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九年的詩人
一
大唐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這一年直到冬至日之前，比往年也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南衙（朝官）北司（宦官）之爭還在發酵，朝官中的牛李黨爭也仍在繼續。對唐文宗來説，尾大不掉的割據藩鎮畢竟離朝廷很遠，他最頭疼的就是朝臣之間無休無止的黨爭，他感慨道：“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他對黨爭的厭煩，使得朝官中的第三股勢力趁機崛起，這就是通過宦官而上位的鄭注、李訓等人。
鄭注本是江湖遊醫，醫術高明，辯才亦高，由宦官薦舉給文宗，之後一路暢通。李訓乃奸相李逢吉之侄，當年臭名昭著的“八關十六子”之一，因罪流放，遇大赦而還，李逢吉給他錢財賄賂鄭注，鄭李二人一拍即合，但親密而有間。他們善於揣摩皇帝心思，開始排斥兩黨。鄭注身材矮小，眼睛下斜，而李訓身材偉岸，相貌堂堂，因此，李訓爬的比鄭注還要快。
大和八年開始，口碑不佳但能量巨大的李訓、鄭注成了政治暴發户。他們先是拉牛黨領袖李宗閔復相，排擠走了李黨領袖、宰相李德裕，接着在大和九年又把李宗閔一干人等藉故貶走，這年九月，李訓終於當上了宰相。唐朝宰相一般都有三四個，其他幾個宰相也算自己人。大權在握，自然開始貶斥反對過他們的官員，只需扣上朋黨的大帽子就行。杜牧有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潛身九地底，轉上青天去。操持北斗柄，開閉天門路。”史書也記載“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一時間人人自危。幾家歡樂幾家愁，被貶斥者和暴發户們似乎都忘了“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這個道理。
大和九年，按照唐史的劃分，還屬於中唐。
中唐的詩壇，執牛耳者是元白詩派，代表人物是元稹、白居易、李紳等；其次是韓孟詩派，代表人物是韓愈、孟郊、賈島等；還有寫山水田園詩並稱的韋應物、柳宗元；自成一家的還有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等人。其中元稹、韓愈、孟郊、韋應物、柳宗元、李賀等人已經去世，大和九年還健在的詩人中，最著名的便是白居易和劉禹錫二位大佬，但英雄暮年優裕閒適的唱和生活，並沒有產生幾首眾口傳誦的好詩。
反倒是晚唐最著名的三位詩人，杜牧、李商隱和温庭筠，在這一年正值青春華年，英姿勃發，或是纏綿悱惻的愛戀，或是血氣方剛的正氣，都展露出了出眾的才華，預示着詩壇新生代的崛起。
二
大和九年時的白居易已經64歲了，定居東都洛陽已有6年。這年九月，朝廷讓他當同州刺史，他辭病不拜，他真的不想離長安太近。於是十月，又改授他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當年因朝中朋黨傾軋，被貶江州司馬，他“兼濟天下”的雄心從此變成了“獨善其身”的心態，大膽敢言、批判諷刺的新樂府詩也不寫了。後來乾脆寧願一直外放，也不願回到風起雲湧、波譎詭異的政權中心。
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陽，官越做越大，事越來越少，俸祿越來越高，用他發明的詞叫“吏隱”。分司東都的官員多少有些遠離長安的失落，但也有京城所稀缺的自由灑脱，不管是當過宰輔的裴度、牛僧孺還是李德裕，也都是詩人，在洛陽時常常與白居易、劉禹錫等人宴飲唱和，洛陽的文學風氣甚至一度強過了長安。
大和九年的李紳，這位開創了新樂府詩的憫農詩人，因與李德裕交好，也被李訓貶到了洛陽，加入到了分司東都的詩人羣中，找到了久違的平和和詩情。
大和元年，劉禹錫、白居易二人同在洛陽為官時就多有唱和，出過幾卷《劉白酬唱集》。大和九年的劉禹錫本來當着蘇州刺史，白居易推辭不就的同州刺史，朝廷讓他去當，他二話不説就上路了。備受打擊、多番起落的他心態一向不錯，比白樂天更樂天，比生死之交柳宗元多活了23歲。第二年劉禹錫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將劉白詩人羣的交遊酬唱活動推向了高潮，“當時名流皆從之遊”，讓在京城長安擔驚受怕的詩人官員好不羨慕。可是，我們從這些酬唱詩中很少看到百姓的疾苦、時局的不安。
大和九年的春天，32歲的杜牧從十里揚州的牛僧孺幕府辭別，回到了故鄉長安任監察御史。臨行，他寫下了著名的《贈別二首》贈與一位喜愛的歌女，讓人想起當代寫知青回城的歌曲《小芳》。不管怎樣，荒唐而美好的揚州歲月結束了，五年“英俊沉下僚”的幕府生涯結束了，他回到了國之中央，正要大展宏圖。四月的一個夜晚，雷電交加，狂風大作，正殿旁的千年老樹被吹倒，杜牧認為這是上天對鄭注李訓擾亂朝政的告誡。面對紛亂的朝政，他與友人一起彈劾這兩位投機政客，不承想鄭、李二人成功上位，且睚眥必報，友人相繼被貶蠻荒之地，好友李甘死於被貶路上，杜牧為求自保，託疾改任監察御史分司東都。
