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近代史——法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前提以及是如何獲勝的

引言

恩格斯在英國住了21個月,和馬克思在巴黎住了一年多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他們倆都精通哲學,而且在國外時都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但是,馬克思理解當代的鬥爭是根據法國大革命,而恩格斯卻是根據英國工業革命。

英國在19世紀中葉已經成為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的工業比法國有了更深的根基,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比法國明顯得多。恩格斯在研究英國工業史中,發現了經濟因素是決定歷史發展的一種因素,是構成現存階級矛盾的基礎,併成為政治派別與政治鬥爭的基礎。所以,恩格斯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論文多半是關於批判經濟的。例如,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刊》上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中,已經把私有財產視為解釋資產階級社會一切經濟矛盾的真實根源。他已經從唯物史觀的論點出發了。他聲稱,不是精神,不是原則,而是經濟及人們的財產關係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思曾把這個著作稱為天才的作品

在1845年恩格斯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充滿着極其豐富的有關工人階級生活情況的實際材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這本書中列舉許多事實,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並指出無產階級不僅是苦於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個階級,而且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解放自己及一切被壓迫者的力量,從而説明了無產階級要取得解放。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進行政治鬥爭,並且要使工人認識到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獲得解放。反過來説,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它變成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目標時,才能得到實現。所有這些,都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的主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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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格斯以前,有許多人描寫過無產階級的痛苦,並企圖幫助無產階級,但他們只把無產階級視為一般的受苦階級,沒有看到無產階級的力量。只有恩格斯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看到了無產階級是惟一的徹底的革命的階級。總之,恩格斯住在曼徹斯特這一時期,在思想上已經具有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馬克思與恩格斯雖然一個住在法國,一個住在英國,但卻不謀而合地得出了共同的結論。他們倆人在見面之前就已各自成為共產主義者了。

1844年秋,馬克思、恩格斯在會晤之後便開始合作,共同把畢生精力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事業。在以後的年代裏,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革命活動緊緊聯在了一起。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從它開始產生的時候起,就帶有強烈的批判性與戰鬥性。青年黑格爾派是膽怯人階級生活情況的實際材料。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這本書中列舉許多事實,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並指出無產階級不僅是苦於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個階級,而且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解放自己及一切被壓迫者的力量,從而説明了無產階級要取得解放。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須進行政治鬥爭,並且要使工人認識到只有實現社會主義才能獲得解放。

反過來説,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它變成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目標時,才能得到實現。所有這些,都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的主要論點。在恩格斯以前,有許多人描寫過無產階級的痛苦,並企圖幫助無產階級,但他們只把無產階級視為一般的受苦階級,沒有看到無產階級的力量。只有恩格斯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看到了無產階級是惟一的徹底的革命的階級。總之,恩格斯住在曼徹斯特這一時期,在思想上已經具有了科學共產主義的思想。

歐美近代史——法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前提以及是如何獲勝的

馬克思與恩格斯雖然一個住在法國,一個住在英國,但卻不謀而合地得出了共同的結論。他們倆人在見面之前就已各自成為共產主義者了。1844年秋,馬克思、恩格斯在會晤之後便開始合作,共同把畢生精力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事業。在以後的年代裏,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革命活動緊緊聯在了一起。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從它開始產生的時候起,就帶有強烈的批判性與戰鬥性。馬克思主義是在與資產階級思想進行不斷鬥爭的過程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

1845年春,他們又合撰了第二部書-《德意志意識形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書中,他們已經概要地把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原則闡述出來了。他們指出了一個社會經濟結構怎樣由於生產力的增長而發展為另一個更高的社會經濟結構,這就説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社會發展規律。他們根據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趨於滅亡。總之,馬克思、恩格斯在這一著作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哲學變成為對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客觀法則,從而把歷史變成了科學,這是偉大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天才的創造性的發現。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也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形成的重要階段。19世紀40年代,在德國開始傳播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影響很大。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以“博愛”、“友誼”等甜蜜空洞的宣傳,使工人階級離開階級鬥爭。此外,還有威廉·魏特靈的平均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一地揭穿了他們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在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組織了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在該會成立的通告中,對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平均主義者進行了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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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時期,法國流行一種小市民改良主義者蒲魯東的思想,這種觀點已經散播到德國工人,尤其是法國工人當中,於是馬克思在1847年出版了《哲學的貧困》一書。在這本書中,馬克思嚴厲地批評了蒲魯東的唯心主義哲學、經濟和政治觀點。但是,馬克思的這部著作決不只限於與蒲魯東進行論戰,還批評了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並將無產階級歷史作用的偉大思想加以具體化,同時指出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要與政治鬥爭密切聯繫起來,並指出了這一聯繫的重大意義。

