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上旬，八路軍129師南下襄垣、武鄉地區，尋機打擊邯長大道上的日寇，破壞其交通線。黎城東陽關內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運輸線。3月16日，陳賡指揮386旅在潞城和黎城之間的神頭嶺伏擊日軍，取得了殲敵1000多人的重大勝利。
3月下旬，侵入晉南、晉西的日軍，在連遭打擊的情況下，為配合津浦路作戰，相機進攻潼關、西安、陝甘寧邊區，仍繼續向黃河各渡口進犯。日軍汽車在邯長大道和長治到臨汾的公路上，日夜運送兵員和物資。
129師決定要在適當地點，對敵運輸部隊進行一次較大的伏擊戰。因為師長劉帥去八路軍總部開會，戰鬥由副師長徐帥指揮。
計劃己定，便衣偵察組先從各個方面收集日軍兵力部署情況。
日軍在神頭嶺遭到我軍伏擊後，在邯長大道沿路加強了警戒。黎城到涉縣間增設了東陽關據點，駐兵150餘人；涉縣守軍增至400人，黎城1000人有餘。公路上常有汽車運輸隊經過，數量從十幾輛到一百多輛不等。
響堂鋪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緩到河底，是一個理想的設伏地。在路北設伏，我軍隱蔽和出擊都很方便；而敵人後退無路路，守也無依靠；還有，響堂鋪離東陽關和涉縣兩個敵據點的距離都是最遠，敵人不便增援。徐帥同陳賡、陳錫聯等研究後，一致決定在這裏設伏。
伏擊的時間定在3月31日。
26日，徐帥率部從下良出發東移，向設伏地域運動。30日晚飯後，部隊帶着一日干糧，朝響堂鋪隱蔽進發。31日凌晨，部隊全部進入伏擊地域。徐帥的指揮所設在響堂鋪路北的後狄村山坡上。
一切準備就緒，就等敵人送上門來，但此時，意外的事發生了。
386旅陳賡打來電話：“772團報告，東陽關有200餘人進到馬家峪；長寧東南高地有敵騎兵，向我側後運動。”陳賡判斷，可能敵人發現了我軍設伏企圖，想從右翼側擊，截斷我後路。他請示：是否將主力撒回到廟上村、鴨兒山去截擊敵人？
突如其來的情況讓徐帥為難了：如果敵人發現了我軍設伏企圖，將計就計包抄我後路，那是很危險的，就必須放棄這次戰鬥或作別的打算；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盲目撤出，就失去了勝利的機會，那也相當於打了敗仗。
徐帥在思索着、判斷着。
陳賡又打來電話問撤不撤。為防萬一，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2個連撤到了路北。
“料敵計險，必察遠近……將之道也。”徐帥兩眼盯着地圖，他判斷：敵人不可能發現我們的包圍，否則決不會只派這麼點兵力前來“打草驚蛇”。於是他命令：計劃不變更，部隊要嚴密埋伏，不得暴露，情況也不要向下傳。
同時，他立即命令參謀去把問題搞清楚。
過了一陣子，參謀回來了。得到的情報，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樣：東陽關方向，敵人活動一下又回去了，“敵騎兵”是頭馱驢，是老百姓的。
聽完參謀的彙報，徐帥立即向各團重申了按原計劃行動的命令。
8時半，日軍180多輛汽車排着長龍似的隊伍，由黎城經東陽關，向響堂鋪地段開來。9時許，在瀰漫的塵士中，這串汽車全進入了伏擊圈。在公路兩側埋伏了一夜的771、669團猶如猛虎下山一般鋪天蓋地地壓了下來，許多日軍尚未弄清到底出了什麼事就沒了性命。
黎城、東陽關的日軍慌忙出動步兵300餘人，騎兵100餘人，附炮4門，前往響堂鋪營救，但在馬家拐遭到我772團的迎頭痛擊。
下午5時，日軍出動10多架飛機，對響堂鋪狂轟濫炸。此時八路軍已經轉移到了秋樹垣一帶。386旅旅長陳賡風趣地説：“這不是打我們的，是給死鬼子弔喪的。”
這次戰鬥，共擊斃日軍森木少佐以下400多人，生俘3人，擊毀汽車181輛，繳獲高射炮4門，輕重機槍18挺，步槍700餘支，其它軍用品無數。看到這個場面，在朱老總、彭老總帶領下齊集山頭觀戰的國民黨將領口服心服了，他們隨後即派人到八路軍總部學習游擊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