杜牧雖到了洛陽，卻與詩壇大佬白居易老死不相往來。白居易喜歡提攜後進，曾經對年輕的李商隱極為欣賞，杜牧詩名未顯，理應去拜拜碼頭。可他不但不拜，還很鄙夷元白詩體。他推崇李杜詩、韓柳文，為李賀集寫序推舉李賀，卻就是看不慣流行的元白體，説“有元、白詩者，鮮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淫言媟語……不可除去”。據説，除了詩風不對路，還因為元、白曾壓制過杜牧欣賞的老詩人張祜。
這一年秋日的一天，杜牧在洛陽酒宴上重逢當年在宣城愛戀過的美麗歌女張好好，當時她嫁與豪門，而今卻流落江湖、當壚賣酒。杜牧震驚得説不出話，張好好卻強作歡顏，關切他的現狀，問他為什麼事煩惱得生了白髮，為什麼還和當年一樣落拓？“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讀到這裏，我都忍不住為這位十八九歲可憐的歌女感動落淚，何況當事人、多情的杜牧？他在長詩《張好好詩》最後寫道：“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大和九年，比杜牧小9歲的李商隱上濟源玉陽山東峯學道，在靈都觀裏，邂逅了陪侍公主的宮女宋華陽，“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才子佳人迸發出的愛，誰又能擋得住呢？兩個多月後，這段不為禮教和清規所容的感情被無情地掐滅了，宋華陽別無選擇，一步三回頭，隨公主當了女道士。無望的愛情，讓深情的李商隱深深傷心。他的名作《無題》詩即作於此時：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這一年的李商隱情場不順，赴長安參加科舉也不順，於是回到家鄉鄭州。秋日的一天，他登上好友蕭浣所建的夕陽樓，想到好友剛被貶官，而自己更是前途渺茫，寫下了一首詩《夕陽樓》：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
欲問孤鴻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大和九年的時光終於來到了年尾的冬至，冬至一陽生，是二十四節氣之始。當時李、鄭等人貌似控制了朝政，趕走了老朋黨，形成了新朋黨，甚至下手對付提拔自己的宦官也卓有成效。二人信心十足，向文宗提出誅滅宦官、收復河湟、清除藩鎮的大計，這幾個難題都是想有所作為的文宗心頭之痛。有了皇帝的支持，他們勇氣爆棚，也不管新提拔的官員根基未穩，就準備盡誅宦官。
大和九年的11月21日，傳統冬至這一天，李訓等人以天降甘露的吉兆為名，邀文宗及眾宦官去觀賞，並讓金吾衞士提前埋伏好。可惜用人不當，隊友演技太差，被仇士良等宦官發覺，文宗被太監劫持。當宣政門的大門關上，羣宦高呼萬歲時，李訓等人才明白大勢已去，功虧一簣，真可謂差之毫釐、失之頭顱。之後掌握禁軍的宦官以謀反的罪名血洗朝臣，不知情的其他三位宰相也被滿門抄斬，李訓鄭注等新勢力更是被連根拔起，牽連無辜甚廣。長安亂了二十餘日，被殺者三千餘人，長安城的強人惡少也趁亂殺人剽掠、相互攻打，以致塵埃漫天，一幅末日景象。這就是大唐著名的“甘露之變”。
大和九年末的長安中央朝廷，班列再次為之一空，史書稱“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唐文宗也無奈説：“漢末受制於強諸侯，朕今受制於家奴。”
甘露之變對大唐的命運影響深遠，敏感的詩人們當然也不會例外。
韓孟詩派的重要詩人盧仝，是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的嫡系子孫，布衣隱士，有“茶仙”之謂，偏偏那晚留宿宰相王涯家中，被無辜牽連而遇害。他的好友賈島為此寫下《哭盧仝》一詩，“長安有交友，託孤遽棄移。”臨刑的盧仝向賈島等友人託孤，可憐的他成了這一年命運最慘的詩人，如果不算王涯詩人身份的話。
甘露之變當天，白居易正在洛陽遊香山寺，後幾日，聽到宦官腥風血雨屠戮無辜的消息，驚懼之餘，也慶幸自己遠離長安的先見之明，作詩云“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請君休説長安事，膝上風清琴正調”。
他的好友劉禹錫這時剛當了一個多月的同州刺史，那兒離長安更近，他對此事也更感震驚，不久便申請調任東都，從此也不復政治熱情，當年永貞革新的豪邁已成陳年往事。他的《有感》詩中對被屠戮的宰輔表示了同情，但也不敢公開譴責濫殺無辜者。
甘露之變發生後，同在東都的杜牧除了僥倖免禍的後怕，還有對鄭注、李訓等人的猛烈批判，對其他朝臣卻避而不談。他此時的心情是“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存。隨行唯跼蹐，出語但寒暄”“如何牛鬥氣,竟作炎荒土”，他儘管也曾氣衝斗牛，但望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漸漸隆起的腹部，最終還是選擇顧左右而言他。
