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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2000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縣域教育”是中國教育的底色，是普通教育的基礎，這些學生的教育狀況關乎中國未來的社會面貌。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湖南一所“縣中”考入北京師範大學。2018年左右，她去縣裏做教師培訓，再次走進縣中。相比林小英讀書當年，縣域學校的硬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但是，由於被城市裏的超級中學和精英中學“掐尖”，再加上地方政府對教育規律的認知誤區等原因，縣中正在“衰敗”——課程和課堂甚至還不如她上學時。
這種現象讓林小英驚訝且困惑，於是她帶着自己的研究生開始到教育一線做調研。
調研中林小英發現，縣域教育失去的不只是生源，當教育改革越來越以優勢地區的優質學校為藍本時，當智慧校園、分層走班制、項目式學習等成為主流話語時，因客觀條件限制，縣域教育處在“失語”和“無能”狀態。因此，一些縣域教育改革表面上看似繁榮，但其內核——課程與教學——卻難有實質進步。
面對縣中的衰敗，地方政府也在想辦法應對。不少地方把學校建得很漂亮，以此展現政績。還有不少地方熱衷於辦“新貴”高中——建一所新的學校，給予特殊的招生政策，集中全縣最好的教育資源，想以此來跟超級中學和城市學校抗衡。這樣的教育發展方式，並沒有考慮當地學生和家長的實際需求，也沒有從國家戰略層面考慮縣域教育的責任和使命。相反，這樣做不但耗盡了縣裏的大部分教育資源，也耗盡了普通老百姓對教育最基本的信心。
縣域教育應該怎樣發展？出路在哪裏？
林小英認為，首先要改變的是教育評價的“一刀切”。縣域教育的發展必須“在地化”“情境化”，讓地方官員去制定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發展策略。何為好學校？何為好教師？何為好課堂？何為好教學？這些標準在縣域內需要重新定義。誰來定義？林小英説，我們的教育一線不缺少這樣有智慧、有經驗、有方法又有情懷的人。
有一次，林小英在陝西某鎮調研，當地十幾個校長聽説後自發結伴來找她。校長們説，這個鎮上留守兒童很多，成績好的學生基本走了，剩下的孩子需要的教育可能迥異於“精英教育”，他們可能要學會面對不能考入高校的現實，要為走向社會打基礎。
“您看我們這樣想是不是對的？這樣做行不行？”校長們眼巴巴地望着林小英。林小英非常贊同他們的想法、做法及勇氣，她説這是“守土有責”：老師們把心放在這一片土地上，好好想想這幫孩子到底需要什麼，怎麼才能把他們教好，與這些孩子“相互守望”。
近日，本報記者就縣域教育話題採訪了林小英。
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教育質性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管理與政策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教育政策、質性教育、教師教育、音樂教育。
中國教師報：最初，您去調研縣域教育，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林小英：教育改革不能只看最好的學校，教育不能只關注能考上“一本”的學生。基於這樣的立場，2018年我到一個縣裏去做教師培訓，就開始關注這方土地上的教育。
伴隨着新農村建設，農村學校的硬件基本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毫無疑問，這是偉大的進步。但是，過去20年，新課改、改造農村學校硬件、鼓勵大量年輕人到農村任教……這一系列政策都已經落實以後，有些農村學校的課堂依然“衰敗”。
中國教師報：課堂衰敗的表現是什麼？
林小英：教育最核心的東西並不是體現在學校多漂亮、技術多先進，而是體現在課堂上。我去學校，一定要進課堂。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一個教室裏面有三四十個學生，老師腰裏掛着一個小音箱，通過音箱傳出來的聲音很刺耳。我們總説，要回到教育的常識，但上述現象都不需要教育常識，只需要回到人的常識——人在這樣的噪音環境裏，一天聽8節課肯定受不了。
現在我們大力倡導集體備課，但集體備課也意味着“搭便車”，許多教師對教材根本就不熟悉；有了互聯網的便利，一些教師拿着現成的資源上課，大量的科學課實驗通過視頻進行了解，似乎可以理直氣壯地不讓學生動手實驗。
表面看來，這些地方的教育很繁榮，但是教育的內核——課程與教學卻是空的。這種空不是通過政策能解決的——政策是行政的角度，但不是教育的角度，合乎政策的東西還應該符合教育規律。
