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刻：《小團圓》箋證：純姐姐、藴姐姐及其他
一部《小團圓》，約等於《海上花》拼合《孽海花》，以穿插藏閃筆法，編織虛實相生的舊人舊事。在這記憶之宮裏，我們熟悉那些高台廣廈，像是張愛玲不厭其煩反覆書寫的父親、母親、姑姑、繼母。至於離館別院，往往月迷津渡，需要一番索隱的工夫。其中就有張愛玲的兩位表姐，出現在第三章：“竺家的純姐姐藴姐姐二十一二歲，姐妹倆同年，藴姐姐是姨太太生的。有次晚上兩人都穿着蘋果綠輕紗夾袍，長不及膝，一個在左下角，一個在襟上各綴一朵灑銀粉淡綠大絹花。人都説純姐姐圓臉，甜，藴姐姐鵝蛋臉，眼睛太小一點，像古美人。九莉也更崇拜純姐姐，她開過畫展，在《字林西報》上登過照片，是個名媛。”
那時九莉十歲，仰慕純姐姐是出於小孩子的愛美之心，也因為懷着畫家夢。多年後追憶，依然記得為純姐姐訴説的故事：年輕人遇見三姊妹，大姐黑頭髮，二姐金黃頭髮，三妹體弱多病，銀色頭髮。一天黃昏，他在花園裏遇到其中一人，熱情地將她擁抱，黑暗裏沒法辨明是誰。純姐姐“對這故事特別有興趣，因為她自己也是姊妹花。追求她的人追不到，都去追她妹妹”，着急知道故事的結局，九莉的記性卻難以為繼。匆匆翻找兩年間的《小説月報》，也不見影蹤。多年後與這故事重逢，九莉再度忘記了下文。“會兩次忘了結局，似乎是那神秘的憧憬太強有力了，所以看到後來感到失望。其實當然應當是三妹。她怕她自己活不到戀愛結婚的年齡。”
《小團圓》未提故事名，其實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黃昏的故事》，耿濟之譯本刊於1929年《小説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黃惲：《從張愛玲的記憶看〈小團圓〉的真實性》，《萬象》2010年第一期)。域外小説的結局是終成眷屬，九莉的轉述未及花好月圓。純姐姐雖然活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轉瞬墜入急景凋年。“來不及告訴純姐姐了。講故事那時候不知道純姐姐也就有病，她死後才聽見説是骨癆。病中一直沒看見過她，辦喪事的時候去磕頭，靈堂上很簡單的搭着副鋪板，從頭到腳蓋着白布，直垂到地下，頭上又在白布上再覆着一小方紅布。與純姐姐毫無關係，除了輕微的恐怖之外，九莉也毫無感覺。”母親抱怨九莉冷漠，“那樣喜歡純姐姐，一點也不什麼。”然而為何念念難忘?無情背後，是意在言外的傷逝。愛倫坡有句名言：“美女之死無疑是天下最富詩意的主題(The death, then, of a beautiful woman is, unquestionably, the most poetical topic in the world.)。”《小團圓》反其道而行之。
書中竺家顯然就是李鴻章家，那麼純姐姐藴姐姐究竟姓甚名誰?搜檢《安徽合肥李氏五修宗譜》(1925)與《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簡況》(2015)，尋得李國燕的一對千金李家瑗、李家瓊。李國燕生於1885年，卒於1917年，為李經述之次子，李鴻章之孫，也就是張愛玲祖母李菊耦(李經璹)的侄兒。李國燕夫人張氏生於1886年，卒於1918年，生二子一女，家瑞(殤)、家瓛、家瑗。側室周氏生於1892年，卒於1910年，生女家瓊。姨太太的女兒自然是藴姐姐，純姐姐是家瑗。這一房父母早逝，《簡況》提到李家瓛幼時由李經述之妻朱侯太夫人撫養，家瑗、家瓊是否如此?家譜未能言及，只記錄家瓊生於1910年，嫁蘇州顧慶璜，家瑗僅有“在室卒”三字。和千千萬萬女子一樣，她們的生命故事如金粉沉埋。
純姐姐既然是名媛，大概會雁過留痕?順着《小團圓》的線索搜索《字林西報》，迄今一無所獲。好在峯迴路轉，1931年8月2日《申報圖畫週刊》第六十二號刊有李家瑗遺影，身着鴕鳥毛斗篷，“圓臉，甜”，附有油畫遺作以及簡短的介紹：“合肥李家瑗女士，字珊菲，從美國杜林夫人學畫，為上海美術俱樂部會員，曾屢出品於國際繪畫展覽會。不幸於今春病故。友人擬將其遺作影印行世。”