以前的黨爭最多影響一時的仕途，現在恐怖血腥的朝政卻可能隨時送命。朝官上朝前都要和家人泣別，不知晚上能不能回來。在外的官員，聽到調回京城，不但不開心，反而要託病不就了。全身遠禍成了官員的共同心願，噤若寒蟬也就顯得如此正常。
但也有詩人敢於替被枉殺者鳴不平，年輕的温庭筠當時剛到長安，在肅殺的政治氣氛中，他寫了《過豐安裏王相故居》《題豐安裏王相林亭》兩首詩，悼念被殺的宰相王涯。詩人許渾也寫了《甘露寺感事貽同志》悼念被殺的恩師、宰相賈餗。
這個寒冷的冬天似乎也比往年更冷，凍得人瑟瑟發抖，如果可以，我想備受宦官欺凌的朝官寧願冬眠也不願上朝吧！誰知在這萬馬齊喑的環境下，竟有一位不屈的詩人發出了這一年的最強音。他是何人？居然是給人印象比較內斂、詩風像夜鶯一樣婉轉的李商隱。這位學杜甫學得最好的學生，用史詩般的詩歌和頑強的意志，給中晚唐之交的詩人們挽回了顏面。
四
李商隱又受杜甫影響很大，自然不會在這場影響深遠的事變中沉默。他從這一年個人愛情和前途的苦悶中掙脱出，抬起頭來注視籠罩在頭頂的烏雲，陷入對大唐命運的深深擔憂，開始認真思考國家、政治與社會問題。
他寫的《有感二首》明確註明“二詩紀甘露之變”，詩中，他敍述甘露之變的情況，憤怒地控訴宦官統領禁軍濫殺朝臣，“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他還責備鄭李兩位野心家，甚至連皇帝也敢於批評，發出了正義之聲，堪稱杜甫般的史詩。他還意猶未盡，寫了《重有感》，希望上書皇帝指責奸臣的節度使劉從諫出兵剷除宦官。
數月後的春日，他重到長安科考，這次考中了，但他沒有太大的喜悦。他特意到曲江轉了轉，果然曲江人跡稀少，長安陰風陣陣，他想到安史之亂中老杜的《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與此情此境多麼相似啊，於是寫下了《曲江》一詩：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陽春意未多。
第二年，做了官的李商隱又寫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的長詩，與老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有異曲同工的深刻與吶喊：
巍巍政事堂，宰相厭八珍。
敢問下執事，今誰掌其權？
瘡疽幾十載，不敢抉其根！
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
……
我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額出鮮血，滂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書，廝養為將軍。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聞。
好一個“瘡疽幾十載，不敢抉其根”，好一個“使典作尚書，廝養為將軍”，估計神策軍的宦官頭子不懂詩歌，否則李商隱的麻煩就大了。我終於理解了晚年的白居易為什麼那麼看好李商隱。當時李商隱籍籍無名，但白居易看到他的詩，大為驚奇，認為他日後詩才不可限量，同時感慨自己暮氣沉沉，竟説出願死後託生做他的兒子這種話。李商隱雖然一輩子沒當成高官，“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但他胸中自有膽氣和豪氣在，成為唐代繼白居易之後最偉大的詩人也是必然的了。
順便一提，大和九年，與賈島並稱“賈姚”的詩人姚合編了一部唐詩選集《極玄集》，收錄了21位詩人的一百首詩。除了盛唐的王維和祖詠，其他入選詩人都屬中唐，居然沒有我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箇中唐大詩人。他選擇的標準是“極玄”，要的是平靜、淡泊、玄奧、向內心開拓的詩歌，沒選一首描寫現實社會的詩歌，也沒有一首體現盛唐、中唐自信豪邁精神的詩作，這似乎是在給晚唐詩歌奠定基調。
大和九年年末的這場甘露之變，結束了中唐的歷史，一個多月後的新年，京城沒有一絲喜慶氣氛，唐文宗改元開成，晚唐正式登場。宦官專權、黨爭劇烈、藩鎮跋扈成了晚唐政治的主旋律，詩人們對此無可奈何，似乎也只有向內心深掘這一條路可以走寬了。儘管李商隱、杜牧、温庭筠、韋莊等人時不時想糾正一下，寫些詠史詩或敍亂離的名作，可還是改變不了晚唐詩人的精神格局和氣象，正如眼睜睜看着大唐大廈之將傾，卻誰也挽救不了。作於201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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