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人們都沒了骨頭時，大明朝只能靠草根甚至流寇續命！

朱由檢的以死殉國既是無奈的，無疑也是悲壯的，這一點無可否認。但在客觀上他的死亡給大明朝造成的負面效應無疑是巨大的——皇帝都死了，抵抗還有什麼意義？於是一時間大明朝遍地降臣叛將，半個天下幾乎是瞬間變色，李自成近乎兵不血刃的接收了北方的半壁江山。

試想若是崇禎皇帝在北京被圍前南逃或是乾脆美其名曰“遷都”，雖然面子上不好看甚至還會招來一身罵名，但顯然這樣一來的局面可能會大有不同。畢竟朱由檢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不是朱由崧、朱聿鍵、朱以海之輩能比的，就算仍不能阻止清軍入關，至少也不會讓南明死得那麼難看。

有人因此鼓吹大明朝“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顯然後人杜撰或是替朱明皇帝代言，畢竟翻遍《皇明祖訓》和《明實錄》之類的史料都找不到相關的記載。而且“天子守國門”這種做法雖然看似壯烈其實卻是魯莽而且愚蠢的行為——畢竟在古代國都淪陷或是皇帝戰死基本就意味着亡國，誰閒着沒事成天拿家國天下的前途和命運開玩笑？

至於“君王死社稷”也不是大明朝的發明，而是傳統禮制對於“肉食者”們的基本要求：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禮記·曲禮下·第二》）

無論如何，崇禎皇帝做到了這一點。不過相比南宋亡國時陸秀夫負少帝投水、十餘萬軍民蹈海從之的壯烈一幕，大明朝的“大夫”和“士”們的表現可就丟了大臉嘍。

以至於後來清朝的乾隆皇帝還得專修一本《貳臣傳》，將這些曾經的大明“精英”統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提問：仗義每多屠狗輩的下一句是什麼？

從本質上講，大明朝是朱家的“私產”，跟別人沒有關係，這一點在古代任何王朝都沒有區別。不過朱家皇帝不是千手觀音，他還需要供養全國近10萬名官員以維繫統治。從這個角度講他們都是大明朝的共同利益者，理應為其負上一份責任。

可是除了史可法（大夫）和張煌言（士）等寥寥之人外，這些大明朝的士大夫們都幹了些什麼？

嘴上説的都是忠君愛國，肚皮裏則都是自家的算計——算計謀權、算計奪利。於是在人前個個都是濃眉大眼的君子，在人後大抵全是心思齷齪的小人，為了一己私利可以禍國殃民、可以扳倒國之柱石、可以視君王為無物。在明亡之際國家財政接近破產，崇禎皇帝硬着頭皮向大臣們借錢，結果他的老丈人周奎帶頭哭窮，“老臣安得多金？”最後勉強掏出萬金，周皇后看不下去替她老爹又捐出5千金，結果還被周奎“匿宮中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以上皆引自《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清·計六奇）

皇帝女婿借錢是為了救國，也是替周奎保家，結果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那麼等到大明朝完蛋了，周奎又是個什麼下場：

“殉難實錄雲：周奎正在求死就縊之際，被賊（李自成部）擒去送偽刑官三夾，不死坐贓七十萬，府第藏庫什物田產俱沒入，將軍李牟據其宅，幽嘉定伯。”（引用同上）

女婿求捐，周奎獻金1萬3，結果國破家亡後僅現金就被搶走70萬（據説被擄家產值300萬）；崇禎皇帝磨破嘴皮、賣盡臉面才從大臣們手裏借來了軍費20萬，而李自成只需打造5000副夾棍、“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明史·卷三百九·列傳第一百九十七》），就得銀近7千萬。

這是多麼的諷刺。

即便已經國破家亡了，這幫文官士大夫依然不消停，嘴上天天喊着“討賊”、“中興”，實則還在爭權奪利。南明弘光小朝廷可以説是當時“反清復明”事業最大的希望，可是以東林—復社黨人為首的文官集團對於出兵北上覆國和抵抗滿清南下這兩件迫在眉睫的大事幾乎毫無興趣。那麼他們關心的是什麼呢？

崇禎皇帝殉國之後，東林—復社黨人試圖擁立潞王朱翊鏐之子朱常淓在南京繼位為帝，不過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則屬意福王朱由崧。雙方爭執不休，差點新君未立自己人先來上一場內戰，看得還沒來得及南下的滿洲人目瞪口呆。

後來因為東林—復社黨人槍桿子不夠硬被迫屈服，福王朱由崧成功登基。不過他們顯然並不服輸，一則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朱由崧沒資格領導收故土、報君仇的大任（當然朱由崧確實不是什麼好鳥），更重要的是馬、阮等人大權獨攬，東林—復社黨人忙活半天啥好處沒撈着，豈能甘心？於是他們便一手炮製了“南渡三案”（關於此三案詳見大明朝快亡了還不消停——説説“南渡三案”背後的東林黨爭）。

