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達如他，並非沈從文般星斗流水的天然散仙。相較之下，汪曾祺更狡黠，更快意，也更通透。也唯有如此，他能相對順遂過日子、謀生路，渡那十年浩劫。
蘇北有片水鄉，叫高郵。這座蒲柳深處的小鎮，素以秦觀、鹹鴨蛋、吳三桂聞名。1920年，元宵，春寒峭。當地頗有聲望的“儒商”家族，誕下一名汪氏男嬰，喚作曾祺。
雖生於動盪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卻愜意得很。
祖父親自教過他習字，每臨寒暑，還會請儒生為他講解古文。而他的父親，更是個極有意思的人：
善繪畫、刻圖章、彈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單槓體操、祖傳治病，亦是精通。
汪曾祺的才子氣，是隨他爹的。
“初中時我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裏，他（父親）拉胡琴，我唱。”
“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着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孩子頭' 。”
“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裏，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
多年父子成兄弟。
平素裏，倆人鬥蟋蟀，養金鈴子，用染了色的絹糊風箏，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燈。
仲夏夜，他和父親一人一根筷子，戳進胭脂色的大鴨蛋。蛋黃紅得流油，蛋白小口抿完。
對汪曾祺來説，人生的鍋底，童年時就擱好了。
無論擲入多少食材，拋進多少佐料，掩不了原味。他的底子，終究是清澈的，明快的，舒捲自如的。
青年：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
1939年秋，昆明。雨潺潺。
一個身形單薄的少年，背挎粗布藍袋，踏入西南聯大。在登記簿上寫下：汪曾祺，高郵人，國文系。
誰知道呢，這位沈從文先生的得意門生，卻是個非典型性學渣。
“他在聯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兒郎當，高興時就上課，不高興就睡覺，晚上泡茶館或上圖書館，把黑夜當白天。”
據説，大二那年，汪曾祺有過一次失戀，兩天兩夜不曾起牀。好友朱德熙嚇煞，挾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趕到46號宿舍。
“起來，吃早飯去！” 見小汪癱睡如泥，朱德熙在門口大喊。於是乎，兩人晃悠出去，賣了字典，各吃了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全好了。
彼時師生度日清苦。然汪曾祺的吃貨本色，已初露鋒芒。
正義路的汽鍋雞、東月樓的烏魚鍋貼、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慶祥的火腿月餅…
逛集市，他賴在攤邊吃白斬雞，起個名目，叫坐失良機（坐食涼雞）；下館子，他和老闆嘮嗑，聽各鄉趣聞，偷學後廚做菜；
要是沒課，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館，要上一碟豬頭肉，咂一口綠釉酒，賞館外碧葉藕花，聽檐上昆明的雨。
正是那段日子，他倚着臨窗小桌，對各式的人、各樣的生活, 產生了興趣。故信筆寫之，捧出最初的幾篇小説。
再後來，汪曾祺去昆明郊外教書，遇到了施松卿。
那年的施姑娘，唇綻櫻顆，榴齒含香，還是少女模樣。因平日常含愁倦，素有聯大林黛玉之稱。她聽過汪曾祺的名頭，奈何無緣謀面。
誰曾想，倆人畢業後去了同間學校。病美人和懶才子，成了一對兒。
沒多久。汪曾祺與施松卿吃了頓面，算結婚了。
中年：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1958年，北京。日已暮。
汪曾祺被劃成右派，送至張家口勞改 。臨行前夕，愛妻沒能趕來。他呆坐家中良久，抬筆寫下，“松卿，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
畢竟是個體育從沒及格的文弱書生。鋤地，扛麻袋，起豬圈，刨凍糞……於他，是難的，是苦的。
