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思想的基礎是“禮”。君臣，父子，夫妻，無不是以禮為行為準繩。在電影裏，國王一直強調“禮”的重要性，作為一個以儒學立身的國家，“禮”無異於國本。禮，意味着你有一整套從穿衣吃飯到謀事決斷的行為準則，這種準則是不可打破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超過“禮”。
英祖(也就是片中宋康昊飾演的王)的原則是先禮後人。在他眼中，世子首先是朝鮮王國的世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兒子。英祖説“普通人家都是溺愛子女，而王家則把子女當作仇人”，就是“禮”的體現。因為在王家，父子實為君臣，且為天下示範，只能以禮相待，方可磐固根本、無懈可擊。更因為英祖本身得位不正(英祖的皇兄肅宗英年暴亡後英祖方得登基，許多人指肅宗的死實是英祖謀害)，為了鞏固王權，不得不更加偏執地維護“禮”的權威性。可以説，“禮”使得英祖無限接近於一個完全理性人，雖為明君，卻為人刻薄寡恩。
但是世子與父王不同，認為在“禮”之前，“人”是更重要的。他幼時待人孝順，很難説完全是因為讀書學來的，更多是出於一種孩童對於長輩的依戀。世子愛玩，不愛學習，在藝術方面有才華，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一個更加感性的、性格更加豐富多元的人。世子認為先人後禮，首先要有人倫之情，才會有能力去遵循禮法。
儒學式的“先禮後人”還是人本主義式的“先人後禮”，是父子二人的根本衝突點。
如果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很難原諒英祖對於世子近乎殘暴的迫害。英祖無情地掐滅世子一切愛好、否定他一切價值，野蠻地用自己的價值觀凌駕於世子的生活之上，加之世子被捲入複雜的黨爭、被人利用，導致世子最終精神崩潰，陷入抑鬱和躁狂。我們甚至無法相信這是一個親生父親所為，而且是一個長子早夭、四十多歲方得次子的父親。
但是，若是我們站在三百年前的角度上看，我們很難説英祖做錯了什麼。朝鮮是一個儒教國家，其對於儒家傳統的痴迷甚至比中華帝國更甚。按照儒教的要求，為君王者當熱愛學習、熟讀經書、以禮為先、為天下範，世子一個也沒有做到。而他是要繼承王位的人，若這樣下去，無非又是一個徽宗了。加上世子捲入黨爭，其精神失常狀態下的“謀反”舉動被人告發(大明律可沒有規定精神病患者可以免責)，謀反證據確鑿，英祖不能不管。然而若是以謀反處死世子，按大明律必然株連其族，世孫也必死無疑。英祖年事已高，如此一來血脈將斷，且中殿年紀尚輕，如此一來很有可能導致外戚侵權。因而，英祖只有挖了一個坑讓世子自己跳，英祖自己背個殺子罵名，以保全世孫的性命，保住國本。
君王之事，按儒家理念，向來是沒有什麼情感可言的，只能論“禮”。英祖作為一個幾乎完全理性的君王，與一個有血有肉的世子，必然產生不可消解的矛盾;而一個強調個人存在的世子，在一個森嚴的禮制國度，也只能走向崩潰。可以説，世子自出生開始就註定了悲慘的結局，因為僅僅靠一個“人”是難以逃脱“禮”的鉗制和束縛的。而“人”與“禮”的對抗也成為了貫穿《思悼》的主線，引發了層層推進的悲劇。英祖在米櫃前面對兒子的屍體的痛哭，充滿了作為“人”面對“禮”的壓迫時的無力感;英祖最終還是從“禮”的硬殼當中暫時走出來，以“人”的身份與已經死去的兒子面對面。只可惜，這種“人與人”的面對面，只有在英祖面對一具屍體的時候，才能實現。
十八世紀正是西方啓蒙運動和民主革命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在經過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興起之後，西方社會已經普遍認識到了“人”的重要性。然而與此同時，在古老的東方，雖然“禮”仍維護着穩定的社會系統，然而同時因為“禮”的壓迫，“人”的悲劇仍在不斷出現。這也正是為什麼東方大帝國在整整一百年後會最終走向完全崩潰，發生徹底社會革新的根本原因。
在影片最後，英祖的步輦居高臨下地越過世子的頭頂的時候，從夜空的深處，分明傳來了朝鮮這個最後的儒教國家的最後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