在這幫腦殘亂哄哄的內鬥中，清軍大舉南下，將弘光小朝廷一掃而平。你以為這就完了？哪兒能呢！東林—復社黨的殘餘分子哪怕國沒了、腦後已經拖着一根豬尾巴了，仍然奮筆疾書，大罵奸佞、自比君子。以至於後來因“心懷故明”而招致殺身之禍的戴名世都看不下去了：

“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澄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

中國歷史上絕不缺乏有風骨、有擔當的士人，但大多數都是“説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的庸才，更不乏嘴上煌煌大義、實則只顧一己私利的小人。就像現在某些不扁不圓的東西成天自詡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我一看到那些嘴臉就想起了他們在400年前的同類。

幹啥啥不行，嘴炮第一名。非常適合套用現在網絡流行的一句話——呸！啥也不是。當大明朝這艘破船行將傾覆之時，唯有流寇李定國在獨撐危局。

同樣是後人杜撰的一首打油詩，才是明亡之後世間眾生相的真實寫照——“海賊守國門，流寇死社稷。文官水太涼，武將當藩王。”

四句詩説了四個人，分別是鄭成功、李定國、錢謙益和吳三桂。

後邊兩個漢奸我懶得説，民族英雄鄭成功的事蹟其實也無須我廢話。不過他的父親鄭芝龍名為海商實為海盜，這從鄭成功生母是日本人、出生於九州平户藩就可見一斑，所以説他是“海賊”並不為過。相對而言，李定國這個名字對於許多人來説就有些陌生了。

李定國，陝西延安（或榆林）人，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年僅10歲的李定國被“張獻忠所掠”並收為養子，從此改姓張，成年後為張獻忠而戰。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建立大西政權，李定國因戰功卓著受封安西將軍。在史料記載中，李定國完全不是人們通常印象中的土匪流寇形象：

“定國長八尺，眉目修闊，軀幹洪偉，舉動有儀度，於羣盜中獨以寬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緯象，讀《通鑑綱目》，略通大義，不樂為盜。以幼鞠於獻忠，莫能自拔。”（《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列傳》清·王夫之）

在張獻忠戰死後，他的4個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恢復本姓，尊孫可望為首，從此開始了聯明抗清的征程。

相較於孫可望的私慾膨脹、立場反覆，最終降清並死於非命，李定國則是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堅持抗清17年，並迸發出無與倫比的軍事才華，堪稱南明第一名將。

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初，清軍兵分兩路攻打西南，李定國則以攻代守迎頭攻打湖南。在引出清軍主帥、定南王孔有德之後，他立刻掉頭南下大敗清軍，不但佔領了桂林，還逼得孔有德被迫自殺。此後，李定國又做足了聲勢，擺出一副攻打長沙的姿態，嚇得清廷趕緊派理政三王之一、敬謹親王尼堪率10萬大軍增援。面對優勢敵人，李定國先是示敵以弱退守衡州，待到驕橫的尼堪銜尾急追時，便佈下伏兵將其包了餃子。此戰尼堪被陣斬，清軍大潰，李定國部則繳獲無數。

李定國初戰便收復了湘桂兩省、“兩蹶名王”、擊敗清兵數以十萬計，為南明小朝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尤其是尼堪的戰死對於清廷震撼極大，順治皇帝不但下令“輟朝三日，命親王以下郊迎，予諡”，還嚴厲追究了相關人員的責任：“是役也，從徵諸將皆以陷師論罪。”（《清史稿·卷二百十六·列傳第三》），甚至產生了放棄西南諸省與南明媾和的想法。

不過李定國的赫赫戰功也引起了孫可望的忌恨，更刺激了他篡位奪權的野心。於是孫可望勾結永曆朝廷中的王坤、馬吉翔、龐天壽等人，重演了大明朝以往在北京、南京官場傾軋和文官黨爭的那醜惡一幕，製造了“十八先生之獄”。一時間永曆朝廷中內訌四起一片烏煙瘴氣，“羣小爭趨之”（《劫灰錄·卷六》清·馮甦），李定國即便向朱由榔宣誓效忠，並展示背刺的“盡忠報國”四字以示其誠，仍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波及和影響。

忍無可忍之下，李定國與孫可望之間的內戰爆發，孫可望大敗後降清。不過清軍也趁機大舉進攻，佔領了湘粵桂黔諸省的大片土地，李定國部損失慘重，局勢急轉直下。尤其是盤江大戰之後，不但李定國的妻子親眷盡隕於此役，他麾下以大西軍精鋭為骨幹的舊部基本喪失殆盡。不過李定國並不氣餒，在上書朱由榔時慨然曰：

“事既如此，夫復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後已。”（《晉王李定國列傳》）

面對不利的戰局，李定國等人建議向巴蜀、陝洛或是東南沿海方向轉移，繼續抗清鬥爭。不過朱由榔此時早就沒了復國的大志，只要能繼續平安的當他的土皇帝就好，所以堅持躲在後有緬甸做後路的滇西不走。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為掩護永曆帝西逃，李定國率六千殘部與吳三桂大軍在磨盤山血戰一場。這是南明與清朝爆發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戰役，也是極端慘烈的一役。史載雙方“短兵相接，自卯至午，殭屍堵疊”（引用同上），清軍傷亡精鋭近萬人，固山額真沙里布、祖澤潤等18員將官及輔國公幹圖、扎喀納等戰死。若非南明光祿寺少卿盧桂生臨陣叛逃（使得李定國部伏兵提前暴露，受吳三桂炮擊箭射損失2千餘人），徵南將軍卓布泰部、多尼部及時增援，清軍的損失還將更加慘重。