文革時，他被扔到了馬鈴薯研究站，遠在沽源。
文學大師畫土豆，像個什麼樣子？他倒好，埋頭畫花和薯塊，畫完了，就丟在牛糞火裏烤熟吃掉。
還一度自嘲：“我敢説，像我一樣吃過這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隨遇而安》中，他更是寫道，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豁達如他，並非沈從文般星斗流水的天然散仙。
相較之下，汪曾祺更狡黠，更快意，也更通透。也唯有如此，他能相對順遂過日子、謀生路，渡那十年浩劫。
幾年後，他在江青手下做事。整理文件、編寫沙家浜，換得十年安心寫作。
宗璞曾撰文，罵他沒骨氣，不願意上前線啥的。然汪老爺子有自己的處世觀，要是如鋼似鐵，硬地一掰就折，如何寫出那種如魚又如石的文字？
想維護尊嚴，死是最簡單的手段。如何熱烈飽滿地保持自我，才是更艱深的。
汪先生的選擇，一如《葡萄月令》裏説的，“葡萄，每個月都改變自己的模樣適應氣候。因為無論如今氣候如何，來年它都得歡歡喜喜地發芽。”
大亂十年城一夢，與君安坐吃擂茶。
人和人吶，趨舍不同，靜燥異趣。混沌時日裏，有人歇斯底里，有人甩手一扔，有人抱怨不休。
而還有人呢，好的生活品其甜，壞的生活味其苦。
這位汪老先生，並沒那麼淡然——字是花他為泥，他囿於字格卻不想拘泥於人格。他要討好，要適應，只是生活罷了。
晚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
“一個人的口味嘛，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鹹東辣西酸，都去嚐嚐。”
老饕汪曾祺，絕不在吃喝上怠慢自己。
有一年，他患了急症——膽囊炎發作。確診後，女兒汪明問大夫：“今後煙酒可有限制？”大夫搖頭：“這個病與煙酒無關。”
話音剛落。老爺子就嘻嘻嘻嘻，捂嘴竊笑起來。
友人前來探病。他一臉假正經：若戒了煙起碼能多活十年，但是為了多活這十年，而捨棄了抽煙的樂趣，我是不肯的！
談起父親，女兒汪朝笑説，“他在我們家是非常沒有地位，我們這些子女都欺負他，媽媽也完全不拿他當回事，但他樂在其中。”
被擠兑多了，汪老也學聰明瞭。
平日裏，他酒一喝多，就吹大發：喂喂，你們對我客氣點，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汪家人白他一眼，作不屑狀：老頭，你別臭美了！
雖是玩笑語，卻道出了大實話——汪老爺子的作品，“上不了頭條”。
作家蘇北，提過汪曾祺和林斤瀾的二三軼事：
那日晚上，程鷹陪汪、林在新安江邊的大排檔吃龍蝦。酒過三巡，林忽然説：“小程，聽説你一個小説要在《花城》發？ ”
程鷹點點頭。林笑説，“這雜誌不錯。你認真點，再寫一篇，我給你在《北京文學》發頭條。”
此時汪曾祺不樂呵了。他丟下酒杯，瞪着老友：
“你俗不俗？難道非要發頭條？”“像我，小説就發不了頭條，有時還是末條呢！”
細想來，老先生還真是可愛。
他貪吃，貪喝，貪看，貪玩兒，貪戀人世間的酸甜苦鹹。但他絕無架子，也不擺派頭。偶爾現出的小傲嬌、小嘚瑟， 帶着點“我有你沒有”的孩子氣。
他咧嘴，他暢笑，或只因別家閨女隨口一句，“黃豆是不好吃的東西，汪伯伯卻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厲害的人。”
賈平凹説他：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梁文道説他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剛好。
而我以為，男人有才，難免清高；有趣過頭，又顯輕浮。才趣兼備的呢，當真是極少數，汪曾祺必算一個。
老先生啊，根子是儒家的，一片温情，一片自在，追求風乎舞雩的境界；視角卻是莊子的，故能塵世裏尋樂子，帶着超然的眼光去關照，去體驗。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離世。作別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醫生“撒嬌”：皇恩浩蕩，賞我一口喝吧。
醫生點頭應允，他便喚來小女兒，“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 只可惜，龍井尚未端來，斯人已逝。
那一日，似乎落雪了。先生走前，哈了口忽散的白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