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陸地疆界為22800公里，與朝鮮、越南、老撾、緬甸、印度、尼泊爾、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蒙古等14國為鄰。此外，中國還有長達約18000公里的大陸海岸線，因而成為世界上鄰國數量最多的國家。127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陸地邊界問題的解決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一是在20世紀60年代，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政權的鞏固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鋪開，中央政府針對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爭端制定了一系列的處理原則和辦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國內外關係的緊張，西南、西北邊疆局勢的動盪，中國領導人開始下定決心儘快解決邊界爭端。1960年至1963年，中國相繼與緬甸等6個國家簽訂邊界協議，形成了新中國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第一輪高潮。從外交研究的角度看，有關中國領土爭端的系統研究還比較薄弱，國外的研究僅見威斯頓《中國的邊疆》、盛長濤《中國的邊界條約與邊境爭端》、弗拉瓦爾《漫漫和平路：對中國領土爭端解決的闡釋》等幾部著作①，中國學界對建國以來關涉我國主權衝突的研究和説明更是缺乏，在現有各種版本的當代中國外交史教材裏，基本沒有這方面的討論，更談不上細緻的分析。18目前，國內學者對中國陸地領土爭端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個案問題上，僅有聶宏毅《鼎定國疆：新中國成立60年中國邊界問題研究》一書對新中國成立至今陸地領土爭端進行了綜合研究，認為鄰國所奉行的對外政策對中國處理領土爭端的態度有着根本性影響。此外，一些文章也涉及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對邊界爭端的處理，如徐焰的《解放後我國處理邊界衝突危機的回顧和總結》；高飛《簡評中國處理領土爭端的原則及理念》；關培鳳、胡德坤《新中國邊界政策的形成與發展》等，這些文章多偏重於政策原則的概括或史實過程的敍述。鑑於此，本文以新中國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第一輪高潮為研究對象，對中國政府在處理邊界主權糾紛問題上的原則與實踐作一系統的梳理與探討。
一、近代遺留下來的邊界領土爭端
中國的歷史疆域自秦漢統一以來，到清代，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開拓，達到了內在發展的極盛時期，其間兩千年的伸縮變化一直是由歷史上中國內部的因素主導的。中國內部統一、強盛時，疆域範圍就大些，治理力度也強些，反之則疆域收縮，治理也相對鬆弛。近代以來，隨着西方殖民勢力的東擴，中國周邊屬國紛紛成為列強的殖民地或保護國，中國邊疆危機迭起，邊界領土不斷喪失。遺留給當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邊界領土主權爭議從根源上來説多是殖民主義擴張政策所引發的結果。
在傳統天下觀的影響下，中國與所有藩邦、屬國只大致存在一條傳統的習慣邊界線，主要是根據各自歷來行政管轄所及的範圍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特點是具有一定的伸縮性與波動性。清政府在與藩屬國發生邊界爭端時，雖然多數時期強調分清是非、堅持原則，但有時在藩屬國表現得極為“恭順”的情況下也可以把本國疆土“賜予”藩屬國，經常表現出不與藩屬爭地的“天朝風範”，致使邊境地區出現管理鬆弛、轄境內縮，併為清末中國與鄰國劃定邊界時出現更多的所謂有“爭議”地區留下了隱患。
而在西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標誌着歐洲社會確認了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説”，“國家邊界的作用在於確定各國之間的領土範圍。它是一條劃分一國領土與他國領土或與國家管轄範圍之外區域的界線”243。隨着16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到來，中國傳統的藩屬封貢體系開始分化，不僅清王朝的周邊屬國相繼淪為列強殖民地，而且清朝邊疆領土也遭受蠶食，邊界問題開始凸顯。清政府不得不經歷一場場艱辛的邊界談判，將傳統形成的模糊邊疆演變為國際法認定的明確邊界。
