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三不欺”的“為吏之道”
《史記·滑稽列傳》載褚少孫補記：“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同樣是“不欺”，就有“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的區別。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中説，子產做鄭國相國時，做到“仁”且“明”，所以人們不能欺騙他；宓子賤做單父縣宰，為政清靜無為，自己只是操弦彈琴，三年不下堂而民人大化，人們心裏經常惦念着他，所以不忍欺騙他；西門豹做鄴縣令，以威嚴猛烈駕馭風俗，所以人們不敢欺騙他。
這似乎是説：不同的行事方式會帶來不同的行政效果，也體現着個性迥異的“為吏之道”。其實，子產、子賤、西門豹三人的不同“為吏之道”是與其自身背景緊密關聯的。子產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學家，孔子極其推崇他，認為他具有極高的德行，稱他“古之遺愛也”。子產在鄭國“鑄刑鼎”，公佈成文法，積極推行經濟改革措施，其執政可謂事無鉅細，親力親為，人贊其執政達到“至世之治”，子產執政的實踐有法家的變革色彩，指導思想上卻又帶有明顯的儒家傾向，他以超凡的個人能力實現了民“不能欺”；再看宓子賤，他是孔子有名的七十二弟子之一。子賤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非常重視選用當地的“賢人”，完全是儒家“德治”理論的實踐，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鳴琴而治”；西門豹是戰國時魏國著名的法學家，軍事家。西門豹到鄴地後，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基層官吏和巫婆神漢勾結，假借為“河伯娶妻”平息水患，乘機騙取百姓錢財，他選準時機，親自出席婚禮現場，在上千百姓圍觀下，以新娘不美需通知河神另娶為由，當着上千民眾的面，先後將巫婆等三人扔進河中，西門豹通過非常手段的威嚴猛烈，大樹權威，令“吏民驚恐”，繼而順利地推行興修水利等等工程建設，達到了民“不敢欺”的效果。以上三個人物，一個國家的最高執政官、兩個基層官吏，他們的權力行使無疑帶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可謂三種不同的“為吏之道”，三種不同的權力行使方式，都實現了“不欺”，並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後世人稱子產是事必躬親的典範，宓子賤是委任責成的楷模，西門豹則是嚴厲督責的代表。
“三不欺”反映的傳統政治智慧及其現代啓示
細察“三不欺”所體現的“為吏之道”，其中藴含着中國古人對權力行使的獨特理解。古人心中的權力行使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了追求治理效果，達到民“不欺”，也就是“民服”，官吏們追求服從，努力實現服從。古代官吏會站在不同的角色立場，帶着強烈的主觀因素處理政務，其執政風格也會因各自的價值觀、審美觀而有巨大差異。無論官吏們注重誠意，或看重攬權，具體以心服為標準、以感化為作風，還是以不苟為原則、以懾服為方法，都給所謂的權力場帶來豐富性和多變性。同時，古人非常關注官吏人格形象的塑造，並將其看做是否可以實現服從，以及如何實現服從的本質。歷史上從來不乏有關權謀、權術的理論及實踐。中國人的靈性和特性也體現“為吏之道”上了。
今天來看“不能欺”憑藉的是有效、高明的執政措施、制度；“不忍欺”依靠的是為官者的德性修養和德政方案；“不敢欺”依仗的是剛猛凌厲的作風和非常手段。現代法治社會中，職權法定是行使權力的前提，履行具體職責時，必須以法律為客觀依據，應重視因職權而發生的人與事之間的關係，這與古人更看重人與人之間關係有根本不同。因此，也就不必一味把追求服從看做權力的本質。封建時代官吏們為實現“不欺”，大行陰狠詭異的陰謀、權術觀點應該被摒棄。
進一步歸納“三不欺”，可作這樣的總結：其一，為官者需加強自身德性修養。從西周時周公旦提出“明德慎罰”思想後，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德治”的理論和實踐，統治者如何“修德性”、“行德政”、“施德教”一直是影響朝政興衰的大事，也是官吏“為吏之道”必須要注意的問題；其二，為官者要着重健全完善制度。官吏擁有督責權，才有權力行使的空間，而督責權的獲取和落實，要靠事先的制度設定，這不僅為鞏固行使權力的基礎，也利於權力的順暢落實，實現效率，並取得好的執政效果；其三，良好的制度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徒法不足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制度的貫徹執行極為重要，只有良好的制度被有效落實，才能取得“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