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理論家,而且是參加實際鬥爭的革命家。他們在布魯塞爾的時候,一面作革命理論的研究工作,一面又作革命鬥爭的組織工作。他們組織了“工人教育聯合會”,向工人講授政治經濟學,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以領導和教育工人。他們早在1846年就組織了“共產主義者通訊委員會”。為了團結德、法、英和瑞士等國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把這一委員會變成一個國際性的組織。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僅團結了許多國家的工人代表,而且團結了“正義者同盟”的領導者。“正義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一個秘密的革命工人團體,主要是由手工業者和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組成的。

二月革命發生的前提

法國七月王朝的政權掌握在金融貴族之手。在七月王朝18年的統治中,法國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及階級關係都有了很大的變化。19世紀40年代,新企業和鐵路在法國迅速地發展起來(具體情況參看本書第八章)。當然,其發展程度還不及英國,大工業在社會生產中還不能佔統治地位,當時的法國仍然是以農業為主。可是,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金融貴族的敵對階級與階層便多起來了,首先是工商業資產階級(主要指中、小企業家)的勢力增長起來。七月王朝所實施的廣泛的借貸制度,所操縱的鐵路建築壟斷權,所實行的關税政策乃至於對外政策,尤其是法國對英國的讓步,所有這些都大大地阻礙了法國整個工業的充分發展,因而引起了法國工商業資產階級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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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家的勢力增大之後,自然要提出政治的要求,要求降低選舉資格,以擴大選民範圍。其次是小資產階級。金融貴族操縱國家經濟與從事投機事業,加重了小資產者的貧困與破產。小資產者在政治上無權,在經濟上日益惡化,從而普遍地反對金融貴族的統治。至於工農勞苦大眾的情況就更悲慘了。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權利,在經濟上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貧困和死亡更為嚴重。農民們由於賦税的繁重,由於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破產已成為普遍的現象。總之,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與農民對於金融貴族的統治已經深惡痛絕了。

這樣一來,七月王朝變成了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及工人階級最痛恨的敵人。因此,各被統治階級便不斷掀起反對政府的鬥爭,尤其是從1840年基佐組閣以後,由於基佐內閣的更加反動,使民主改革的鬥爭日益劇烈起來,非難與辱罵金融貴族統治的小冊子像洪水一般地充滿在巴黎各地。在反對七月王朝的鬥爭中,各被統治階級形成了各種政派。

(一)王朝反對派。這一派是參加國會的少數派。他們多半是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並不反對君主制,只要求實現若干改革,擴大選舉權,清洗行政機構,反對貪污,建立廉潔政府。這一派的領袖是巴洛。總之,這一派是君主立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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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這一派是“國民報”派,又稱為“資產階級的純粹共和主義派”。其所以稱為“國民報”派,是因為這一派是以巴黎的《國民報》為中心結合起來的;其所以稱為純粹共和主義派,是因為他們的政見是要求以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國形式去代替君主國的形式,而更重要的是要為他們自己獲取這一統治的最大一部分。這一派的中心人物是一些律師、著作家、懷着共和主義政見的資產階級、軍官和官吏等。他們代表着全部資產階級的利益,尤其是在政治上無權的中小工業者的利益。這一派當時在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在報界有很大的勢力範圍。此外,這一派攻擊共產主義,其中心人物是拉馬丁、馬拉斯特等人。拉馬丁是一位詩人兼歷史學家,他讚揚1789年法國革命時期的吉倫特派。

(三)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共和派。這一派又稱為“改革報”派。他們要求普選權和其他民主改革,要求改善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之所以稱為“改革報”派,是因為他們團結在1843年創刊的《改革報》周圍。《改革報》為盧蘭所創辦,他為“改革報”派的領袖。此外,還有佛羅孔。總之,“改革報”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要求普選權,不過是為了取得政治地位,以保障小生產者的利益。他們對於共產主義是反對的,對於私有財產制度是擁護的。

(四)社會民主主義派。就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説,這一派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他們的要求比起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派更進了一步。他們的代表會説:“1789年革命為農民及資產階級爭得了權利,1830年革命為大資產階級帶來了利益,下次的革命應該是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了。”他們還會説:“我們要求社會改革,至於選舉權的獲得雖然很好,但不過是為達到社會改革之一個手段。”“我們的目的是公平分配社會的負擔及利益,並且建立平等的完全統治。”但是,這一派還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者,而是要求模糊的所謂。“社會的共和國”,要求“勞動權利”和“勞動組織”,其首領是路易·布朗、亞爾柏、加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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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布朗的思想在當時對工人的影響很大,這是因為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得還不夠充分,工人階級發展的水準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地步。因此,勞動權與民主改革的要求自然就成為當時工人階級革命的要求,因而得到工人的擁護。路易·布朗引導工人和資產階級合作,後來卻把工人出賣了。當時,社會民主主義派還不能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派,它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派“改革報”派合作,併成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而路易·布朗也參加了“改革報”派。