近代意義上的邊界是建立在兩國劃界條約或有關的國際條約基礎之上，並經過雙方政府正式勘定的一條明確邊界線。在這一過程中如因條約文本的缺陷、條約正文與附圖不相一致等問題引起的爭論可以稱之為“位置性的邊界爭端”；而在達成邊界條約以前，圍繞邊境領土主權發生的爭論，可稱為“領土性的邊界爭端”②，主要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套用所謂的自然邊界説，以強權來取代歷史上形成的傳統習慣線，或以管轄權的缺乏否定他國的邊疆領土主權。近代以來，中國管理邊疆的傳統羈縻之策、中央威權下降導致的國家行政管轄內縮，造成在邊疆地區的許多地方，中國只擁有理論上的主權而缺乏管轄權的局面，也就是説缺乏主權的實際存在，從而在領土所有權問題上受到西方國家的質疑。
近代遺留下來的中國邊界領土爭端大致可以分為這麼兩類：前一類可以中俄、中朝、中緬、中越、中老邊界為代表。近代以來，中國政府曾與帝俄、日本、英國、法國等國簽有條約，劃定過與這些鄰國的邊界線，有的還樹立了界標，但因條約文本、附圖的分歧與缺陷、實地勘界的分歧或時間年久造成的界線不清，彼此越界佔地等多種因素，這部分邊界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在這裏往往存在着條約線與實際控制線之間的爭議；後一類則主要體現在尖高山以北的中緬邊界、中尼邊界、中蒙邊界、中阿邊界以及中印邊界爭端中。這些邊界從未正式劃定過，邊界上多存在一條歷史形成的傳統習慣線和近代以來西方殖民勢力造成的實際控制線。③因此，周恩來總理在建國之初即提出了要明確區分中國與各鄰國存在的三種邊界線：條約線、傳統習慣線和實際控制線。這些概念的明確意義重大，對隨後解決“位置性邊界爭端”和“領土性邊界爭端”具有指導意義。
二、新中國處理邊界爭端的態度與原則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與陸地鄰國的領土邊界問題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1953年，中國駐緬甸第一任大使姚仲明回國述職，周恩來就曾對他説：“我們的對外關係中，有切身利害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華僑問題，一個是邊界問題。我們同周邊都有邊界糾葛，解決好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1293然而，因忙於國內的統一進程，對邊界情況掌握不足，加上朝鮮戰爭的爆發，新中國政府並沒有立即着手邊界爭端的處理，基本採取維持現狀的做法。直至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開始宣稱對整個阿克賽欽地區擁有主權、友好的中緬邊界也發生了“黃果園事件”④，中央政府才將邊界問題的解決提上日程。最初解決邊界問題時，一些人認為中國的邊界問題是帝國主義殖民政策遺留的產物，現在問題的解決會更加容易。其實不然，因為邊界領土都成為雙方國家的核心利益，中國與周邊許多國家一樣，近代以來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奴役，任人宰割的經歷造成一種特殊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心結，它讓人極為珍視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而且，當時的中國作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使一些周邊小國時刻警惕中國的“大國主義擴張”。解決敏感的邊界糾紛依然需要面對很多的困難。
對於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中國政府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因為在中國政府看來，中國與鄰邦的邊界問題很大一部分是列強迫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外交方針，以示同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兩斷。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對於舊中國同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重新審查處理。基於此，在處理歷史上歷屆中國政府簽訂的領土邊界條約和協定問題上，新中國採取了國際法的處理原則。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邊界條約確定的是國家領土範圍，與特定地域相聯繫。一個國家在國體改變和新政府成立後，對舊政府同外國政府簽訂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質的條約可以繼承或不予繼承，但對劃定邊界的條約一般應予繼承。
1956年10月31日，外交部專門轉發了中共中央關於邊界問題的指示，認為中國和外國的邊界，已由舊條約確定了的，應該按照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處理，如果需要進行調整，也必須在承認已經簽訂的舊條約之後，通過雙方政府協商，加以調整。325-326這一原則在隨後一系列的邊界談判中得到了貫徹。
