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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病怏怏”的東漢：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次瘟疫，頻率之高令人驚愕
文/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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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漢朝時期，因為受限於當時的科技、醫療的發展水平等因素，對於瘟疫的認識遠沒有現在深入。通過史料能看到，東漢基本上每隔十年左右就會爆發一次瘟疫事件，頻率之高令人難以置信。
下面就來盤點一下漢朝有關於瘟疫的那些事。
（僅公元2年至185年就記載了10次疫病記錄）
在劉邦死後，呂雉執掌朝政的期間，改變了先前劉邦所堅持的一些政策。其中對於地處漢朝南疆的南越國，劉、呂二人的態度更是截然相反。
劉邦想要用懷柔的態度使南越國稱臣，但是呂后執政之後卻斷絕了和南越國的一切貿易交往，鐵器、牛羊等都禁止向南越國輸送。
（西漢疆域示意圖圖）
這讓南越王趙佗十分不滿，撕毀了先前和劉邦訂立的條約，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漢。呂后也毫不示弱，任命隆慮侯周灶率兵十萬攻打南越。
（當時的南越國領土）
但是周灶的士兵都是北方人，在進入嶺南地界之後十分不適應南方温熱潮濕的氣候，當時又正值夏天。周灶的士兵紛紛得病，成片成片的倒下，以至於他的軍隊在南嶺停滯了一年多的時間。
《漢書》中記載：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
這件事情也成為漢朝有記載以來第一起有關於傳染病的事件。
這次事件僅僅是發生在軍中，並沒有造成大規模傳染，有可能只是當時的士兵吃了不乾淨的食物或者直接感染細菌或者病毒引起，並不嚴重。
不過，自此之後，漢朝的傳染病事件就開始變得頻繁起來，長則三四十年，短則一兩年，就必定會發生一次大規模傳染病事件。
這些傳染病事件往往是伴隨着其他自然災害和戰爭一起發生的，所謂“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這與當時人們對於“瘟疫”的認識還不夠深入，並沒有在災害來臨之時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在漢景帝年間：
“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説明這次的傳染病事件是在地震之後發生的；
漢武帝年間，匈奴地區：
“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
説明這次是連續雨雪惡劣天氣影響下產生的疫病；
王莽篡漢之後，反抗他的綠林軍中也發生過：
“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綠林赤眉起義）
不過整個西漢時期都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瘟疫傳播事件，但是到了東漢時期，因為王莽篡漢、光武中興以及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使得瘟疫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傳播。
到了漢朝光武帝年間，曾經發生過一次持續三年的傳染病事件，甚至從漢朝的南疆一直蔓延到了北方的匈奴地區，從南到北貫穿了整個漢朝地區。
（漢光武帝畫像）
一、漢朝流傳範圍最廣的瘟疫
這件事情源自於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位於漢朝南方武陵郡的五溪蠻（當時南方地區少數民族總稱）發生暴動，光武帝劉秀先是派武威將軍劉尚前去剿匪，結果全軍覆沒。沒有辦法，只能啓用當時已經六十二歲的馬援為將。
到建武二十五年三月的時候，馬援率軍進駐壺頭。五溪蠻兵見勢不妙，開始居高憑險，緊守關隘。
馬援的部隊面對這種情況寸步難行，再加上種種客觀原因，軍中爆發瘟疫，就連身為將軍的馬援也被傳染：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
到馬援染病死後，軍中的士卒因為感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佔了總人數的一半還多：
“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濕多病，死者太半”。
不過這場戰爭還是很快就結束了。
除馬援外，剩下的將領見自己的部隊深陷瘟疫的泥潭，就想到了用假傳聖旨的方法招降五溪蠻。當年十月份，五溪蠻就向漢軍投降。
（伏波將軍馬援雕像）
就在隔年的建武二十六年，《後漢書·五行志·古今注》中記載到：
“郡國七大疫”
七個郡國發生很大的瘟疫。
這就很有可能是馬援的這支部隊在北歸的路程中沿途傳染所導致。
到了建武二十七年，北邊的匈奴也爆發了罕見的瘟疫，這場瘟疫還伴隨着旱災而來，使匈奴元氣大傷：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不中國之一郡”
瘟疫過後匈奴所剩的人口竟然還不到漢朝的一個郡。
由於缺乏切實的記載，我們只能從有限的字句中看出當時的瘟疫橫行之下的慘狀。
東漢時期缺乏對“瘟疫”的整體認識和有效的防控手段，很有可能受感染的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北上匈奴做生意或者進行其他活動的時候將瘟疫帶到了匈奴，然後蔓延到了整個匈奴地區。
由於這場瘟疫使匈奴賴以生存的畜牧業和種植業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為了爭奪有限的生產資料，匈奴內部甚至還爆發了嚴重的內亂：
“匈奴疾疫，自相紛爭”
（漢匈戰爭示意圖）
二、漢朝持續時間最長的瘟疫
在戰爭機器的傾軋下，無數的士卒暴屍荒野，這些屍骨就成為細菌和病毒的温牀與繁衍基地。所以在古代一場戰爭過後在沒有及時有效處理屍體的情況下往往會帶來一場嚴重的瘟疫。