綜合以上所述,七月王朝統治時期經濟政治的發展,使階級矛盾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七月王朝的反對者多起來。他們所形成的政派,雖然階級利益不同,政見也有差別,但在起初反對政府時,在“改革選舉”的口號下聯合起來了。當然,其中最積極、最堅決、最革命的是工人階級。工業資產階級搖擺不定,並利用羣眾的情緒,準備從中取利。這種反對七月王朝的鬥爭,到七月王朝的末年,因為兩大經濟事件的發生更加激烈起來,併成了二月革命的導火線。

1845年和1846年法國農村發生了馬鈴薯病而歉收,接着於1847年發生了經濟危機。這兩大經濟事件的發生,使法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更加惡化和痛苦,工業家也在破產,從而加速了革命的危機。1847年經濟危機首先發生在英國,而後波及到法國和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法國在經濟危機的年份裏,工廠倒閉的更多,銀行業務也大受影響。結果失業工人大批增多,工資急劇下降。所以,在1847年冬天,城市勞苦大眾的生活是非常悲慘的,對於政府的反感則更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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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對於法國小資產階級的打擊更大。因為在危機時期,法國的大工業、大銀行家和大商人已不能做國外生意,他們把資本大量投到國內,在國內開設大商店,創辦大工業,獨佔大工業,從而加劇了工商業的競爭,使中小企業家,尤其是小生產者、小商人和攤貨商等大量地破產,因而引起了小生產者極端的痛恨。

二月革命的爆發及其勝利

1847年的經濟危機使法國社會陷於極其艱難的境地。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國會反對派,還是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派、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都認為這是七月王朝的政策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的報紙公開地説:“如果法國不實行根本的改革,法國就會陷於絕境。”資產階級國會反對派利用了當時人民的革命情緒,提出了改革的口號,並於1847年立法會議中提出了改革選舉制度、擴大選民範圍的方案。但是,資產階級所提出的改革並未超出資產階級政治權利範圍以外,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也無非是使工商業資產階級得以分享政權。因此,在國會中,資產階級為改革選舉制度的鬥爭屢遭失敗,會議在多數派與基佐堅決的反對下否決了他們的提案。

資產階級反對派在國會的鬥爭中沒有取得勝利,於是他們便把這一斗爭轉移到國會之外,想要和羣眾結合起來,利用羣眾力量來達到他們的意圖。於是,國會中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法國各處發動了改革選舉制度的宴會,來進行羣眾性的改革選舉運動。當時,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口號是:“實行改革是為了避免革命的爆發。”這就説明資產階級並不想進行徹底的革命,而是利用人民的情緒來取得政治權利,其骨子裏是反對革命的。儘管如此,“改革選舉”的口號在客觀上促成了法國國內民主勢力的進一步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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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各階級與階層都支持了這個宴會的召開,於是國內的政治危機便成熟了。這一危機必然要轉變成為革命的危機。1848年2月22日又預定了一次大宴會,並準備在同一天舉行遊行示威。政府得到這一消息之後,決定禁止和鎮壓這次宴會。宴會當天,自由派資產階級卻畏縮起來,藏到幕後,而工人、手工業者和學生們卻把這一斗爭轉變成為人民的武裝起義,政府對示威羣眾採用了鎮壓手段。為了回答這一鎮壓,人民羣眾建造起街壘進行了巷戰。政府召集了國民警衞軍(由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所構成的),而國民警衞軍在人民羣眾的感召下,多半投向人民羣眾這一方面來了。革命就這樣地開始了。在羣眾革命的壓迫下,路易·腓力普罷免了基佐,8年來最反動的基佐內閣垮台了。

國會中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對於基佐的下台歡欣鼓舞,而資階級共和派也認為從此可以分享政權,認為所提出的目標已經實現。但是,1848年出現的形勢與1830年不同。在1830年七月革命時,人民羣眾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但1848年2月的起義,人民羣眾已不再受過去的欺騙了,他們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因此,在這次起義中,人民羣眾再也不肯聽從資產階級的意旨,而決定自己進行革命鬥爭。所以,基佐雖然下台,而人民羣眾決不放棄手中的武器。他們帶着自身的獨立要求,要求社會改革,要求共和國,繼續鬥爭下去。所以,人民羣眾並不滿足於內閣的改組,而要徹底粉碎七月王朝的統治。

結語

2月23日,政府派了最殘暴的武夫步巖率軍向人民進攻,殺死了15人,這更激起了人民羣眾的憤怒。2月23日夜,起義的規模發展得更大了,革命的巴黎羣眾都武裝起來了。2月24日晨,又有一些國民警衞軍轉到人民這方面來,起義的人民佔領了所有的兵營和城市的戰略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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