李家瑗張愛玲説“姐妹倆同年”，那麼純姐姐應該生於1910年，“今春病故”，則是1931年春，剛好“二十一二歲的年紀”。影印遺作的願望沒了下文，但若是搜索“珊菲”，可以發現她的繪畫、攝影與文章，散佈於1926年至1929年間的《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申報》《北洋畫報》與《中國學生》——原來她以字行於世!大多是時裝插畫，頗似裝飾藝術派插畫大師喬治·巴比耶(George Barbier)的風格。其中刊於《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六十八期的一幅，正是《小團圓》裏的“蘋果綠輕紗夾袍”，附有珊菲女士的説明文字：“以蘋果綠色或雪青色之絨紗制外衣，其式如上圖。領及袖口以同色較深之紗疊成葉為緣至腰下，綴一紗花，不復折以同色紗邊。此式頗新，雖稍薄，但於此時尚可適用，且觀劇試舞，雖外衣為禦寒之用，亦不能稍臃腫也。”那穿透了時間的盛裝，恰是純姐姐自己的手筆。
生命的痕跡如此保存在黑白紙頁間，還有就是張愛玲的燦爛文字。除卻《小團圓》，此前的小説也不乏草蛇灰線，同樣的“蘋果綠輕紗夾袍”，照亮了《金鎖記》裏黯淡的姜長安：“赴宴的那天晚上，長馨先陪她到理髮店去用鉗子燙了頭髮，從天庭到鬢角一路密密貼着細小的髮圈。耳朵上戴了二寸來長的玻璃翠寶塔墜子，又換上了蘋果綠喬琪紗旗袍，高領圈，荷葉邊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一個小大姐蹲在地上為她扣撳鈕，長安在穿衣鏡裏端詳着自己，忍不住將兩臂虛虛地一伸，裙子一踢，擺了個葡萄仙子的姿勢，一扭頭笑了起來道：‘把我打扮得天女散花似的!’” 高領圈、荷葉邊袖子、百褶裙，與珊菲女士的插畫若合符契，夢幻得如同黎錦暉風行一時的《葡萄仙子》獨幕歌劇。
張子靜曾借《我的姐姐張愛玲》點出姜長白影射李家三爺國煦的女兒“康姐姐”，親友聚會中打過照面，“中等姿色”，其他就語焉不詳。翻檢家譜，可以查到名為李家瑜，1908年生，1964年卒，未婚——又一個無言的故事，唯有一張照片留存。如今蕭條異代，我們已無法知道李家瑜與姜長安有多少相似之處。若是就“蘋果綠喬琪紗旗袍”看來，張愛玲當年構思姜長白的盛裝時，其實是純姐姐的形象一瞥驚鴻。
另一個證據是張愛玲為《金鎖記》繪製的姜長安畫像。小説提到她在宴會上“竊竊地褪去了蘋果綠鴕鳥毛斗篷”，插圖裏便是如此着裝。我們拿來分別與李家瑗、李家瑜的影像對照，可以發現姜長安再度襲用了純姐姐的服飾。張愛玲筆下曹七巧的女兒，“再年輕些也不過是一棵嬌嫩的雪裏蕻——鹽醃過的”。然而她在生命中難得一見的亮麗時刻，與光彩照人的純姐姐形象暗合。這是1943年的作品，小説裏的長安三十歲，李家瑗若還在世，正是差不多年紀。
待到1960年代，張愛玲寫作《怨女》，曹七巧變作柴銀娣，姜長白改為姚玉熹，姜長安退出舞台，然而純姐姐依然攜藴姐姐現身，雖然形象不鮮明。這對應了《小團圓》第三章，姑姑找出她母親十八歲時的照片，也就是李鴻章的千金李鞠耦，“穿着寬博的輕羅衫袴，長挑身材，橫V字頭路，雙腮圓鼓鼓的鵝蛋臉，眉目如畫，眼睛裏看得出在忍笑”。九莉遂想起“純姐姐藴姐姐有點像她，是她的姪孫女”，又提到母親、姑姑都説純姐姐藴姐姐“愛笑人”，“她們的確是容易看不起人”。《怨女》中銀娣與玉熹是“受害者”，“她們是他表姊妹裏最漂亮的，也最會笑人，一提二表嬸、熹哥哥，就笑得前仰後合”。銀娣嫁入煙台姚家，對應合肥李家，那麼本來應該是玉熹的堂姊妹，表姊妹自然不過小説筆法。
張愛玲在《怨女》中説，那些遺老遺少家，“近兩年來連女孩子都進學堂了——小些的。大些的女孩子頂多在家裏請個女先生教法文，彈鋼琴，畫油畫”，純姐姐是後一類，“要不是老子死得早，也不會有錢丟下來”，父母早逝，承受大筆遺產，得以發展繪畫天分。銀娣守舊，看不慣時髦作風，她在第十三章裏與兒子玉熹閒磕牙，將純姐姐姊妹倆形容得不堪，“那天堂會，王家姊妹倆出風頭，打扮得像雙生子。”“講起來沒爹沒孃，跟寡婦嬸孃過，王三太太自己沒錢，就不沾小姐們的光，人家當她總也省點。嚇!一天到晚鬧要嬸孃請客。算是帶小姐們做針線，陪着出去，吃館子聽戲當然是嬸孃會帳，難道叫孩子們給錢?噯，別看人家闊小姐，就喜歡佔小便宜。男朋友送禮，送得越重越喜歡。這些男朋友也肯下本錢，可把王三太太嚇死了，説鬧得簡直不像樣。”“年紀輕輕的這樣刮皮，嘴又刻薄，不是我説，不是長壽相。老子娘都是癆病死的。”對照《小團圓》，才看出銀娣的預言刻毒如命運。追憶純姐姐，難道是對銀娣惡言惡語的補償?
1926年，《申報》刊登李家瑗的漫畫，隨後是關紫蘭的文章。同樣孜孜於繪事，珊菲女士卻未能步其後塵，圓滿綻放才華。多年後，張愛玲構思插畫，迷戀服裝，隱隱地隔空呼應，見證她們血脈相同。然而，最鮮明的還是張愛玲以文字描繪的剪影，打開書頁，純姐姐的形象就會如死火重温，提醒我們莎士比亞所言不虛：“只要人類在呼吸，眼睛看得見，我這詩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