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1300年前,一位姓杜的縣尉遠赴四川任職,他的朋友,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在長安相送,臨別時贈送給他一首送別詩。
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內不覺遙遠。即便在天涯海角,感覺就像近鄰一樣。
這1300年前的文字,恰如其分地描繪了現代科技下,社交關係發展的情形。朋友遍佈全世界各地,隔着屏幕能實時見到朋友最新的生活。
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從2G到3G,從3G到4G,再從4G到如今的5G,人們想象的速度都快趕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
人們生活越來越離不開科技的力量,一部手機就能涵蓋生產與生活的全部方式,網速的加快也意味着時代變化的加快。
但快真的就意味着好嗎?
那些沉浸在短視頻當中無法自拔的年輕人,那些被時代的腳步拋下的老年人,還有隱私不斷被濫用的所有人,我們到底是在利用科技的力量,還是成為科技力量的“傀儡”,我們是生活在現實的時空,還是生活在算法構築的平行世界?
帶着這些問題,讓我們來説説“智能時代的煩惱”,以下為第二篇。
文 | 西坡
我近年來發現自己身上有一個不祥的變化,今年感受格外強烈,那就是自己越來越難以進行沉浸式閲讀了。讀不了兩頁書,就忍不住打開手機刷一會,把微信羣的紅點挨個點掉,打開微博往下劃劃劃……
我心裏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事實上這兩年我更加意識到,書籍特別是紙書在人類精神生活中佔據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我還知道的是,這兩年簡體中文互聯網的信息質量是在下降的,能從網絡上打撈到的知識碎片都越來越少了。但我就是抵禦不住手機的誘惑,彷彿“此身非我有”一般,注意力頻頻從書本上游離。
於是陷入不安的猜測,自己的心智是不是已經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進而會想,我這樣一個已成年的閲讀資深愛好者都抵禦不了數字世界的蠱惑,現在的孩子又會被無處不在的屏幕改造成什麼模樣?
1
人類學家項飈在2019年某期《十三邀》中與許知遠對談時提出,現在人的時間感跟工業時代那種線性的、單向的時間感不同,要追求的是一種即時性,立刻,馬上。項飈特別舉了快遞小哥的例子,“晚五分鐘就發吼這種”。
沒想到,不到一年之後,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報道將這個問題從人類學家的視野推向了普羅大眾。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什麼。問題不僅是勞工與平台、資本家的鬥爭,更是算法、技術與人性的鬥爭。
其實人們在等快遞、外賣時的不耐煩,與對讀書的不耐煩,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對即時滿足的追求壓倒了一切。
我們真的在乎那五分鐘嗎?未必。但是如果那五分鐘自己沒有得到預期的滿足感,就會覺得自己損失了很多。在輿論壓力之下,外賣平台表態會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騎手。但只要消費者的心態不改變,這場時間維度的軍備競賽就不會停止。
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是偶爾會反思“系統”的弊端,大多數時候卻是在享受“系統”的便利。尤其對我這樣的社交恐懼症患者來説,算法幫我免除了大量與人打交道的麻煩。記得剛入媒體這行時,約稿還是用電話的,作者交稿用郵箱。後來微信橫空出世,約稿、交稿全在一個對話框裏搞定了。慢慢的,大家都混跡在朋友圈、微信羣裏,閒扯、點贊、紅包,不亦樂乎。
快遞、外賣的好處就不必提了,就説買菜,從疫情期間開始,我家默認用手機買菜了,APP下單,菜送到小區裏的生鮮櫃。
還有點單。現在掃碼點餐的餐廳越來越多,從點餐到結賬甚至開發票,從頭到尾就是拿着手機掃掃掃。以前去星巴克,還給服務員一個機會問“先生貴姓”,現在坐在店裏用APP下單,全程一句話不用説。我最近發現,喜茶都沒人排隊了,因為大家都是手機下單,然後坐下來邊玩手機邊等。
2
需要跟人説話的時候越來越少了。社交恐懼症患者的黃金時代來臨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解放”都令人愉悦。我這樣的社交恐懼症患者也知道,人在內心深處都是渴望與人交流的。甚至可以説,只有在與人相處時,我們才擁有完整的人性。