從此李定國與逃入緬甸的朱由榔失去了聯繫，獨自率軍在滇西堅持抗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六月十一日，正值李定國42歲生日時，突然傳來永曆帝被吳三桂絞殺的消息。李定國披髮徒跣，號誦搶地，兩目皆血淚，令全軍披白衣為朱由榔發喪，並從此一病不起。10多天後，李定國病逝，死前仍叮囑部下和兒子“寧死荒外，勿降也！”（《續綏寇紀略·卷四》清·葉夢珠）

大西皇帝張獻忠有養子4人，除了孫可望這個敗類以外，李定國、劉文秀和艾能奇俱是忠義之士。

劉文秀，陝西延安人，早年追隨張獻忠，受封撫南將軍，為四將軍之一。聯明抗清以後，他先後轉戰四川、湖廣，建功無數，受封蜀王。後因孫可望降清，李定國備受打擊後開始疑心長期與孫並肩作戰的劉文秀，遂罷其兵權，置昆明閒住。

不久後劉文秀抑鬱而終，死前上遺表雲：

“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南明野史·卷下·永曆皇帝紀》清·南沙三餘氏）

臨終獻策，傾盡家資，不惜以家眷遺王事，足見文秀之忠誠可鑑日月。起碼在這件事情上，李定國錯了。

李來亨，陝西米脂人，李自成麾下大將李過的養子。大順軍聯明抗清之後，李來亨率部進入湖北夔東一帶堅持抗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李來亨獲封臨國公，兩年後與孫可望、李定國等前大西軍舊部建立了聯繫，屢次配合作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軍在基本消滅了李定國部以後，開始集中兵力圍剿李來亨。雖經數年奮戰，但終因寡不敵眾，李來亨最終只能退守茅麓山九連坪（今湖北興山）。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茅麓山上彈盡糧絕，再也無力堅持，李來亨仍拒絕降清，最終舉家自焚殉國。

閻應元，直隸通州人，崇禎年間曾任江陰典史。典史是什麼？就是個縣令屬下的雜佐官，負責緝捕、監押，尚未入流，即無品階，在官場可謂小蝦米一隻，毫無前途可言。可是當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軍重兵圍城之時，閻應元率10萬義民據城而守，誓死不降，獨抗清軍81日。城破之時，閻應元寧死不降，最終從容就義。

與閻應元同時殉國的還有兩位崇禎朝時的江陰小官陳明遇和馮後敦，被後世尊為“抗清三公”。

張煌言，號蒼水，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曾為崇禎朝舉人。順治二年，張煌言與錢肅樂等起兵抗清，奉魯王朱以海為正朔，堅持抗清鬥爭近20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隨着朱由榔、朱以海等南明殘餘政權紛紛瓦解，張煌言在絕望中解散義軍，隱居不出。同年因叛徒出賣張煌言被俘，後於杭州遇害，就義前，賦《絕命詩》一首：

“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絕命詞曰：‘我年適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受刑。”（《明末張忠烈公煌言年譜》）

因殞難後同葬於西湖之側，故此後人將岳飛、于謙和張煌言這三位民族英雄共尊為“西湖三傑”。

讓人感到諷刺的是，像錢謙益、孫可望、吳三桂這樣的貪生怕死或是貪慕權貴而降清者，清廷對他們毫不客氣，直接將其打入《貳臣傳》遺臭萬年（吳三桂連進《貳臣傳》的資格都沒有，最後進了《逆臣傳》）。相反對於張煌言這樣的鐵骨錚錚的前朝義士，清廷卻給予了充分的尊重——不但有國史館為其立傳，乾隆年間還為張煌言追諡“忠烈”，入祀忠義祠，收入《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估計也是這些前明的文官士大夫的表現實在太過齷齪無恥，連滿洲人都看不過去了。比如在崇禎皇帝下葬時，連李自成都覺得讓那些前明舊臣去祭拜一下“前老闆”，甚至嚎上兩嗓子也是應有之意，所以並不阻止。可是當時在北京城上千大明官員的表現卻讓人齒冷：

“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睥睨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

後來清末時，留日學生在東京紀念明亡242週年，章太炎起草宣言稱：

“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願吾閩人，毋忘鄭成功；願吾越人，毋忘張煌言；願吾桂人，毋忘瞿式耜；願吾楚人，毋忘何騰蛟；願吾遼人，毋忘李成梁。”

國家危難之際，自然會緬懷和呼喚英雄。然而在太平盛世之時，我們更應該警惕和防範的，則是錢謙益、孫可望、吳三桂這樣還道貌岸然的潛藏在我們身邊的“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