成憲的規則，亦被譽為“憲綱”，向為各方遵照執行。當然，也有不遵“憲綱”的特殊情況。如光緒年間，翁同龢因身為帝師，名望很高，被列為首席閲卷官，徐樹銘位列第二。但翁同龢禮敬徐樹銘為師，甘以後輩自居，就主動謙讓，把徐樹銘錄用的第一卷取為狀元，以示師長有序。
閲卷之官場現形記
不過對不同的人，翁同龢則是另外的態度。光緒十五年(1889年)的己丑科，李鴻藻被光緒委任為首席閲卷官，翁同龢名列其後。翁同龢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能在皇帝面前説得上話，想繞過“憲綱”錄取費念慈為狀元。但李鴻藻也不是普通人，曾為同治帝的老師，資格與聲望更老，光緒對他也是頗為禮敬。而且李鴻藻也有了心儀的人選，準備錄取張教謙為狀元。翁李兩人的關係平時就不好，事情又關係到名望之爭，所以誰都不肯退讓。兩虎相鬥的結果，就是兩人看中的人都被免黜，狀元和榜眼被改為了張建勳和李盛鐸。
也有一些閲卷官道學冬烘，思維板腐，不是以試卷的正誤優劣作判斷，而是憑心裏的好惡任意屈抑。清人羅惇曧的《賓退隨筆》載，光緒年間，理藩院尚書裕德任閲卷官，凡於試卷中看到有犯先人名諱的字，就起立整衣斂容，拱伏行禮，然後把試卷恭謹置放到一旁，不再複閲。後來，每逢裕德任閲卷官，考生就會事先了解其家人的名諱，避免在文章裏有犯其諱的字由此而落卷。
皇帝也會親選狀元更改結果
一般來説，凡閲卷官定好的名次，皇帝審核時也只是走走過場，很少改動。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如乾隆辛巳年，並非原定的科考之期，但是年恰逢皇太后七十壽辰，朝廷遂加開恩科取士。協辦大學士劉統勳等閲卷官原定好的狀元為江南人趙翼，榜眼為浙江的胡高望，探花為陝西人王傑。結果送呈乾隆審核時，由於陝西之前還從沒有出過狀元，乾隆為顯慶典之隆，就搞了地域平衡，御筆一揮，將王傑錄為狀元，趙翼則被換為探花。
還有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乙未科，也出現了皇帝更改結果、親選狀元的特例。閲卷官原定的狀元是蕭榮爵，駱成驤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光緒閲駱成驤卷，見首語為“臣聞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由於當時正值大清甲午慘敗，蒙受了許多屈辱，心有所感的光緒對這句話稱賞不已，遂改駱成驤為狀元，蕭榮爵則被換位到了第四。在這種情況下，考生對自己的成績是無力控制，亦無法預測的，昇天或是沉淵，往往也就在閲卷官或皇帝的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