對於那些從未劃定過的鄰國邊界，國際法規定，要以傳統習慣為依據，遵循“實際管轄”的原則。而近代以來，西方殖民列強憑藉其政治強權與軍事實力改變了中國與周邊鄰國根據雙方實際管轄所形成的傳統習慣線，所以，在處理這類邊界問題時，中國政府主張既要考慮歷史形成的傳統習慣線，也要照顧已經形成的現實邊界。鑑於傳統習慣線也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新中國在與鄰國進行邊界談判的過程中，主張追溯歷史不能追溯得太遠，把整個歷史都翻出來作為根據。1957年3月16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就明確指出，既不能要求把凡曾向中國進過貢的地方都納入中國版圖，也不能追溯得太遠。如不應以元朝的疆界為根據提出要求，而應以清末、北洋政府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資料作為重要參考。具體地説，中國政府認為，在解放前國民政府管轄的地區，新中國要全部接收。有些地方國民政府有過形式上的統治實際上沒有管轄到的，新中國也要接收，因為這些地方在法理上是屬於中國的。
總之，無論是近代邊界條約引發的“位置性邊界爭端”，還是傳統習慣線與實際控制線不符帶來的“領土性邊界爭端”，新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相互調整與妥協，簽訂新的劃界協定，在達成新的邊界協定以前雙方維持邊境現狀。
1960年代初，因國內“大躍進”所引發的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和對外關係的緊張，中國領導人開始關注與周邊鄰國的邊界問題，下定決心儘快解決邊界爭端，以穩定邊疆局勢。1960年初，為主動在外交上開創新局面，中央政治局常委繼1月7日至17日的上海會議後，接連開了好幾次會討論國際形勢與方針問題，其中全面討論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周邊國家的邊界問題。中央領導人認為，要迅速跟他們解決邊界問題，包括印度在內。對印度，還是要通過談判，爭取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原則上要互諒互讓。對緬甸、尼泊爾、老撾，都要爭取快點解決同它們的邊界問題。至於中朝、中蒙的邊界問題更要快點解決，問題也不大。中越邊界問題，現在還不着急，因為越南還在與美國人打仗。中蘇邊界是最長的，從東段到西段有幾千公里長的邊界，也要爭取解決。248由此開啓了新中國解決陸地邊界問題的第一次高潮。
三、成功劃界的實踐
1960年10月1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是新中國政府同鄰國簽訂的第一個解決邊界問題的條約。緬甸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議者，代表了中國周邊一些小國的想法，而且中緬邊界既包含有領土性邊界爭端，又有位置性邊界爭端，因此它的成功劃定是新中國處理邊界爭端原則的全面體現，為解決其他邊界問題樹立了範例。
中緬邊界全長約2100公里，從中、緬、印三國交匯的底富山口向東延伸至中、緬、老三國交界處。近代中緬邊界問題，屬於英國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領土糾紛問題。晚清時期中英曾簽署了《續議滇緬界、商務條約》、《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兩個邊界協定，對北緯25度35分尖高山以南的中緬邊界作了明文規定，尖高山以北地區因當時地理知識的侷限，議定“俟將來查明情形再作劃分”，同時規定清政府南碗河和瑞麗江匯流處的勐卯三角地“永租”給英國。
19世紀末，中英兩國派員對條約劃定的中緬邊界進行了實地勘界。由於簽約約文、附圖的矛盾與錯誤，兩國勘界委員又產生分歧，從南帕河與南定河匯流處起至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一段未能劃定，成為中緬南段未定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面對日本的封鎖，中國急需英國幫助修築一條滇緬鐵路，英政府便以此為要挾，迫使國民政府在南段未定界問題上做出妥協。1941年，雙方以換文方式劃定了此段邊界，一般稱之為“1941年線”。
對尖高山以北的未定界地區，由於雙方分歧較大，直至清朝滅亡，中英兩國始終沒有在滇緬北段邊界達成一致。民國時期，英政府乘着中國國內局勢的混亂，將其邊界要求付諸實踐，開始對北段未定界地區實行逐步佔領與經營，北洋政府儘管不斷抗議，但限於自身實力與國內外政局，一直未能與英政府進行正式磋商，到南京政府時期，英國基本上完成了對中緬北段未定界地區的佔領與控制，人為製造了以高黎貢山為界的既成事實。1948年緬甸擺脱英國殖民統治後，也繼承了其在滇緬北段未定界地區的遺產。⑤所以，遺留給新中國的中緬邊界問題，既包括從未劃定過的中緬北段地區的“領土性邊界爭端”，也包括簽訂了邊界協議但還未實地勘界、存有爭議的“1941年線”，即“位置性的邊界爭端”。
