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這句話概括了文臣武將對於江山社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太平盛世，文人的作用更是非常巨大，這一羣體的強盛往往有助於解放思想，推動社會的進步。
就如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正是由於知識分子羣體的帶動，才讓中國的青年們有了嶄新的面貌，讓中國新青年誕生。如果説魯迅、胡適、老舍、巴金等人是在“前線作戰”，那麼接下來要説的這位，就是居功建偉的幕後人物。
他就是我國近代出版界著名的泰斗級人物，張元濟。張元濟絕對是近代第一批知識分子，他是清末的進士，之後還參加了維新變法，在變法失敗後，張元濟被革職，之後進入出版界，將自己的餘生全部奉獻給了出版業。
從維新變法這件事情上，讓張元濟明白了一個道理，任何改革如果強加在無知與冷漠之上，都會失敗。所以，他認為一定要先開始改變教育，轉變整個社會對知識、教育的風氣，才能為變革提供穩定的環境，平穩的取得進步。
所以，張元濟選擇了與教育緊密相關的出版業，他積極推進着中國教育制度的革新，主持將國外的經典著作進行翻譯，並在國內出版讓其傳播。比如説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等等。
除此之外，張元濟還重用了一批“新人”，他認為新時期就要辦新事，他革新了《小説月報》，這才讓矛盾、巴金、老舍等人走上了文學的舞台，讓他們有了機會表達思想。
張元濟廣集人才，竺可楨、陳布雷等人也都有受過他的提攜，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如同蔡元培建設的北京大學一樣，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云集的一片沃土。
建國前夕，張元濟同主席、各位元帥一同參觀了天壇，在參觀期間，主席對張元濟講，當年自己還讀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學到了許多，還將那本出版的《辭源》放在牀邊，時不時都要翻閲。
主席對他多年來做出的貢獻十分認可，並誇讚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都是有利於人民的精神財富。後來西藏和平解放，張元濟有感於此，還給主席寄信，寫了《積雪西陲》等詩歌，兩人互相回信十幾次，可見知己之間的感情。
甚至在建國後上海籌建文史館時，主席一度推薦張元濟，對張元濟講：“這個館長非你莫屬。”可見張元濟的才學、底藴都受到了主席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