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大學排名標準的關鍵，在於迴歸常識
近日，中國多數知名高校宣佈退出國際大學排名，引起人們的關注。高等教育發展到底需要怎樣的評價標準，關係到一個國家最優秀的人才培育和學術建構，不能不予以重視。調整原有評價排名之後，我們又如何有效衡量未來的高校建設？本文指出，一流大學建設與治理，首先需要回歸常識，在認識世界一流大學共性的基礎上，理順研究氛圍及治理結構等多方面的邏輯。我們推出本文，以供讀者參考。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誌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閻光才（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原標題為《迴歸一流大學建設與治理的常識》，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其實，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既然它是世界性的，就總存在一些共性，否認共性僅強調差異性，也就不存在“世界”這樣的限定詞，甚至是否為他者認可的“大學”可能都會成為一個問題。因此，論及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與治理，首先就必須理清楚究竟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共性”，這是一個最為基本甚至是常識性的問題。
從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到如今英美知名大學的特徵來看，世界一流大學的共性大致包括如下方面：培養一流（高層次拔尖）人才；學術底藴與基礎紮實的學科與研究支撐；實力雄厚的師資力量；相對充裕的科研經費以及其他有形資源的支撐；具有前瞻性視野、善於審時度勢和掌握靈活策略來獲取資源且有效將其利用的領導與治理制度安排。
上述幾個方面存在一種彼此勾連、環環相扣的內在邏輯，前者為果，後者為因，缺失中間任何一個環節都辦不成一流大學。整個連環的最終結果是一流的人才與科研成果，但它的首因是資源從何而來，以及如何獲取和有效利用資源的領導與管理制度安排。但最終結果與首因之間，也存在一種有機關聯，因為制度的設計目的即價值預期總要關聯到人們如何理解一流人才和高水平成果，以及資源如何有效利用才能達到價值判斷的問題，如此就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
換言之，如果我們要審視一所大學是否能夠成為一流，在理念層面，上述各個議題之間存在一種正向的演繹邏輯，彼此之間存在派生關係，前者衍生出後者；但是，在操作層面上，卻是一種反向的實踐邏輯，因為沒有後者為前者提供支撐，一流大學就永遠停留在水月鏡花的理念層面上。由此，我們不妨看看世界一流大學在上述各個環節中的共性如何。
（一）良好的研究文化與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基於經驗與事實不難發現，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一般具有如下特徵：儘管承擔水平程度不一的本科人才培養任務，但高水平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養更符合一流大學的特徵。美國眾多私立文理學院的本科教育品質很高，但它難被公認為是一流大學；很多州立大學本科質量一般，但因為有高質量的研究生教育而躋身世界一流；唯有少數兼顧本科與研究生教育的私立大學，以其全方位的優質表現而少有爭議地處於金字塔的塔尖。
研究生教育的層次本身並不是一流大學的標識，毋寧説它代表了一流大學所特有的研究資源、氛圍與文化。它會讓所有人包括本科生受益，正如我們所領悟到的，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發展軌跡呈現如下特徵：中世紀以教師講授為主，到了德國則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與研究一體化模式，即把教師的研究作為人才培養手段，而進入現代，則是強調學生參與的教、學、研融和模式，當下國際知名高校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強調教、學、研、創共融共生，所以我們才看到斯坦福和MIT不僅培養了大批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且還湧現出大量高層次創業人才。研究在如今世界一流大學中已經成為人才培養過程甚至溢出教學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它不僅僅是研究生的本分，也是本科優秀人才培養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論一：世界一流大學的表現特徵之一是，它一定擁有良好的研究氛圍與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教育。
（二）學術底藴深厚與基礎紮實的學科支持。卓越研究生與本科人才培養，需要藉助豐富的研究資源與良好的研究氛圍。學科與專業是人才培養的單元，也是其得以實施的底層結構。本科專業需要學科提供課程資源，而學科建設則主要靠研究實力與基礎來支撐。學科水平固然不能與研究水平直接畫等號，但是，沒有研究水平，學科乃至大學肯定難稱一流。那麼，究竟如何衡量研究水平？就目前而言，我們似乎對各種論文發表、引用以及ESI的位次等情有獨鍾，但是，這種指標化的最大誤區在於它並沒有反映科學研究活動的實質。