中緬兩國政府經過幾年的談判、協商，最終於1960年1月達成了邊界問題的協定，並隨之簽訂了劃界條約。通過中緬邊界劃定的結果來看，中國政府完全體現了上述的邊界爭端處理原則，一方面對晚清、民國政府時期談判劃定的中緬邊界條約基本給予承認，只是為了避免騎線村寨的出現，對“1941年線”進行了調整，將屬於緬甸的一些部落轄區劃歸中國，作為交換，中國政府同意將緬甸租借中國的勐卯三角地移交給緬甸。周恩來指出，1941年線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條約，但是那是已經簽訂的邊境條約。對於“1941年線”我們頂多提出某一點斟酌，而不是給它來一個否定。這是符合國際慣例的。1714
對從未劃定的在中緬北段未定界，中國政府基於“既要考慮歷史形成的傳統習慣線，也要照顧已經形成的現實邊界”的原則，除要求獲得片馬、古浪、崗房等⑥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基本接受了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為界的實際控制線，放棄了對高黎貢山以西、伊洛瓦底江上游廣大地區的領土要求。緬甸總理吳努在中緬邊界條約簽字時感慨地説：中緬“邊界問題的整個歷史表明，中國人是不容許把任何東西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英國政府曾經許多年試圖迫使中國人接受尖高山以北以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温江之間的分水嶺為界，但是中國人不幹。因此當英國人放棄對緬甸的主權時，這段邊界仍然沒有劃定。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在同獨立了的緬甸談判時，很願意地同意了這段邊界應該沿分水嶺劃定，只除了很小一部分，即在片馬地區的大約十三里的地段。”20
在此範例的指導下，中國又相繼與尼泊爾、朝鮮、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解決了邊界問題。
中尼邊界長達1400多公里，主要為中部喜馬拉雅山脈，歷史上為爭奪邊境地區藏、尼交通孔道，中尼兩國曾於18世紀末爆發過戰爭。戰後，乾隆帝諭令劃界，在邊境個別地方如聶拉木、吉隆等地設立鄂博，以示分界，這是中尼首次定界。當時劃界的方法非常粗疏，也沒有條約，邊界鄂博為清政府一方所設立，加上這段邊界山多路險，勘查困難，遺留了一些問題。隨着清朝國勢衰微，近代藏、尼邊界糾紛不斷。新中國成立後，中尼兩國建立了友好關係，借鑑中緬邊界談判的成功經驗，雙方以乾隆末年的勘界為基礎，兼顧近代以來形成的實際控制線，個別爭議，作個別調整，劃定了兩國從西向東的全部邊界走向。
中朝兩國在長期歷史交往中逐漸形成了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河的傳統邊界線，兩河皆發源於長白山。鴨綠江、圖們江中游以下河寬水深，兩國邊界分明。但兩江尤其是圖們江上流至江源地段，河多水淺，邊界不明。因此，屢有邊民非法越境，釀成邊界糾紛。晚清末年，日本又插手其間，製造了所謂“間島”歸屬問題，使爭議進一步擴大。經多年交涉，1909年9月，清政府以出讓東北大量權益為代價，使日本承認本為中朝界河的圖們江為中朝兩國國界，並以石乙水為圖們江上源，簽訂了中日《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138新中國成立後，認為1909年條約依然有效，中朝邊界糾紛只是因江流改道或出現新的支流而產生的一些爭執，問題不大。然而朝鮮方面不滿於1909年條約的規定，要求改變條約關於圖們江源頭的界定，將劃歸中國的長白山天池及圖們江的江源地區提出了領土要求。即便中國政府對朝鮮要求感到意外，但仍然做出妥協，通過1962年10月達成《中朝邊界條約》，將長白山天池的一半以上及石乙水以北大片領土讓給了朝鮮。27
中蒙邊界全長4600餘公里。外蒙古地區本是清朝的北部邊疆，近代以來，在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外蒙於1911年、1921年、1945年先後三次宣佈獨立，並最終取得成功。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時，兩國在互換照會中僅籠統表示，外蒙獨立後“以其現在之邊界為界”。此後，國民政府內政部、外交部雖曾組織人員蒐集整理中蒙邊界文獻，並計劃組織人員實地考察中蒙邊界情形，但因國內戰爭不久爆發，直到國民黨政府覆滅，中蒙邊界迄未劃定。583不過，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後，由於原來內外蒙古盟、旗各有其管轄區，這一管轄範圍自然形成了傳統習慣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鑑於中蒙邊界從未正式劃定，即以傳統習慣線和實際控制線為基礎進行了劃界。從中蒙友好團結的願望出發，中國的劃界主張是：對於當前雙方實際管轄線，雙方認識上一致的，可先肯定下來，至於爭議地區，可根據雙方當前實際管轄情況，並照顧到雙方邊民利益和感情，通過友好協商，適當調整，尋求合理解決。78