縣域教育處於“失語”狀態中國教師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林小英：教育是一個實踐性學科，單靠理論或理念很難把課教好，需要個人經驗的參與。所有教師都有了教師資格證，符合了職業標準，但也很難説他們的行為就真的符合教育學的標準。
現在的一些教育改革，對縣域的真實情況採取了“無視”態度。當大家都在倡導“智慧校園”“分層走班制”“項目式學習”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縣域教育怎麼搞？有沒有考慮過現實的條件約束？當把這種教育改革統一推廣到全國，等於把縣域教育“無能化”了，使得農村的師生在教育改革面前，還沒開口都已經不想説話了。但是，當他們想表達心目中的“好教育”時，只能選擇這些詞彙，只能用這種教育理念和概念系統所制約的一套話術——不用這套話術，你説的話沒人聽，也沒人聽得懂。這造成了他們的“失語”狀態。
中國教師報：面對這種“無能化”，縣域教育該怎麼辦？
林小英：有一次，我跟某縣中的學生通過視頻互動，他們問了一個問題：老師，我們跟大城市的學生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請問我們怎樣彌補差距？面對這個問題，我不知道該如何作答。我特別想告訴這些孩子，這樣的差距很難通過個人努力來彌補。可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什麼人給他們灌輸了這種“你要去追趕”的觀念？
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教育就是樹立一個榜樣讓他們效仿，要那麼簡單就好了。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樹立一個榜樣，是給他們設定了一個永遠夠不着的目標，僭越了他們的常識。
作為教育主政者和辦學者，要了解當地人基本的謀生方式，為他們所有不同的去向做好準備，這是學校必須做的事情。教育每一步都要為學生未來的可能性做準備。
中國教師報：你為什麼把有些縣域教育比作一個“賭局”？
林小英：賭局，是我在悲憤之中想到的比喻。教育領域充滿了不確定的因果邏輯，拿地方的公共資源下賭注，輸贏怎麼算？
調研時發生的一些事情讓我感覺到，不少地方拿教育改革做實驗，拿學校做實驗，但是沒有質詢機制和問責機制。不少地方把教育改革當“政績”，我們都知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我們耐不住性子等待結果的出現。
還有一些地方熱衷辦學，政府出地，房地產商出錢蓋學校，再找一所名校掛牌，一所“新貴”高中就誕生了。新貴高中享受特殊招生政策，集中全縣最好的教育資源，但往往在高考中也沒有令人滿意的表現。新貴高中不但耗盡了縣裏的大部分教育資源，也耗盡了人們對教育最基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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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師報：您認為，如何來破這個“賭局”？
林小英：我覺得還是評價標準的問題。
國家層面在出台政策或者評價地方政府官員時，應該特別貼合實際，讓政策真正能推動某一項事業的發展。比如對縣域教育的評價，必須“在地化”“情境化”，讓地方官員有動力去制定一些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發展策略。何為好的學校？何為好的教師？何為好的課堂？何為好的教學？我認為這些標準在縣域內需要重新定義。
對於具體的教育教學，政府真的要減少干預，主要起呵護作用。我覺得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不要經常主動指揮一線的校長教師“鄉村教育怎麼搞”，在告訴他們之前，至少先問問他們覺得應該怎麼搞。教育一線不缺少有智慧、有經驗、有方法又有情懷的人，他們對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其實挺清楚的。
中國教師報：對於評價，您有怎樣具體的建議？
林小英：我認為，一是分層評價，二是還原被評價主體的自主性。
分層，對於不同層次的教育要有不同的評價標準。教育可以區分教學、管理、行政等，相應的對應着教師、校長、局長等，對他們各自的評價應該是不一樣的。
評價教師評什麼呢？其實就是教書和育人，教書即能不能把知識教好，而育人應該是每個教師的責任。但是一些地方的考核標準，學科教師上完課就走，不是班主任就可以不管“育人”的事，這是對教師“教書育人”本職工作的巨大誤會。對校長要考核管理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資源分配的正義，比如讓最好的教師只教一個所謂重點班，這就是非正義地分配資源。對地方教育局長的評價，其實還是資源分配，涉及學校的佈局和布點。再往上的教育官員，應該管的是教育系統如何與其他系統之間相互兼容的問題。
