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來自倫敦大學和肯特大學的研究者們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人們在親社會傾向上有差異嗎?如果有差異，這樣的差異與人們的社會地位有關嗎?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疑問，來自過去研究在兩個方向上的眾多發現：
人的社會經濟地位(SES)是社會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等領域中一個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變量。無數研究探討了人們在這個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在他們的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自我效能感、工作績效與成就等等我們所追求的正向目標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訝異於，不論我們多麼強調人的精神與靈魂，強調生活中靈性的一面，強調自由意志與自我決定，卻終究依然逃不過那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以，我們好奇，在對待他人的態度上，對待社會公平正義上，SES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嗎?
猜想 SES 和人們的親社會行為相關，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早有在動物實驗的研究中發現，在猴子與猩猩的族羣中，等級地位較低的猴子與猩猩相比於等級更高的，在和他人交往中表現出更多的凝視他人、更樂於安撫他人而更少表現出攻擊性(Sapolsky, 2005; Seyfarth, 2003)。也就是説，在有階層的動物羣體中，表現出這樣一個現象，地位低的個體更具有親社會傾向。而人類作為所有動物中，親社會傾向最高的羣體，會有類似的結論嗎?(其實，我感覺，我們更願意得到一個相反的結論：人類應該和動物不一樣，越有地位的人，親社會傾向更高。這符合我們人類文明，不是嗎?)
研究者一共做了 4 個實驗，來探究這個問題：
實驗 1：社會地位與助人行為
隨機抽取了 44 名大學生，對他們的社會地位進行了一個虛擬分配，在他們做一個認知實驗的過程中，桌上有一篇文章閲讀，告知他們被分配到了一個部門，而一共有 9 個部門是按等級層次排列的。高組的(例如，心理學組)被分配到 9 層中的第二層，低組分配到第八層。
隨後的主動助人行為測試來自於實驗室外。當認知實驗結束之後，實驗主試會在被試走出實驗室後，從被試身邊經過，並“不小心”掉了一包鋼筆(一共 20 支鋼筆)。為了控制主試效應，實驗主試並不知道走出來的每一位被試是高等級還是低等級組。
實驗過程有兩種認知任務——詞彙判斷和大腦的執行功能任務。在這兩個任務結束之後，被試走出實驗室，測驗其助人行為。
結果出人意料：
詞彙判斷任務之後——(低等級組 mean = 14.45, SDs = 1.43;高等級組 mean = 11.68, SD = 1.99; t(42) = −5.31, P < 0.001, d = 1.16)高等級組平均撿起 11.68 支筆，而低等級組平均撿起 14.45 支筆，低等級組顯著比高等級組執行力更強。
大腦執行功能任務之後——(低 VS 高：mean = 18.91 vs. 17.76; SDs = 1.19 vs. 1.58), t(41) = 2.70, P < 0.05, d = 0.72)高等級組平均撿起 17.76 支筆，而低等級組平均撿起 18.91 支筆，低等級組顯著比高等級組執行力更強。
實驗 2：社會名望、勝任力與社會互動
除了羣體帶來的社會地位之外，人們的社會階級還會通過社會名望來體現。比如人們常常通過貼標籤來形成對一些羣體的刻板印象，企業家、校長、政府高官、小學老師、超市收銀員，我們對這些不同的職業標籤會有對他們社會名望不同的看法。
此外，一個人的能力(勝任力)也是判斷他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指標，比如企業家裏面，我們會相信馬雲是牛逼的。
第二個實驗通過控制社會名望和勝任力來進行。
被試先做一個毫無意義的視覺任務，屏幕上有一些隨機的小點，被試要求做一些無厘頭的判斷(實際上並無正確與否)。任務結束後，給予被試反饋，告訴他成績優異或糟糕。這用於影響對勝任力的自我感知。
隨後被試自主選擇加入和自己相似的小組，加入之前被試閲讀了各個小組成員的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加入後參與討論各自的愛好。被試的這種選擇界定了他們的社會名望水平(選擇優點突出的小組，説明認同自己歸屬於這樣的小組)。小組中有 4 名主試，用於觀察被試的行為表現。
結果發現：
4 名主試觀察到的行為傾向有 14 種，歸納為 4 個類別：
社會投入：比如微笑數量、支持性的、友好的、易於親近的、共情的、外向的行為(number of smiles, supportive, friendly, approachable, empathic, extrovert),。
勝任力：比如勝任、知識、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動力：主動採取行動、任務取向。
自我促進：給自己貼高地位的標籤。
對這 14 種傾向進行因素分析，會發現能夠提取 2 因子，一方面是勝任力(Competence)，另一方面是交流(Communion)。交流在這裏體現着親社會取向，勝任力反映了被試在這個羣體中的社會地位。
對比操作控制的社會地位高低不同組的人，在這兩點上的表現，結果如圖：
結果發現，低社會地位的人比高社會地位的人有更多的和他人交流的傾向，而低社會地位的人在勝任力上低於高社會地位的人。
實驗 3：親社會價值觀
隨機選取了 50 名美術系的大學生，隨機分配到高低社會地位組。依然用虛擬反饋的方法操作社會地位。具體操作的方式是通過將他們的學校和另一所水平相似的學校進行對比。高組的人被告知自己的學校比另一所的美術系牛逼，而低組的人被告知自己的學校比另一所的美術系差。
然後用問卷測量其親社會行為傾向。親社會行為測量的目標包括：在他人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為提高他人福祉而工作、參與自願者團體和公共服務機構。
結果發現：
(Low-status participants set more goals for their lives that enhanced the welfare of others (mean = 5.39, SD = 0.92) compared with high-status participants (mean = 4.65, SD = 1.27).)
低社會地位的人相比於高社會地位的人，有更多提升他人福祉的人生目標。
實驗 4： 學齡前兒童的親社會傾向
學齡前兒童的抽象表徵能力還未形成。可排除社會認知對於親社會傾向的影響，純粹考察社會地位的作用。
(manipulated social status on prosocial behavior, without using high-order symbolic means associated with adult hierarchies)
選取了平均 4.7 歲的孩子，讓孩子在 2 個玩具中選取 1 個，來決定孩子是屬於高組還是低組。高低社會地位的分組由成人分配其財產所有、各自職責和決定權來操作。
結果和之前類似：
不同的地方在於，學齡前兒童中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助人行為的多少，並不從道德推理和社會認知上獲得，它並不需要高度符號化的認知和推理能力。(Helping behavior was not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moral reasoning, distractor inhibi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它更多來自於一種自動化的內在部分，更像是我們的社會地位內置在我們行動模式上的一部分。
作者基於此，得出了一個似乎反直覺的結論。越是社會地位低的人們(或者説當人們感知到自己的社會地位越低的時候)，在他人需要幫助的時候會提供更多的幫助行為，更多的和他人交流，更多的以提高他人福祉為人生目標。更不可思議的事情是，這種親社會的傾向，並不是通過我們的社會認知中介，它似乎是由我們所感知到的社會地位所內置於我們行動中的，深入到無意識中的一部分。就像是社會認知不發達的猩猩與猴子羣體中發現的結論一樣，這樣的規律並不因為人類擁有理性的光輝，就有所不同。
Guinote, A., Cotzia, I., Sandhu, S., & Siwa, P. (2015).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galitarianism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dul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3), 731-736.
Sapolsky RM (2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hierarchy on primate health.Science. 308(5722):648–652.
Seyfarth RM, Cheney DL (2003) Signalers and receivers in animal communication. Annu Rev Psychol 54:145–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