發生於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瘟疫就是因為一場戰爭而對整個社會生產秩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古代戰場相關劇照-僅供參考）
在這一年，曹操派夏侯惇和臧霸南下徵吳，當到居巢之後“軍士大疫”。自此拉開了這場波及全國，且情況異常慘烈的瘟疫大幕。
曹操聽聞軍中發生疫情，急忙命令司馬朗（司馬懿兄長）去巡視，並且想辦法醫治染病的士卒。但是此次的疫情來得特殊猛烈，司馬朗剛到軍中便“遇疾卒”，時年四十七歲。
不單單是司馬朗，當時隨軍出征，身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桀也在軍中不慎染病身死。
（司馬朗劇照）
在此之後，這支軍隊就充當了一個“移動瘟疫散播器”的角色，到哪個地方便將瘟疫散播到哪個地方。
與曹軍交戰得東吳便是這次疫病的重災區。
《三國志·吳書》中記載“……重以癘疫，民户損耗”、“……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廢，徵賦凋敝……”等等。
就連為人熟知的魯肅也在這時去世，不知是否與這次疫病有關。
而曹植在《説疫氣》一文中更是詳細介紹了當時瘟疫肆虐之下人民生活得慘狀：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瘟疫之下的慘狀）
到了建安二十三年，這場瘟疫還沒有停歇，曹操面對這場瘟疫也緊急頒佈法令，企圖能夠對遏制這場瘟疫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這終究是一場空想，因為這場瘟疫已經擴張到了當時關羽鎮守的荊襄一帶。
在建安二十四年，呂蒙偷襲荊州，關羽被擒，本來這對於東吳來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卻沒有想到“是歲大疫”，東吳只能將荊州人民的租税都免除，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到了建安二十五年，瘟疫蔓延到魏都，這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稱天子。當時的曹丕還在鄴城，所以“……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可見到這時瘟疫還未完全平息下來。
（曹丕劇照）
甚至到了曹丕即位之後的第三年，即公元223年，還能見到“宛、許大疫，死者數萬”的記載。到了公元224年，諸葛恪率軍北伐，結果仍然是因為瘟疫而功敗垂成——“夏四月，圍新城，大疫，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
從建安二十二年算起，到公元224年為止，這場瘟疫總共持續了有七年的時間。
在這期間，“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王桀都於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再加上先前早逝的孔融與阮瑀，建安七子就此絕跡。
（建安七子漫畫形象）
三、關於瘟疫的影響
現在關於漢朝瘟疫的具體情況我們已經無從知曉，只能從有限的史料記載中窺視一角。但是僅僅是這一角也足以説明，在那個工業生產水平與居民生活水平都不發達的年代，瘟疫足以對當時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和家庭都造成滅頂之災。
當時的名士如徐幹、陳琳等“建安七子”以及王弼、何晏等人，多數在四十多歲的壯年就早逝，更遑論瘟疫之下的普通民眾。
由於漢朝末年連年動盪，瘟疫橫行，夭折短壽之人數不勝數。生存延壽的問題成為當時有條件的人孜孜以求的目標，導致了後來一大批的人煉製丹藥，躲避瘟疫，以求延年益壽。這其中又以“竹林七賢”和他們服用的“五石散”為代表，從而引發了一大批人跟風效仿，這才有了後來的“魏晉風流”。
（竹林七賢）
而瘟疫的橫行也直接導致了漢朝政局的動盪。公元182年，漢靈帝光合五年二月“大疫”，張角等人在先前就打着“太平道”的名義，用治病救人的方式培植自己的勢力。
這場瘟疫的爆發給了張角等人最好的藉口。
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3年，張角便發動了黃巾起義，從此拉開了東漢末年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
（黃巾起義）
戰爭與瘟疫之下，必然會導致人口的鋭減。在黃巾起義還未爆發的時候，即公元156年，漢朝曾做過一次人口統計：
“永壽二年，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人”
那時候漢朝總人口約在五千多萬人左右。
僅僅在一百年之後，公元263年，也就是魏國滅掉蜀漢的這一年：
“與蜀通計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魏國和蜀國人口加起來才不過五百三十多萬。而那時的東吳，舉全國之兵也不過十三萬二千。
而在公元140年的時候，南陽和汝南兩個大郡的户數加起來就有一百多萬，人口大約在四、五百萬左右。
無怪乎有人感慨：“……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三國鼎立）
四、結語
漢朝時期對於瘟疫的看法還停留在“天人感應”的階段，認為疫病災害的出現是因為在政治、德行和人事上做的不夠。所以主要採取的措施也在這些方面，比如對犯人實行減刑、大赦；罷免丞相、三公；改換年號等等。
也有一些諸如免費提供大夫診治、發放一定的救濟金、喪葬費；減免租賦；賜爵、給與糧食布匹等降低普通百姓生活壓力的舉措。
但是對於疾病防範方面的措施接近於無。並不能説他們對於及並不重視，只是受限於當時的客觀因素，無法從根本上掌握瘟疫的傳染機制，從而做出預防與救治。
只有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經過大量考證之後寫出一本《傷寒雜病論》，但是當時卻因為種種原因，使得他和這本醫書名聲不顯，在正史中並沒有為他書寫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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