衡量科學研究質量存在三個價值維度：是否是特定領域中的突破，如重大發現，它代表智力性的貢獻；是否帶來產品、技術、方法、手段以及工藝上的創新，它反映為知識應用與轉化的貢獻；是否通過研究培養出一批高層次的人才。可以説，縱觀全球，沒有基礎領域重大發現的如諾貝爾獎級別的研究成果，不能夠承擔最前沿領域研究的大學，很難號稱為世界一流大學。ESI等指標從來不是這些一流大學的追求目標，而不過是高質量成果的自然外溢。在應用研究領域，一流大學也表現極為突出，它不僅把實驗室的成果轉化為外在高回報的社會福利，而且在應用過程中不斷受到啓發而產生新問題，進而拓展為新的研究領域。
簡言之，一流大學的科學研究更多應該是開山鑿石，而非僅僅鋪路。數量巨大的論文成果，如果沒有開拓性的重大發現與技術突破，是否是簡單的重複性勞動且不説，充其量就是鋪路石。
結論二：世界一流大學的表現之二，它專注於重大發現與重大應用難題的突破，而非簡單數據表現。
（三）雄厚的師資力量。高水平的研究自然需要有高智力與一心向學的教師來承擔，一流大學中的教師的確是教學者，但他們是卓越學者型的教師。美國19世紀下半葉尚處於初創期的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迅速崛起，就在於它們能夠從全美乃至歐洲遍攬世界最為著名或最有潛質的科學家與學者，求精而不求多，並提供優厚的待遇和足夠的自由探索空間。
進入20世紀，這種攬才方式漸成制度乃至傳統，它推崇實力至上，以準市場化的方式撬動知識和思想市場的開放，因而，不僅促成了全美最為優質智力資源的有序流動，而且吸納了全球最優秀人才的加盟。如今我們頻繁談論一流大學內部的學科建設話題，所有探討如果偏離了卓越人才智力資源發揮這個核心，所謂一流就根本無從談起。一流的大學一定是國際高水平人才匯聚的中心，這才是我們常言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本質。外籍教師與留學生數量多少僅僅是標，而質量才是本。
結論三：世界一流大學的表現之三，它的核心在於擁有最為卓越的智力資源。
（四）多渠道的經費來源與相對充實的研究資源。卓越的師資力量需要有相對優厚的經濟待遇提供穩定工作與生活保障，需要有良好的研究設備設施以及經費資源提供研究支持。大致觀察一下眾多世界一流大學的經費來源渠道，不難發現其共同的特徵是經費來源渠道極為多樣化。政府固然是高校經費尤其是基礎研究經費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大學得以維持其運行的更多經費源於其他。
以哈佛大學為例，2016年度其收入來源中來自聯邦政府（包括競爭性研究合同撥款）的僅為26%；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2017年度可支配性收入中來自聯邦、州與地方僅佔24%；牛津大學2016/2017年度經費收入中，政府資助為14%，研究合同經費佔41%。我國的清華大學（2016）與北京大學（2015），政府財政撥款（不包括科研經費與學費）分別為31%和45%。經費過度依賴政府以及渠道的相對單一，弱化了高校的財政彈性，甚至束縛住了手腳，約束了高校自主發展的空間。因此，如果沒有相對充裕的經費，在資源管理與使用上沒有足夠的自我掌握空間，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恐怕步履維艱。
結論四：世界一流大學的表現之四，它具有多渠道經費來源與經費使用的相對自主。
（五）領導體制與治理結構。回溯歷史，無論是德國還是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都帶有時勢造英雄的意味。沒有一代思想家如費希特、洪堡、施萊爾馬赫等人的開創性辦學理念以及親力親為，恐怕不會有當時德國的研究型大學；而沒有受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啓發而主導19世紀下半葉美國大學創辦與改造的眾多傳奇校長，如霍普金斯大學的吉爾曼、芝加哥大學的哈珀、康奈爾大學的懷特以及進入20世紀後的MIT校長康普頓、副校長布什，斯坦福大學被稱為硅谷之父的副校長特曼等，恐怕也不會有如今依舊處於鼎盛期的眾多美國研究型大學。因此，特定時期校長的辦學理念與思想、開拓實踐的意志、縱橫捭闔的領導策略對一流大學建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他們不僅塑造了研究型大學本身，甚至影響政府政策導向，締造了一個國家的研究型大學傳統。對外不遺餘力爭取資源，不斷吸納卓越人才；對內尊重學術自主與自由，為富有好奇心、勃勃雄心的人才創造事業發展機遇與空間，是具有卓越領導力與號召力的傳奇校長共性特徵。因此，如果從實踐邏輯角度來審視，一個具有開創性且深諳和尊重學術規律、擁有強大外部公共關係協調能力的領導核心是一流大學建設的首因，也是圍繞上述事項確立有效治理結構的首要環節。
因此，化繁為簡，迴歸常識，在當前雙一流特殊境遇中，我們一流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創新的關鍵點在哪裏也就一目瞭然，即領導體制是核心。
結論五：世界一流大學的表現之五，有遠見與高效的領導核心與相應體制是關鍵。
最後，或許有必要特別強調的是，領導不是專斷、治理不是管理，目前普遍流行的規劃導向、績效取向、指標關注所體現的是管理活動的邏輯，而未必符合學術組織運行的邏輯乃至學術活動的內在規律。它或許能夠達到數量提高的目的，但是，對真正的學術創新卻可能有巨大的隱患。一流大學所謂的善治，應該是管理邏輯服從學術活動規律，而非凌駕其上。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雜誌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閻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