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16年，周武王病危，恐懼的氣息在朝臣之間迅速蔓延。
為什麼司馬遷筆下伐紂滅商，大封諸侯，開創了太平盛世的西周君臣會心亂如麻？究竟是誰給他們造成了這麼嚴重的威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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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16年（據柏楊《中國歷史年表》），也就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兩年之後，西周都城鎬京傳出了周武王病篤的消息。
“武王病危，大廈將傾”，這條流言就像瘟疫一樣迅速地在鎬京城裏蔓延開來。
一旦武王真的倒下，新生的西周王朝是否會重新被拖入戰爭與動亂的泥潭呢？
這樣的憂慮讓朝中羣臣產生了普遍的恐慌。
甚至連兩位輔政重臣姜太公與召公都沉不住氣了，準備馬上進行一次穆卜，向上天和神靈詢問武王的吉凶。
在後人的眼中，西周羣臣的恐慌似乎令人費解。
因為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明明寫道，武王伐紂滅商之後，君臣彈冠相慶，於是開國功臣們依次受封：
封姜太公於營邱，建齊國；封周公旦於曲阜，建魯國；封召公於燕，封弟弟叔鮮于管；封弟弟叔度於蔡……
為了向天下臣民昭示太平盛世的到來，周武王甚至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丟棄干戈，釋兵振旅。
如果司馬遷説的這些都是真的，那麼西周的王業應該像盤石一樣堅固。
即便周武王駕崩，在姜太公、周公、召公等開國重臣們的齊心輔佐之下，少主周成王也應該能夠順利地接過先王的權柄，將西周的國祚平穩地傳承下去才對。
可為什麼一聽到武王病危的消息，連久經沙場的姜太公都穩不住神兒了呢？
其實，肇建初創的西周王朝，在它太平的表象下有多麼脆弱，恐怕也就只有周武王的心裏最清楚了。
在推翻商紂，實現鼎革之後，重新回到宗周鎬京的周武王仍然整夜整夜地不能成眠。
看着憂心忡忡的王兄，輔政的周公旦請問道：
“您究竟為什麼事兒失眠呢？”
周武王的回答，原話是這樣的：
告汝：維天不享殷，自（姬）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史記·周本紀》
周武王的意思是，西周之所以能夠最終推翻殷商，是因為殷商君王在長期的荒淫無道之後終於遭到了天命的拋棄。
但是，這個相傳17世，存續了長達5個世紀的王朝之所以能夠享國如此長久，乃是上天安排了眾多賢才盡心輔佐它。
而如今肇建的西周王朝是否也能如它一樣受到天命的眷顧呢？對此，周武王心裏還沒有底。
就上面這一段周武王的回答，如果我們撥開上古政治傳統中神秘的“天命”學説，單從人事上着眼來分析，不難看出，周武王對西周國運與前途的憂慮，同西周王朝尚未獲得天下人的普遍支持密不可分。
那麼，究竟是哪些人最有可能成為西周王朝潛伏的敵人呢？
2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西周滅商的前事説起。
雖然周武王率領的軍隊在牧野同殷紂王交鋒並且取得了酣暢淋漓的勝利，最終推翻了殷商的統治。
但從商、周博弈的歷史軌跡看，西周滅商仍然是以小搏大，這個僻處西方的小國能夠推翻強大的殷商王朝並非純粹出於自己的主觀努力。
《左傳》記載：
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左傳·昭公十一年》
當殷紂王在位的時候，殷商王朝實際上面臨着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
在西方，經過太王、王季、文王等先君的持續努力，西周已經崛起；
而在東方，東夷諸國則趁着商朝國勢衰微的契機積極向中原挺進。
從商王仲丁時代，商朝就不斷與侵入中原的東夷國家發生軍事摩擦。到了帝乙和帝辛（即殷紂王）時代，這樣的軍事衝突更是愈發緊張了起來。
對殷紂王來説，他統治的商朝實際上處於東方的夷族與西方的周族兩向夾攻的不利地位。
從內線作戰的一般規律來説，紂王應該選擇一方作為決戰方向，為了保證速戰速決，需要集中力量向此方向進行投送，同時在非決戰方向則保留一定的力量以保障決戰方向的勝利。
究竟應該優先解決西周，還是解決東夷呢？
殷紂王最終的選擇是後者，把東夷選定為首要的打擊對象。