巴基斯坦原為英屬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英國公佈《蒙巴頓方案》，實行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宣告獨立後，因與印度就克什米爾問題發生爭端，巴佔領了克什米爾一部分，這部分與中國新疆接壤，約600公里，歷史上也存在一條傳統習慣線。由於與中國接壤的巴基斯坦控制區涉及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中國政府為避免介入這個爭議，表示在克什米爾問題得到解決以前，中巴先對兩國間目前實際存在的共同邊界的走向達成一個臨時性協議，巴、印解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後，有關主權當局再同中國當局重新進行談判，以簽訂一個正式的邊界條約來取代這個臨時性協議。巴方同意了中國政府的意見，兩國隨即依照既考慮傳統習慣線又照顧當前實際情況的精神，達成了邊界協定。
中阿邊界線僅約100公里長，但這一邊界位於帕米爾南部，同歷史上的帕米爾問題密切相關，從而有其複雜的一面。帕米爾在俄國費爾幹省之南，英印克什米爾之北，中國喀什噶爾之西，歷史上一直屬中國管轄。中俄在1884年簽訂《續勘喀什噶爾界約》時規定，兩國的邊界自烏孜別裏山口起，俄國界線轉向西南，中國界線一直往南。烏孜別裏山口而南即與帕米爾毗連。含混不清的定界語言給俄國侵佔中國帕米爾地區提供了機會。1890年中俄勘定界線至烏孜別裏山口後，俄國便不斷派軍闖入帕米爾地區，引發了中俄英三國圍繞帕米爾進行了多年交涉。1895年英俄私自達成瓜分中國帕米爾領土的《英俄兩國在帕米爾地區勢力範圍的協議》，兩國以噴赤河為界，界線以北的中國帕米爾地區劃歸俄國，以南併入英屬阿富汗的瓦罕地區。中國政府拒絕承認，此後即成為懸案。1963年6月，中阿開始進行邊界談判，中國政府考慮到中阿都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小國，希望與中國和平相處，因此決定同意接受實際控制線作為邊界劃分的基礎，但同時聲明這樣做不涉及中蘇邊界問題。79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解決的邊界糾紛既涉及位置性邊界爭端，也包括領土性邊界爭端，中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體現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態度，即在明辨歷史是非的前提下，尊重邊境現狀，寬和對待鄰國的劃界要求。這是當時邊界問題得以順利解決的一個重要條件。
四、關於邊界問題解決的評價與思考
從最後的劃界結果看，中國政府在60年代達成的邊界協議中均做出了較明顯讓步。據西方學者的統計，中緬邊界2185公里，爭議面積1909平方公里，中國得到18%的爭議領土。中尼邊界1236公里，爭議面積2476平方公里，中國得到了6%的爭議領土，和一半的珠穆朗瑪峯，尼泊爾控制着大部分的牧區和關口；中朝邊界1416公里，中國獲得40%的長白山爭議湖區，北朝鮮控制着剩餘的領土；中蒙邊界4677公里，中國獲得29%的爭議領土；中巴邊界523公里，中國得到60%的爭議領土，但交換給巴基斯坦19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中阿邊界76公里，中國沒有得到任何瓦罕走廊。4這樣的劃界結果體現出了新中國政府儘快解決邊界爭端的誠意，是新中國領導人面對當時國內外形勢所做出的戰略利益取捨。
葉自成曾對新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思想進行過系統研究，認為建國初期中國領導人對地緣政治的總的情況是有所考慮的，而且形成了中國的地緣政治重點在東線，中國不能東西兩線同時受敵的思想。253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一直把遏制中國作為它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在政治上，美國竭力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孤立中國；在經濟上，美國對華實行禁運和封鎖；在軍事上，美國通過發展和加強與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以構築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包圍，新生的中國政權完全處於美國所謂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的包圍之中。因此，中國除了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外，也需要同周邊，特別是西南一線的新興民族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而解決中國與他們的邊界爭端是一個重要步驟。1957年8月，周恩來在一個史地學家會議上曾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擴張，但人家不相信，一些亞洲國家很擔心，認為大國必然擴張，所以要用實際行動使它們相信，爭取和平共處，在10年內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先從緬甸開始，陸續解決，這樣它們才放心。