在享受過無限的便利之後,我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滿足。高頻次、高強度的即時滿足,繼之以巨大的虛無,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
我們分秒必爭地做完一件又一件事,但是節省出來的時間卻並不能有效運用,反而會把它再度分解成無數的碎片,用來兑換更多的即時滿足。
比如,一個人急不可耐地催促外賣小哥,吃完飯之後卻並沒有要緊事要做,而在躺下來玩手機。可是你要説他在肆意揮霍之前節省的時間也不對,因為他玩手機的時候也在分秒必爭。
文章看個標題就關上了,這個羣裏聊兩句又迫不及待地轉戰下一個羣,即使刷劇也要開兩倍速的,同時還要不斷髮彈幕吐個槽……
這種節約時間的觀念其實跟傳統的節約是不一樣的,我們只是害怕把時間用在不能獲得即時滿足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卻失去了一種寶貴的能力——延遲滿足的能力。
讀一頁書給你帶來的滿足感不能與刷兩分鐘手機媲美,但是持續的閲讀卻能夠深刻地改變一個人的一生。現在的情況是,生活處處都是即時滿足的誘惑乃至脅迫,那些不能立竿見影的長時段目標所要求的注意力、耐力不斷被侵蝕。
3
如果説在日常生活中,個人尚可以依靠自制力、生活習慣抵禦算法的侵襲,那麼在工作場合,個體的防禦技能和防禦空間就更有限了。近年的一些新興職業,頂在了“人機對抗”的最前線。具體來説,就是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
與傳統企業的科層制相比,平台型經濟實現了扁平化管理,但這種扁平不一定意味着人性的解放。比如一個網約車司機不用對任何一個具體的領導負責,不代表他從事的真的就是自由職業,因為看不見的系統時時刻刻都在注視着他、牽引着他。系統提供的獎懲機制像牽線木偶的線一樣,操控着無數司機的接單選擇。
司機們並沒有真正的自主選擇權,他們只是選擇了系統想讓他們選擇的選項。細思之後不難發現,藉助算法實現的控制其實可以比傳統的、飽受詬病的人身依附式控制更徹底,更極致,更難以擺脱。當一個網約車司機感到不爽的時候,他甚至不知道該向誰抱怨,因為算法説,這就是最優選項了,不爽你可以不幹。
普通上班族也難以置身事外。微信、釘釘在出現之初,都是藉助“方便快捷”的口號佔領市場的,但是員工們卻漸漸發現,過於方便未必是好事。比如,上班時間與休息時間混淆了,在工作羣,領導們往往默認員工隨時都在線。事實上,我們確實也時時刻刻都抱着手機,手機也時時刻刻都連着網。這就讓下班、休假的放鬆感消失了。所有人都進入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準備工作”的狀態,即便累計的工作時間不算太長,但是處於緊張狀態的生命時間大幅增加了。
4
算法不斷進擊之時,人性在悄然敗退。而這一切是在“進步”的名義下進行的。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效率提高便與進步畫上了等號。但我覺得這趟進步號列車現在差不多已經走到了盡頭。不是説列車不能再提速了,而是説對快的一味追求,已經開始使我們付出代價。
如果説技術中立,那麼算法不應該只用來滿足自上而下的控制慾,以及肉體凡胎對即時滿足難以抗拒的追求。
關於即時性的泛濫會對人的心理、個性造成何種影響,項飈説到“反思能力的下降”,也説到“有可能它會把道德變得非常情緒化、極端化”。許知遠則説,人可能會重新回到動物性,野蠻化或者本能化。
算法對人性的改造和挑戰,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雷蒙德·戴蒙德在新書《劇變》裏講到,“定製信息”的出現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政治極化現象。隨着有線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的興起,還有報紙、週刊等傳統媒體的衰落,現在的美國人根據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來選擇接受信息的來源。簡單來説,人們越來越依賴“猜你喜歡”式的按鈕來獲取信息。這讓不同人羣之間越來越隔閡,出現衝突時越來越難以妥協。
有時候我會想,對着15秒短視頻哈哈大笑的我們,跟巴甫洛夫的狗有什麼區別?曾經“網癮少年”成了諸多家長的煩惱,而如今不斷提升的算法能力正在製造9億“網癮少年”。
是時候好好想一想人之為人到底意味着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