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8日，以“技能：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的2022年職業教育活動周啓動。
11年前，周浩從北京大學退學、轉至技工學校就讀，轟動一時，成為職教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11年後，在職業教育的討論熱度仍在持續的時代背景下，當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樣的“職教觀”？“新華視點”記者近日直接對話周浩，追問他在職教之路上的思考。
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
2011年，周浩從北京大學退學，選擇去北京市工業技師學院就讀。經媒體報道後，這一選擇引發爭議。
不少人從現實考量，覺得人應往“高處”走：“北大文憑比技校的值錢得多。”也有另一種聲音：應發揮自己的獨特價值；為了名校文憑，去學習不擅長、無興趣的東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對於這一人生轉向，究竟是否後悔？
在周浩看來，這只是更忠於自己內心的選擇。
從幼兒園起，他就喜歡拼玩具，還自學篆刻。直到現在，一有時間，他就撲在模型上埋頭做一天。偶爾發的朋友圈，曬的也是花幾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的佳績。他本想去實踐課較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但在大家建議下，為了“不浪費分數”，最終報考北大生命科學學院。
但其實，他對生命科學並無興趣。這段學習經歷帶給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鬱。之後，周浩嘗試了各種辦法：旁聽、休學、南下打工，但都沒能解決問題。
幾經輾轉後，他決定退學，學一門自己喜歡、也能養活自己的手藝。
周浩説，雖然自己“棄北大讀技校”的做法有點“驚世駭俗”，但社會上不喜歡自己的專業、盲目報志願的現象相當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也不瞭解大學各專業的情況與未來方向。他很早就提出，應在中小學教育中引入職業啓蒙，讓學生對未來的職業發展有更清晰的認知。
新職業教育法第十九條，也已回應這一訴求。“鼓勵和支持普通中小學、普通高等學校，根據實際需要增加職業教育相關教學內容，進行職業啓蒙、職業認知、職業體驗，開展職業規劃指導、勞動教育……”
周浩認為，每個人都具有不同潛能，理想的教育應因材施教，幫助孩子更早發現和培養屬於自己的潛能。
職校生“就業好、地位差”的現象改變了嗎？
“寧願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職業學校。”有家長擔心，一些職業學校招生質量不佳，身處其中，孩子會受影響。
教育部2021年數據顯示，近5年職業學校畢業生就業率持續保持高位水平。不過不少人認為，職校生就業率雖然很高，但不容易找到“體面”的工作；與普校生相比，未來發展也會面臨更多瓶頸、更高門檻。
從普通教育轉至職業教育體系的周浩，對此也有切身體會。
2014年，從技師學院畢業後，周浩選擇留校任教。站上講台後，他很快意識到，責任不一樣了。“老師的一句話，很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他發現，在傳統教育體系和社會觀念裏，技校生常遭歧視，也易自卑。教師要做的，首先是幫他們重塑自信。
他講了一個事例：不少學生可能並不在乎一台普通機器能不能修好，但當他們得知自己維修的機牀要用於航天事業時，態度就不一樣了。“要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但與此同時，隱形門檻與“天花板”依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長期以來，一些用人單位更重視外在學歷，而非崗位與能力的匹配度。為了有更好看的學歷，不少中職學生選擇繼續讀高職和碩士。“用人機構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並提升專業評估能力。”
職校學生畢業後，也面臨薪資待遇上的落差。一些學生會直接問他：“數控機牀維修這麼難、這麼苦，我們好不容易學會了，為啥每個月還是隻能掙幾千塊錢？”“作為高技能人才，為什麼收入達不到中層管理人員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會遭遇職場“天花板”——隨着學校發展壯大，教師中有越來越多碩士、博士，無論是評職稱還是晉升，周浩的學歷都沒有優勢。
平等之路還有多遠？
新職業教育法明確，“職業學校學生在升學、就業、職業發展等方面與同層次普通學校學生享有平等機會。”
在周浩看來，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開始，但要實現事實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遠。
職業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次思考過這個問題，也認同北京市工業技師學院原院長童華強的觀點——當務之急，是在工學一體化課程體系建設和師資培養等“內涵”上發力。
北京市工業技師學院在教師培養方面肯“下血本”：學校會出資十幾萬元，送教師去一流企業脱產培訓幾個月；設計“四級梯度”發展體系，從普通教師、一體化教師、課程負責人到專業負責人，老師們有明確的上升路徑。
2017年，童華強離開技師學院，創辦教育諮詢公司，希望幫助更多職校提出改革之策。2019年，周浩也加入該公司，從職校老師轉型為“職校老師的老師”。
通過研究國內外專業、去企業調研訪談、組織專家訪談會，他們幫助職校老師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務關鍵點和技能提升點，構建一體化課程體系，“通常一個專業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統體系。一套方案數百萬字，要反覆打磨數易其稿。”
開展教育諮詢項目後，“一些老師成長很快，學校也快速發展。大家能看到，這幾年有些職校開始‘冒’出來了。”對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學質量之外，社會觀念的改變則仍需時日。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低，背後有價值取向、社會機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及“輕百工之人”的觀念根深蒂固；二是社會結構存在等級梯度；三是教育目標更多是培養“人上人”，而非培養“人中人”、着眼健全人格與創造幸福。
周浩認為，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全社會的觀念更新。只有在社會層面改變選人用人機制，在教育層面改進內容方式，在個體層面改變認知期待，“厚植尊重實踐的工匠精神，鼓勵多元發展的文化，整體社會認知改變，職業教育才能更多吸引和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
如何讓更多人安心實現“職教自由”？
有專家認為，培養過多學術型人才，會與社會需求脱節，中國更多大學應開展職業教育，培養職業技術人才、應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間，周浩曾遇到一個一起賣軟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覺完全一樣的顏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區別。但可惜的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藝術感知力，也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周浩覺得，很多孩子都與這個女孩一樣，具有不同潛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強調語言能力與邏輯思考能力，一旦學不好語文、數學，便被定義為“失敗者”，其他潛能也被“封印”起來。
“理想的教育，應更多按照孩子的天性與潛能培養人才，而非簡單依據成績分流。”周浩説，要讓學生擁有在不同教育軌道上自由切換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真正融通。
童華強常説的一句話，也令周浩印象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發展”。
周浩注意到，職校學生可能在職業發展初期更具技能優勢，但越向上走，綜合學習能力強的學生越有潛力。因此在課程設計中，他反覆強調，職校要注意培養學生的職業發展能力。
“職校學生也應學習綜合知識。要為充滿變數的未來培養技術人才，而非僅僅根據當下需求培訓技術工人。”
一次，為了給某職校景泰藍專業增設“初創課”，周浩與老師溝通小半年，甚至多次爭吵。老師起初認為，中級工沒有設計基礎，無法創作。而在開設“初創課”後，一些學生的設計令人眼前一亮，呈現出更廣闊的可能。
“創意需要被激發，且越早越好，這能讓學生對職業產生更多認同感、成就感。”展示這些設計圖時，周浩很興奮。這是他最有價值感的時刻。
周浩覺得，每個人都有最適合自己的道路。他也在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上，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以及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