94,110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大躍進”帶來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與西藏叛亂、中蘇關係惡化引發的邊疆動盪，促使中共領導人加快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步伐。從國家長遠利益看，在中國對外戰略從“一邊倒”轉向“兩條線”戰略的60年代，陸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為中國贏得了較為安定的邊疆局勢和有利的周邊環境，尤其在西南一線，基本實現了1960年初中國領導人的設想。當時想要抓緊解決而最終沒能解決的就是中印邊界問題。⑦
中印邊界全長約2000公里⑧，爭議的焦點主要在東、西兩段。不丹以東的中印東段爭議地區，包括中印兩國的實際控制線和沿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傳統邊界習慣線之間的地區，爭議面積約9萬平方公里，即印度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
中印西段邊界是我國新疆和西藏同印度拉達克地區接壤部分，爭議地區主要是位於喀喇崑崙山和崑崙山之間歷來屬於中國新疆的阿克賽欽地區和西藏阿里地區的一部分，面積達3.35萬平方公里。目前，在中印西段爭議地區，除了西藏阿里地區一塊很小的巴里加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被印度侵佔以外，其餘地區始終處於中國的控制之下。
鑑於中印邊界不存在任何條約線，主要是英國殖民侵略造成的實際控制線與傳統習慣線之間的分歧，據吳冷西回憶，中央領導人在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時，原來的意圖是，我們在邊界東段讓一讓，印度在西段讓一讓，這樣來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249也就是在實際控制線的基礎上雙方做一些調整、妥協。但這一提議未能得到印方響應。
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被平定後，中印兩國相繼在東、西兩段邊境地區發生武裝衝突。為阻止發生新的邊界糾紛，11月7日，周恩來致信尼赫魯，建議中印兩國的武裝部隊立即從東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在遭到印度拒絕後，中國邊防部隊仍從東西兩段的實際控制線後撤了20公里。2007,2196這種十分克制的態度和措施，意圖是和平解決問題。1960年4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與尼赫魯總理集中商討了邊界問題。⑨4月22日，周恩來在與尼赫魯進行的第四次會談中提出，雙方的邊界雖然沒有正式劃定或確定，但是存在着一條實際控制線，可以考慮把這條線作為劃界的根據之一。311至於什麼是實際控制線，周恩來在另一次談判中説，“在東段我們承認印度行政管轄現在達到的線，除個別地點以外。在西段印度也應該承認中國行政管轄現在達到的線。”2019-2020周恩來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中國要“以西換東”，但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明確，一方面堅決否認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以明辨歷史是非；另一方面，願在“照顧現實”和“互諒互讓”的基本原則下，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印“領土性邊界爭端”。但印度政府完全拒絕中方的提議，尼赫魯表示中印邊界已經劃定，如果説沒有劃定的話，只是説沒有在地面上標出來。在東段應該承認麥克馬洪線，在西段應把阿克賽欽地區歸併印度。2016-2017新德里會晤失敗後，印度決策層態度更加強硬，制定了邊界“前進政策”，要求印軍在阿克賽欽地區建立儘可能多的哨所。到1962年底，印軍西段越界的據點達到40多個，有的據點離中國哨所僅幾米。496-497中印邊境戰爭隨即爆發。
中國政府解決邊界問題所秉持的態度與原則成功指導了中國與緬甸等國的劃界，卻沒能使中印邊界糾紛獲得解決，國內外許多學者都將此歸因於尼赫魯政府的強硬政策，⑩也許正是因為當時中國政府面對緊張的對外關係與西藏局勢，急於在邊界問題上與印度達成妥協，強化了印度政府的劃界立場，使之要價更高。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的。
註釋：
①參見: Francis Waston, The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Press, 1966; Luke T Chang, China's Boundary Treaties and Frontier Disputes, New York, 1982;M. Talor Fravel, The Long March to Peace: Explaining China's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 Mich.: UMI, 2004.