尊重職業的本質特徵，是有效評價的基本前提。我覺得教師這個職業太不一樣了，教師的勞動是體力勞動，也是腦力勞動，還是情緒勞動，情緒不對的時候是教不好課的。一個教師老老實實教書，結果沒有文章評不了職稱，你還要求教師在講台上笑逐顏開，怎麼可能？因此，要還原被評價主體的自主性。我們總是覺得，如果不評優評獎，不搞績效，大家都會混日子，其實真不是這樣的。這裏我就不再展開講，我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分層與自主：重整中國基礎教育事業評價體系的縱橫邏輯》，專門論述過評價問題。
縣域教育的教師要與學生“相互守望”中國教師報：普通的教師在縣域教育的發展中扮演着什麼角色？面對縣中的沒落，他們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還是也可以有所作為？
林小英：對於不少縣域中學的教師來講，他們的職業成就感主要來自頂尖的學生。總有教師怪罪自己教不好是因為好學生都被“掐尖”掐走了。當這些學生走了之後，他們的元氣似乎就被抽空了。如果一個教師一直就只盯着好學生來教，那他的教育觀和學生觀是有問題的，當好學生走了之後，連他自己都瞧不起剩下的學生，同時他自己又被好學校的教師瞧不起，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有點兒“咎由自取”。
是有所作為，還是無奈地接受命運？我覺得關鍵在於他們如何做。
中國教師報：對這些教師，您有什麼建議？
林小英：我建議老師們不要焦慮，應該把心放在這一片土地上，好好想想這幫孩子到底需要什麼，怎麼才能把他們教好。因為，眼前的這些學生，將來最有可能留在當地生活，那些好學生更有可能會遠走高飛。所以，我説老師應該與這些孩子相互守望。
中國教師報：在此環境中，如何做一個優秀的老師？
林小英：不管什麼環境，不管遇到了什麼樣的學生，老師首先要了解學生，練就與學生打成一片的本領。不同階段的學生對老師的要求不同。如果我是小學老師，我會跟他們分享好吃的，一起去外面玩玩，看一看，走一走。小孩子就是要玩，在玩的過程中可以教許多東西，口算、識字遊戲、英語對話交流辯論都可以，教學未必發生在教室裏，到自然中去，農村有天然的條件。
如果是在中學當老師，一定要教他們何為規則，因為許多中學生畢業之後就走向社會了。一個好的中學教師要樹立權威，權威有的時候不需要教鞭，不需要戒尺，而是來自知識和個人魅力。一個好教師站到講台上，如果是個數學教師，你就代表數學，如果是個語文教師，你就代表語文。有了這樣的專業水平，學生能不願意跟着你學？
當然，簡單説説容易，做起來實在是難。
縣域教育應該為誰負責中國教師報：您對縣域學校的校長有何治校建議？
林小英：治校，首先要搞清楚學校輻射範圍內的事，涉及民情和社情：老百姓想要幹什麼？希望在哪裏？痛點在哪裏？
其次是瞭解學生的情況，每學期都要有一次學情調查。作為一個學校管理者，不瞭解學生，就不會知道如何施教。
還要做教師調查，要對每個教師的情況瞭如指掌，誰想生二胎，誰家老人卧病在牀，誰家夫妻分居兩地……校長一定要在學校管理上平衡經濟和情緒這兩方面，給老師以庇護。
許多校長會説，沒有成績在當地很難生存，但我總覺得你只要把這些孩子教得挺好，哪怕他們成績不是特別理想，家長也是認可的。有時候，我們用升學率、成績掩蓋了學校本身存在的問題，成績也讓教師和學校喪失了反思的可能。
中國教師報：對於縣域教育的現狀和未來，您有什麼思考和建議？
林小英：教育發展，國家有統一規劃沒錯，但是一個地方教育事業的發展，一定要“在地化”和“情境化”——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責任田”。
我們既然是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那一個縣域的教育管理、所有學校就要為當地的老百姓負責——怎麼對最好的學生負責，怎麼對中等的學生負責，怎麼對落在後面的學生負責。
我們無法阻止家長把最優秀的孩子送到外面讀書，但一定要看到，中間和底層的孩子是走不了的，他們都是普通人，將來最有可能成為成就中國“世界工廠”美譽的全世界最優秀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大部分還要回到本地定居，縣域教育要研究怎麼對這些人負責，對他們不負責就等於是對這個縣域的未來不負責。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教師報”（ID：zgjsbqmt），作者馬朝宏。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