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武帝年間，有個名字叫作不準的盜墓賊，在汲郡搞了一筆大生意。他盜掘了一座戰國時期的陵墓，其主人乃是魏襄王，戰國時期魏國的第四任國君，信陵君魏無忌的爺爺。所以不準盜的乃是一座諸侯王陵，而且是戰國時期雄踞一方的魏國王陵，比起後世的王侯含金量可以高太多。
王陵被盜後過了幾天，官府才得到消息，匆匆派人趕到。然而，此時不準已經將墓室盜掘一空，留下一片狼藉。當地官府一邊派人通緝捉拿盜墓賊不準，一邊收拾王陵現場，對其進行保護性發掘，畢竟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沒想到，還真有意外收穫。當時官府在整理被盜墓地現場的時候，在墓室裏面發現了許多被燒過的竹簡殘片，上面都刻有文字，且皆為古文。這可不得了，對於盜墓賊來説，他們更為看重墓中的陪葬財物。而對於專業的史官來説，裏面帶有文字記錄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當地官員也意識到，這些竹簡應該是有價值的歷史文獻，於是將情況上報給了朝廷。當時的晉武帝對此非常重視，立即組織人手清理發掘墓中竹簡，並且派出了一個非常專業且權威的考古團隊，參與竹簡的整理以及釋讀工作。
這個團隊的負責人是荀勖與和嶠，二人在當時分任中書監和中書令，相當於皇帝的秘書，掌管宮內的圖書機要。而團隊成員們則就更厲害了，文壇名宿束皙、史圈大佬傅瓚、書法名家衞恆……幾乎是彙集當了相關圈子裏面的高手大家。
而經過他們的整理和解讀，最後確定這批竹簡應該是一部官方史書，或者説歷史資料。由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整理或編撰，記錄了大量的先秦歷史。當時傅瓚他們將這批史料，以當時的文字考訂釋意，按年編次，最後得到了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由於竹簡出土於汲郡古墓，所以也稱《汲冢紀年》。
昔日秦國統一天下，秦始皇收六國編史於秦王宮，後遭項羽一把火給燒掉了。當然，也有説法稱，當初秦始皇收書之後，便發佈《焚書令》，全數燒之。不過，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討論是誰燒的，因為結果都一樣。那就是秦朝滅亡後，幾乎沒有先秦史籍傳世了，而《竹書紀年》的出現則是彌補了這一空白。
作為魏襄王時代的史書，其成書時間比司馬遷著的《史記》還要早二百多年。在這段時間裏，各國湮滅，大火肆虐，先秦史料遺失殆盡。很顯然，司馬遷的史料來源，無論可信度還是豐富程度，都不如《竹書紀年》。
所以，《竹書紀年》應該是有着很高的歷史研究價值的，尤其是在先秦歷史這一塊，堪稱權威。然而，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部書卻被史學界批為異端，為歷史主流所不容，甚至於一度被禁。
究其原因，乃是《竹書紀年》所載的內容過於顛覆，其在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上，都和以《史記》為代表的主流史書大相徑庭。
比如《史記》中的堯舜禪讓，在《竹書紀年》裏面卻成了政變篡位：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堯的兒子），使不與父相見也。
其大致意思就是，舜把堯囚禁起來，然而搶了他的位置。後來又流放了堯，還不讓堯的兒子朱丹去見他。同樣，後面的舜禪讓給禹，也是一場政變。當初舜奪取政權之後，開始剷除異己，禹的父親鯀與其他幾位堯時代的老人，慘遭殺害，還被安上了“四凶”的名頭。禹為父報仇，據夏地抗擊舜，最終將其擊敗，並將其流放蒼梧。
再比如《史記》中為臣之典範的古代先賢伊尹，其輔佐太甲治國，用心良苦。商王太甲本是暴君，伊尹將其流放，令其改過自新。七年後，太甲勞改完畢，伊尹還政於太甲，繼續為其效力。在《竹書紀年》中，伊尹卻成了一位篡位權臣，他流放商王太甲自立，後來被太甲所殺。“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幾乎是將後世人印象中的古代先賢們給來了一次大換臉，而我們所津津樂道的道德典範，也都成了一個個陰謀故事。滿篇的“囚”與“殺”，將那些人們稱頌讚揚的道德典範，變成了一個個自私自利的現實爭鬥，為後人展現了一個充滿了血腥和陰謀的上古時代。這不僅僅是對在顛覆主流的歷史認知，更是在否定現行的道德傳統。
《史記》所代表的主流觀點，乃是宣揚先賢們的道德禮制。而《竹書紀年》所表現出來的觀點，則是在毫無保留的表現權謀慾望。這並不符合儒家思想，自然會遭到作為主流的儒家歷史學派的否定。
不過話説回來，雖説《竹書紀年》的內容有些顛覆三觀，但從人性、邏輯的角度來講，卻又合情合理。以堯舜禹禪讓為例，在那個文明初建的上古時代，人們缺乏生產物資、沒有道德約束。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才應該是主旋律。然而在《史記》中，他們智慧、儒雅、高尚，道德水平遠勝於後人，這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難道人類的發展倒退了，從文明走向了野蠻，由儒雅走向了血腥？
當然了，僅僅以所謂人性邏輯，不足以證明《竹書紀年》不是“偽史”，更不足以推翻《史記》的觀點。
因為《竹書紀年》本身就存在一個真實性的問題，其在出土之後，有過數次的遺失、編撰，再加上主流史學派的排擠，不為人所知。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已經不是衞恆他們考證整理的原始初稿，而是多方整理後修訂版本，裏面到底有着原本《竹書紀年》的幾分內容，不得而知。
此外，《竹書紀年》的立意動機也值得懷疑，因為其出自戰國時期的魏國。魏國得立，本身就是依靠以下犯上，所謂三家分晉，其實就是晉國的趙魏韓三卿瓜分了自家主上的地盤。按照傳統禮制，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簡而言之就是得國不正。從這個角度來看，《竹書紀年》的反烏托邦，很可能就是魏國史官為了宣揚篡位犯上的合法性。
當然了，對於《竹書紀年》，我們甚至可以將其認為是法家史學派的代表作。咱們都知道，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派都在為自己的思想學説尋找依據。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認為君主必須加強集權，否則即使再賢能，也會有被推翻的危險。這正好與《竹書紀年》的一些記載不謀而合。
事實上，像《竹書紀年》裏面的內容，在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裏面，是有着較大市場的。比如《韓非子·説疑》就曾記載。《韓非子·説疑》：“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三晉本為法家起源之地，那麼《竹書紀年》作者傾向篡奪也不足為怪了。所以，我們也有理由懷疑，《竹書紀年》所記載的歷史，乃是為了宣揚法家學説而存在。如此一來，想要用《竹書紀年》去推翻《史記》，就有些站不住腳了。畢竟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你信法家的學説，憑什麼不信儒家？
説到這裏，倒是讓我想起了一句話：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沒有確定證據之前，孰是孰非，只能見仁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