②這裏主要借鑑了一些國外學者提出的概念，參見J. R. V. Prescott, 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p. 98.
③傳統習慣線是指中國和鄰國並沒有簽訂邊界條約，各國憑自己歷史管轄的地區，形成的一條傳統習慣邊界線。實際控制線是指相鄰國家在邊境地區的實際控制範圍所能達到的界線。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維護國防，進駐邊界。當時解放軍駐守的邊界，稱為實際控制線，它與條約邊界線或傳統習慣線不盡符合。
⑤可參見朱昭華：《中緬邊界問題研究——以近代中英邊界談判為中心》一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⑥這三個地方雖在民國初年被英國佔領，但在1911年的英政府對華照會中明確承認了其主權歸屬中國。
⑧印度認為中印邊界有3500多公里，除了中國主張的東、中、西三段外，還包括中國新疆同巴控克什米爾地區之間的邊界，這是把印巴關係也牽涉進來了。中國政府對巴印之間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持不介入的中立態度，主張克什米爾問題沒解決，中印邊界談判就不涉及這裏，中印西段就到巴里加斯附近為止。另一段指中國西藏同錫金之間的邊界，這段邊界為1890年英國第一次侵藏戰爭後簽訂的《中英藏印條約》所劃定。民國以來，藏錫邊界已按這一條約線穩定下來。
⑨1960年4月20日至25日，周恩來訪印期間同尼赫魯進行了7次會談。
⑩如聶宏毅《鼎定國疆》一書認為，中國政府在領土爭端中的政策選擇是“強硬對擴張，寬和對現狀”；英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爾教授根據多年研究和對新史料的分析，仍確認印度製造了1962年的邊界爭端，中印邊界沒有解決是尼赫魯政策的結果。
參考文獻：
葉自成.陸權發展與大國興衰——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地緣戰略選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王逸舟.中國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厲聲.近代中國邊界變遷與邊疆問題.百年潮，2007.
張宏年.清代藩屬觀念的變化與中國疆土的變遷.清史研究，2006.
王鐵崖.國際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楊公素.周恩來與新中國的邊界問題.國際政治研究，1998.
金衝及.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廖心文.1950年代中共處理邊界問題的原則和辦法//吳景平，徐思彥.1950年代的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法律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文件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60.
房建昌.中尼邊界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1992.
楊昭全.中朝韓三國關於中朝邊界沿革及界務交涉的研究//刑玉林.中國邊疆研究通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沈志華，董潔.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二十一世紀，2011.
呂一燃.中國近代邊界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張植榮.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歷史由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M. Talor Fravel. The Long March To Peace: Explaining China's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le. Mich.: UMI, 2004.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姚仲明.周恩來總理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光輝業績//裴堅章.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邊界史略.歷史研究，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