這個決定的做出可能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
首先，從地圖上看，殷商王朝的統治重心偏於中國的東部，因此它與東夷近在咫尺，雙方之間的戰略緩衝區極其有限。
殷紂王時代的東夷諸國中的奄國，它的國都甚至就是商王盤庚遷都安陽殷墟之前的殷商舊都。
所以，紂王選擇優先攻擊東夷，而對西周實行綏靖，該有遠交近攻的戰略考慮。
其次，相對於統一的西周，東夷諸國的政治勢力仍然呈現出明顯的碎片化特徵。
與其同強有力的西周進行一次以國運相搏的決戰，不如先將散碎的東夷諸國各個擊破，較為妥當。
很可能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殷紂王在山西太行山區的黎（今山西長治西南）舉行了一次大規模軍事演習以威懾西周之後，便迅速將商軍主力東調。
而正是這個決定直接導致了殷商的亡國。
因為當紂王將商軍主力（甚至包括精鋭的象兵部隊）投入到曠日持久的東夷戰爭中去以後，不但使得商朝的軍事實力大為消耗，同時新徵服的東夷諸國也沒能快速形成對商朝國力的有效補充（牧野之戰，東方戰俘的陣前倒戈就是明證）。
而在西邊，軍事壓力驟然減輕的西周卻不可遏制地坐大了起來（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孟津觀兵：一場籠罩着疑雲的聯合軍演》）。
以至於到了牧野之戰的前夕，殷紂王都來不及將商軍主力從東方回調，只能臨時拼湊了大批的奴隸與東南戰場上抓來的俘虜，匆忙應戰，由此造成了商軍陣前倒戈，商朝因而覆滅的最終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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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周能夠最終推翻商朝，同商朝選擇了錯誤的戰略進攻方向具有直接的聯繫。
在西周金文中自稱“小邦周”的周人在與“大國殷”的生死博弈中充分利用了發動進攻的突然性，一舉奠定了商周決戰的勝局。
雖然勝利到來得如此的快（根據《逸周書·克殷解》的記載，西周贏得牧野之戰僅僅只用了一天），但是以西周的弱小體量要想徹底消化掉殷商幅員廣闊的版圖與人口，在短時期內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事實上，武王伐紂之後，西周經此一戰所佔領的商朝領土僅僅限於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商王畿以及越過黃河以南的部分河南之地。
至於更遠的殷商國土則未能加以有效控制。
在東方，因為殷商王朝的垮台而驟然失去壓力的東夷諸國也沒有立刻對西周表示臣服，而是採取了暫時觀望的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龐大的殷商遺民羣體和敵我身份不明的東夷諸國隨時有可能在西周政權發生動盪的時候成為引爆戰爭的火藥桶。
當初，為了安輯殷商遺民，爭取他們對西周的支持，周武王在不斷地宣傳自己討伐殷紂是遵從天意，代天行誅的同時，又不得已做出天下為公的姿態，將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封為諸侯，任命自己的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輔佐他以便實施對殷商遺民的有效統治。
如果説武王之世曾經有過分封諸侯的舉措，那麼這次分封的主要對象，除了將殷商的王畿一分為三，交給武庚祿父、管叔、蔡叔三人進行管轄（史稱“三監”）之外，也就是象徵性地進行了一些“褒封”，即正式承認黃帝、堯、舜、禹的後裔及其世襲的土地為西周諸侯。
至於姜太公封於營邱，建立齊國，周公旦封於曲阜建立魯國，那絕不是周武王時代能夠實現的目標。
因為這時的營邱和曲阜還分別是東夷諸國中的薄姑和商奄兩國的都城，根本不在周朝的勢力版圖之內！
剛剛滅掉殷商的西周，它對東方領土的治權就像建築在黃沙之上。
只要上層建築稍有動搖，隨時都有分崩離析的危險。
但不幸的事最終還是發生了：周武王病死了，他的兒子，尚未成年的周成王根本控制不住這樣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
一場決定西周生死存亡的叛亂——“三監之叛”即將爆發，而這將是輔政大臣周公旦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政治考驗。